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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在新征程中必须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 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少数人还是所有人？ 什么样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才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顶尖创新人才？
近日，石忠英接受采访，为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独特视角的理解和分析。
1、拔尖的创新人才不等于天才，才华高的人不一定是成就斐然的人。
记者：拔尖创新人才是时下的高频词、热词。 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
史忠英：我们通常所说的“拔尖创新人才”主要指拔尖人才，即对各行各业的发展起到表率作用、处于人才库顶端的领导者。 但严格来说，“一流”和“创新”并不完全重叠。 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为社会提供创造性思想、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人，才能称为创新人才。 因此，拔尖人才只有少数，但创新人才却可以很多。
但从顶尖创新人才的概念来看，它既包括顶尖人才，也包括创新人才。 因此，如何理解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还需要更多的讨论。 但总体来说，顶尖创新人才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优秀人才、创新人才的渴望和需要。
记者：顶尖创新人才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才”、“超常孩子”有什么区别？
石钟英：一般来说，天才主要是指具有较高才能的人。 经验观察和智力测量都表明，人们的才能确实存在差异。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能否成为杰出人才、杰出人才甚至社会顶尖人才，取决于天赋，天赋只是影响后天努力、时代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因素之一，和生活。 其他诸如理想、价值追求等因素都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在培养顶尖创新人才时，充分考虑人才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天赋高的人不一定是伟大的成就者。 从天赋到成就，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很多。
对于青少年来说，还不能称之为人才。 只能说，他们是人才的萌芽。 教育者可以将他们朝着拔尖创新人才的方向培养。
记者：您如何看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
石忠英：当前，教育系统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思考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这是一件好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面临着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比如，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应的资源条件，但客观上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我们应该做什么？ 又比如，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其独特的规律，即有一些“不这样做，顶尖创新人才就出不来”的基本原则。 但今天，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出顶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规律，还没有形成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 这也是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培养顶尖创新人才是时代课题。 如何回答这个时代问题，需要从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培养顶尖创新人才应鼓励多元化探索
记者：从国内外经验来看，顶尖创新人才一般是如何培养的？
史忠英：教育行业一般有两种培养模式：一是通过教育选拔，选拔同年龄段中少数资质相对优秀的学生，对其进行专项培养，帮助他们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一是为所有学生提供自由、富有挑战性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顶尖创新人才。
这两个模型分别基于两个假设。 前者认为顶尖创新人才主要受个人才能影响，主张选拔具有突出才能的学生。 后者是多元智能的概念，它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他人不同的才能，每个人都是潜在的顶尖创新人才。 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顶尖创新人才。 这两种模式哪个更好？ 现在很难判断。 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哪种模式更好。 可以肯定的是，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观念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也有学科本身的因素。 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工程化”的系统。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人们常说，顶尖创新人才有时不是“拔出来”的，而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所以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可能比给少数人一个机会更重要。 如果过早地将一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从而剥夺了其他学生享受这些资源的机会，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对顶尖创新人才的需求而言，我想我们不妨双手抓住，两条腿走路。 在缺乏有效模式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实验尝试，鼓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元化探索，是非常现实可行的。
记者：当前，拔尖创新人才综合培养备受关注。 你怎么认为？
史忠英：大学希望参与小学和初中的教育。 我认为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人才培养本质上是一个系统。 在回答“培养谁、如何培养、为谁培养”的教育根本问题上，大、中、小学都应该回答同一个问题。 然而，教育也是有阶段的。 由于观念、体制等各种原因，总体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和衔接还不够。 这是客观现象。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互相理解不够，配合不够。 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必须思考如何打破各级学校之间的制度障碍，提高各级学校培养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的一致性、连贯性和连通性。所有级别。 在这方面，大学必须发挥引领和引领作用。
记者：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清华大学的传统。 清华大学在加强学科衔接和融合方面有何经验？
史忠英：应该说，在培养学生拔尖创新能力方面，清华大学与清华附中、附小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大、中、小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文化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致性。 例如，清华附小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鼓励好奇心、求知欲、探索精神、合作精神的学习环境。 人们普遍的印象是，清华附小的学生学得活泼、主动、学得深。 清华附中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在学校的支持下开设了许多探索性的项目式学习课程。 清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高度重视学生的科研兴趣、方法和实践，鼓励学生选择一流课题、做出一流贡献。
说到体验，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长期以来，清华附中、附小主动服务学校，学校也积极服务清华附中、附小，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 许多大学也有自己的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但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在教育上保持着一致的方向，在教学上保持着充分的交流与合作。 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充分利用学校师资、实验室等资源，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校争创一流。 整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案例恐怕并不多。
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首先是培养“人”，再是“人才”
记者：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大学的力量。 如何与大学合作？
史忠英：目前很多大学愿意举办基础教育论坛，但主要是为了大学招生，没有起到让大学老师和中小学校长、老师坐下来讨论和研究的作用。发展基础教育。 希望这些论坛的功能能够得到拓展。 例如，大学可以谈谈如何理解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希望基础教育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基础教育界的校长和教师也可以在论坛上介绍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和评价方面的改革。 这除了有助于加强两方沟通外，还可以化解一些对大学基础教育的刻板印象。 许多大学老师认为，中小学校长和老师非常重视成绩，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 说实话，大学老师只要走访中小学，与校长、老师交谈，就可以减少这种刻板印象。 事实上，在任何中小学，校长和老师不仅关注学生的表现，还关心学生的行为习惯、学习方法、道德发展和人格形成。 然而，这些最能代表教育内涵的行为却往往被模糊化、边缘化。 能被人看见并不容易。
这些基础教育论坛可以增进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培养和凝聚顶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共识。 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许多院士、著名学者和高校青年教师愿意深入基础教育第一线。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现象。
