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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不庆祝武汉封城两周年”美媒阴阳怪气质问，翻车了
湖北成人高考语文答案2年前，为了紧急应对于2019年12月突然出现在中国武汉市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在2020年1月23日对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几个月后，在武汉与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这场疫情终于在武汉被成功扑灭。
但我们也没有忘记当时武汉以及整个湖北被病毒夺去的4500多条人命，以及当时医疗资源严重过载而因其他病症逝去的人们。两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强有效的防疫政策下，中国境内再未出现过武汉那种恐怖的疫情规模。除了2021年初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逝去的2条生命外，我们至今再没有其他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这是对武汉与湖北的逝者最好的告慰。
然而，一家常年敌视中国的美国媒体，却在武汉“封城”两周年之际抛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质问中国说：武汉封城两周年了，你们怎么还不张灯结彩庆祝一下？
这家媒体，正是前不久曾刊文将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比作“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纽约时报》。
如下图所示，在一则于北京时间1月24日凌晨3时发布的贴文中，《纽约时报》写道：
“武汉， 2019年末最早出现新冠肺炎的中国城市，在两年前的这个周日开启了世界上首个新冠封城措施。但就像去年那样，官方并没有张灯结彩地庆祝这一封城周年日。”
从报道的正文来看，这篇由《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撰写的文章，虽然看似是在陈述“事实”，但其却在行文措辞中暗藏着两个信息：1、中国官方在刻意淡化这一时间点；2、全世界的疫情，都是武汉引发的。
当然，这两个信息点全是失实的。
中国官方并未淡化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个时间点。比如去年1月23日，包括中国红网在内的一众中国媒体就曾在这天回顾了武汉那场始于2020年1月23日的疫情阻击战。
至于疫情在全球扩散并持续至今，到底是已经告别疫情近2年的武汉的责任，还是“累计感染人数”和“累计病死人数”持续“世界第一”、还不断编造谣言的美国所致，答案已经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这篇阴阳怪气的有关武汉“封城”纪念日的文章，在境外的社交网络上也遭遇了“翻车”。因为不少外国网民无法理解《纽约时报》为什么认为中国官方应该“张灯结彩地庆祝”（no fanfare）那样一个危难的时刻。
有网民更反问该报说：请问全世界有其他地方在欢庆他们的封城日吗？
其实，就像耿直哥在本文开篇时所说，对2020年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以及武汉当时的牺牲与付出最好的纪念，就是武汉之后我们没有再让疫情失控，没有再让大量的生命被病毒夺去。
不像《纽约时报》所来自的那个国家。虽然该国的新总统去年初上台后没多久，就带着全美国大搞了一场“烛光纪念会”，说是要悼念疫情中逝去的50万条生命，可如今该国的死亡人数，却已经逼近90万了……
毕竟，纪念，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走出困境和战胜困难——而不是为了，作秀。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曹飞 题图来源：朱瓅 摄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环球时报 耿直哥
二、沉浮汪潮涌：早慧少年，错配人生
2018成人高考语文试题文 | 于丽丽
编辑 | 刘旌
汪潮涌最近的一次对外互动停留在10月19日。
这一天，坐拥525万粉丝的他，颇为意外地连发了20篇微博。尽管基本都是和信中利有关的获奖、融资、挂牌等利好消息。但之后，则戛然而止，断更至今。
作为中国第一代投资人，汪潮涌和他创办的信中利曾如时代的宠儿，长期活跃在媒体和投资行业。他对信中利的英文命名：China Equity Group，也足以表征他曾经的行业身位和时代野心。
但过去多年，江湖已少有汪潮涌的传说。时有出现时，也更多伴随着诸如“梦碎”“折戟”之类消极字眼的标题。
在外界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在一代又一代商业浪潮中，逐渐黯淡的商业故事。毕竟，如今的汪潮涌也已56岁，信中利也是一家22年的老牌机构了。能真正穿越周期的投资人和基金委实不多。
