执业医师马静与河医

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起始靠在村子里的私垫中教书糊口，后随姐夫经商记账，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徐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要，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喝痛”也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徐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心理惨遭巨大耀残的悲剧式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当他要去考试时，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癫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意！好了！我中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可以荣华富贵，受人尊敬，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地腐蚀着文人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知县汤奉和南昌太守王惠都是贪官的典型。这些官吏凭借科举入仕，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不堪。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地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国人说：“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聚，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的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拥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言外之意很明显：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威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借他的口押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书中另一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敢于怀疑权威，对解说儒家经典的权威朱素提出大胆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同时，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妄，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