记者：您指出，基础教育并非没有探索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但由于评价等原因，大学和社会对其了解不多，认可度不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史仲英：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基本路径，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 大规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继续推进高考招生改革。 当前，高考改革从以知识为中心转向以质量为中心，招生改革从统一招生转向以统一招生为主，同时根据人才需求实行分类多元化招生是大趋势。训练。
虽然我不是高考专家，但我也看到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学生的知识分析能力、应用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也是事实。 倒逼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 此外，国家还支持实施多项特殊渠道招生计划，高考招生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为广大考生提供了多种选择。 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和可喜的变化。 基础教育界的同志和家长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用过去的老方法来应对今天和明天的高考，无异于船上找剑。
记者：正如您所说，当前，培养顶尖创新人才需要政策调整甚至突破。 应该有哪些原则和底线？
史忠英：原则和底线就是教育的原则和底线。 必须体现教育规律，真正考虑学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先“育人”，再“育人”。 “人”是第一位的，“人才”是最后的。 先“成人”，再“才”。 我们在实施这些计划时，不能把我们选拔出来的少数学生贴上“人才”的标签。 我最担心的是，在实施这些项目时，这些中小学生会被提前戴上“人才”帽子，这很容易对他们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俗话说，百试百炼成钢，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只有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困难、挫折和失败后才能“锻造”出来。 顶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很少完全靠人才来实现。 往往是那些最能吃苦、最能坐板凳、最能冒风险、最能坚持的人，才能最终脱颖而出。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不宜鼓励成长、急于求成。
4、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教学和文化土壤的变革。
记者：芬兰、美国等国家被誉为创新人才高地。 他们在培养顶尖创新人才方面有何经验？
史忠英：从我对芬兰、美国等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际观察和认识来看，我认为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 在这些教育发达国家的课堂上，教师真正把核心能力放在教学的核心，非常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自由提问，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逻辑性、对教材的看法。 对材料等提出质疑，不断引导学生思考自己适合什么、将来想做什么。 在他们的课堂上，教学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控制的过程； 知识更多时候是思想的材料，而不是思想的目的； 老师向学生提出的问题，即使听起来无理取闹，他也非常重视，不会轻易发号施令或禁止，更不会冷嘲热讽。
可以想象，从这种教学文化中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是愿意思考、能够思考、喜欢思考的孩子。 如果他们不理解内容或回答错误问题，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种教学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论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会逃避，不会害怕。 他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所追求的创新意识、能力和精神的培养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吗？
现在，我们的教学质量观念需要进一步转变。 我们要让教学真正围绕学生的成长来设计，让孩子们质疑、想象。 知识的价值在于滋养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束缚我们的心灵。 对此，我们的教学文化也需要进一步变革。 现在很多学校都非常重视学校文化建设，但主要注重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的设计和再设计，往往忽视教学文化。 这个问题今后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
记者：我们观察到，家长对目前一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非常关心，也有些焦虑。 你怎么认为？
石忠英：我认为这些项目的出现有深刻的时代原因和现实背景。 从时代角度看，体现了这个时代全社会和国家建设对顶尖创新人才的强烈需求。 从现实背景来看，也反映出教育界对现行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的不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高考统一招生之外开辟新路径，为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新赛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设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示范意义。
这些顶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设立，可能会引发新一波家长的追捧热潮，研究他们的选拔标准，帮助孩子脱颖而出。 听说有的家长想尽办法找到这些项目的负责人，请他们给孩子检查、指导。 这些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人才观念上还没有完成现代转变。 现代人才的概念必须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 中国传统社会太热衷于将人与孩子进行比较。 我认为这种人才观念是错误的。 只要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勤奋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我认为他就是人才。 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孩子如果不能上这些顶尖的创新人才班，并不意味着他将来就不会成才； 即使孩子参加了这些顶尖的创新人才班，也不意味着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人才。
五、坚定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自信
记者：对比国外的经验和传统，您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找到自己独特的顶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石钟英：答案是肯定的，既是可能的，也是更有必要的。 顶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国家的“稀缺人力资源”。 虽然在培养顶尖创新人才方面，我们需要向国际学习，促进教育、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也需要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自信的精神，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加快建设我国自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在能否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问题上，一直存在文化自卑观，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创新基因，无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因素，产生了举世公认的文明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依托自身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拔尖创新人才。各行各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基于这些史实，我们要树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文化自信。
坚定培养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的文化自信，要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观、成功观、教育观的重要论述，夯实理论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思路。 和方法指导。
其次，要对我国传统的人才观、成功观、教育观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结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进行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再次，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和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和经验总结努力掌握社会主义条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法律法规。 典型经验，同时也总结和反思一些失败案例和教训。
最后，要立足全球视野，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基础问题、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将研究与改进培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顶尖创新人才培养. 模型。
【石钟英：长安街读书会会员、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注：本文经授权发布，已被“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政协、北京日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国家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栏目同步），转载须注明出处和作者为“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
编辑：邱士毅； 初审：程子谦； 点评：李宇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