直到一则消息： “老牌百亿私募信中利创始人汪潮涌失联”。 而后传出的一张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拘留单显示，汪超涌（他的本名）涉嫌职务侵占罪，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21年11月30日将汪超涌羁押至朝阳看守所。
36氪联系了信中利的对外部门，截至发稿暂未得到回复。此前有其内部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层面目前未收到任何公检法机关的相关通知，没办法确定汪总汪潮涌的状态。但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信中利已紧急停牌。
关于汪潮涌的未来命运，还有待司法机关的进一步表态。但一些接近或了解汪的人告诉36氪，在如今的金融监管态势下，过去数年信中利的诸多选择——比如挂牌新三板、借助高杠杆、控股上市公司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动作，就已注定了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游戏。
艰难的六年
故事的结局，或许在六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就已写就。
2015年10月23日，信中利挂牌新三板，市值一度突破百亿。事后来看，此时几乎是私募股权基金挂牌新三板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前，以九鼎为代表的一批本土PE基金已率先试水新三板。
如今来看这是一步错棋。姑且不论新三板常年为人诟病的低流动性，一家股权投资机构本身就无上市的必然。即便我们放眼全球，除去黑石、凯雷等屈指可数的超头部机构，大多数的私募玩家绝不会让自己上市。因为这意味这它们必须定期接受来自投资人的严酷考验，而这与基金的“长期性原则”存在天然抵触。
上市7个月之后，汪潮涌做出了一个更激进的动作：以1亿左右的资金撬动16亿的杠杆，高溢价收购壳公司惠程科技，试图将私募平台注入上市公司。这被认为是信中利试图模仿九鼎借壳上市的模式。
但此时，这一波中国本土PE狂潮已风雨飘摇。36氪曾在“沙滩上的九鼎”一文中表达过，2016年之后，挂牌新三板的本土PE都个个宛如“被封印的蚂蚱”。更何况是更晚入局的信中利。
这一年的9月，证监会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细则，增加“借壳上市”的触发条件，其中财务条件在资产总额的基础上，补充规定了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净额、发行股份、主营业务等多项条件，触发上述任一条件，即视为触发“借壳上市”的财务条件。
同时更明确指向打击定增套利行为。针对游戏、VR、影视、互联网金融等轻资产的跨界并购监管审核趋严。为规避政策审查风险，信中利再次通过外借的杠杆资金，全现金支付收购。信中利分两步，先是利用其和惠程科技组成的并购基金收购一部分股权；然后再利用上市公司收购其余股权。
对信中利来说，这无异于“双杀”。一方面，它以重金完成了对惠程的并购，但又因为监管的趋严，实际上失去了二级市场融资的所有通道。
而后，汪潮涌又围绕惠程完成了两笔高溢价收购。但从后来的事态来看，都没有扭转惠程和信中利的颓势。时至2021年，惠程科技前三季度的营收仅为2.37亿元，同比下滑64.95%。汪潮涌的资金困局日渐凸显。
经过一系列繁复的辗转腾挪，今年5月，惠程科技发布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公告，称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3个月后，信中利发布公告称，中驰惠程所持惠程科技比例降已至5.77%，为惠程科技第二大股东。
汪潮涌终于梦碎惠程科技。
“VC＼PE上市、甚至还要借壳上市，从来一个都是危险的选择。”一位接近汪潮涌的投资人对36氪表示，这是信中利做出的最错误的选择，也让它在过去六年里不断为之所累。
“信中国，得盈利”
从年头上来看，信中利是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创投机构之一。
在它成立的1999年中旬，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的、市场化的创投基金。此时距离如今各自峥嵘的红杉中国、高瓴的成立年份也还有5年。
汪潮涌曾说，“信中利”三个字取自于他与巴菲特的一次见面。那是1996年，巴菲特对他指点道：相信中国，投资才能获利。
而此时的汪潮涌意气风发。他是典型的早慧少年：：15岁时即从李时珍的故乡、湖北黄冈蕲春考入华中理工大学。19岁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批MBA中最年轻的学员。20岁赴美留学。22岁时加入摩根大通，曾担任美国摩根士丹利中国区负责人。33岁被国家开发银行聘为顾问。在华尔街，他被称为：“华尔街中国神童”。
在创办信中利的早年，他也曾收获了累累硕果。比如早期投资百度因此大赚120倍；每股低于1美元价格PIPE投资搜狐；乃至他还是中国最大民营影视传媒公司——华谊兄弟的首轮投资人。
汪潮涌曾对媒体总结过信中利的“两手战略”：一个是硅谷战略，一个是巴菲特战略。早期专注投高科技互联网，以硅谷模式为榜样，是硅谷战略。规模到一定程度后，以产业投资、并购重组为目的、战略，即巴菲特模式。
但许多的商业故事就是这样：起个大早，可能更易赶个晚集。
据36氪了解，截至2020年末，信中利在管基金36只，累计认缴规模161.25亿元，在管实缴规模112.01亿元。放眼如今的中国行业，如此规模实属平平。而自2018年之后，信中利的投资数量就开始骤减，其宣布募集完成的也多为垂直领域的小规模专项基金。
更直观的莫过于，在过去几年，信中利几乎没有任何名声响亮的项目。“这是一家上古时代的机构了吧。”当36氪向一些人民币市场的出资人时，一位LP如此回复道。
有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是：2014年8月，在河南郑州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汪潮涌曾与张磊和沈南鹏有过一场对话。其时他说道：“我觉得沈南鹏和张磊代表了两种投资的阵营和策略，而我们在他们之间摇摆。”沈南鹏听罢当即指出：“你的理解是错的。”“感觉潮涌需要更新自己、需要Upgrade（升级），我们也做VC、PE”。
后来这一幕被好事的媒体称为：“沈南鹏向汪潮涌提出严重批评：你该升级了”。当然，这个标题过于刻薄了。
如要评判过去22年的信中利，除去个案决策的得失、时代的际遇之外，有人认为更应探究的这家机构的“源头问题”。
长期以来，美元和人民币基金在投资行业被视为两个物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元的出资人更长期，因而投资决策更从容。但除了短暂地声称要募集美元基金之外，信中利长期以来都是典型的人民币基金。
这导致了一个汪潮涌时常会说起的遗憾：2001年，汪潮涌曾因为基金存续所限错过投资阿里。在上海遇见马云时，他表达了投资想法，但当马云问他的投资时间多久时，汪潮涌回答：一般是五年。马云摆摆手说，那你不要投资我们，未来十年我不打算上市，也不打算盈利。就这样，信中利错过了阿里。
“潮涌自己是典型的华尔街背景，但偏偏信中利却走了典型的本土基金路数”。一位与汪潮涌相识多年的投资人向36氪强调，“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配”。
“人生就像打高尔夫”
这几年，汪潮涌已经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偶尔出现时，大多数也伴随着“折戟”“ 梦碎”一类暗淡的词语。
2019年初，汪潮涌在一篇如今仍被他置顶的微博里讲道：三年前，之所以去爬乞力马扎罗山，是因为受到某种感召。“感召来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书中有一具在山顶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汪潮涌不明白这只豹子意味着什么：是无人可至的孤独？还是无休止的探索？
没有人知道汪潮涌后来有没有找到答案。
他前半段的人生中，正如前文所述的零星片段——他确实抵达过很多人不能企及的高处。
1987年，年仅22岁的汪潮涌经过20多轮的面试程序进入了摩根大通。他和夫人李亦非的结合，被华尔街认为是“两个优秀青年的完美结合”，被朋友认为是“永远都像在初恋。”
关于李亦非的关键词，也是一种典范人生。13岁时即获得全国青少年太极拳武术冠军；参与《火烧圆明园》、《神秘的大佛》等电影的拍摄；37岁 成为《财富》第一位中国女企业家；2001年则获选《财富》杂志年度评选的50位国际商界女强人。
如今有两封关于汪潮涌的信件在网上流传。一封是写给他的老师的《我的恩师赵家和》，一封是写给他的母亲的《母亲的寒冬》。两封信件，都能拼凑出他艰苦卓绝的少年、趁早成名的青年，以及那个年代生人的种种人生奇遇。
今年10月，信中利宣布了一个很贴合热点的新闻：其旗下绿色双碳主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式启动募集，首期目标规模20亿元。但这则新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在早年的一次接受采访中，汪潮涌说：“人生就像高尔夫一样，不可重复。每一段的生活旅程跨出去之后，就不可能再反悔。就像球打出去了，不可能再收回是一样的道理。”
（感谢黄祝熹对本文的特别贡献）
三、周波：亚丁湾护航13年，中国海军不只打击了海盗……
湖北成人高考语文答案“呼叫，呼叫，这里是中国商船广东号，我们受到了海盗袭击。”
“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刻停船，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刻停船。”
这是电影《红海行动》里的一段对话。对于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来说，这样的求救声并不陌生。
13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海军第一批索马里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军港启航，到达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正式开始护航。迄今，中国海军已先后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39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超1457批次。
亚丁湾护航工作，对中国海军建设意味着什么？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海上冲突，我们的护航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中国论坛执委、CGTN评论员韩桦对话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从亲身经历讲起，回顾中国海军13年护航历程。
打击海盗是在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履行国际责任
主持人 韩桦：周波老师，您好。欢迎做客中国论坛。1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8年的12月26日，中国正式出兵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为什么要去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嘉宾 周波：当时亚丁湾以及索马里盆地的海盗非常猖獗，因此联合国授权各国海军可以进入索马里的领海打击海盗。联合国在2008年6月颁布了“1816号决议”，中国海军出兵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授权，否则你怎么能进入别人的领海去打海盗呢？
但是中国执行联合国的任务，不光是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也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巨大利益和国际责任，具体来说就是保护本国的商船和船员安全，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船舶护航。迄今为止，我们护送的7000余艘船舶中有一半是外国商船，换句话说，中国海军编队，用了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
说到海运，这对中国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中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因此中国的海上贸易量是非常大的。90%以上的贸易其实是在海上运输的，因此对中国来说，海上贸易的安全与否，对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海上航道的正常且通畅。
韩桦：但是海上航道的安全保护，一定要动用军队吗？这算是中国海军首次亮相全球吗？
周波：海上交通要道的保护，必然动用海军，但是你刚才确实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赴远洋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在此之前，中国海军也进行过环球航行，但那更多是一种礼仪性访问。但是这一次，在专业术语上讲我们把它叫做“非战争军事行动”，针对的是非传统威胁，比方说恐怖主义、海盗、贩毒…这些威胁。
韩桦：非传统威胁和之前在全球进行一些礼仪上的亮相，是完全不同的。您能不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中国海军去执行护航任务，它所动用的军力、护航方式、活动范围，是怎样的呢？
周波：中国军舰出兵亚丁湾，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中国的舰队特别庞大，连续13年，我们每次都不低于三艘军舰。有人也许觉得三艘军舰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同时动用三艘军舰去远海执行一个任务的话，这已经算是一件不小的事了，何况连续13年里都是这样。我曾经负责过亚丁湾护航国际军事协调，我知道像北约这样庞大的军事集团，在那个地方有些时候也就一条军舰。所以我们连续不断地派三艘军舰是非常大的规模。
实际上我们的海军不光是在亚丁湾护航，也到索马里以东去护航。所以我们把亚丁湾和索马里以东一共划为7个区域，分网格状地、不间断地进行巡逻和护航。但我们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亚丁湾，这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条战略要道，它直接通过红海连接了地中海，也是航运繁忙的海域。所以我们主要是在亚丁湾曼德海峡里，大概长达600海里的一个区域进行护航。
韩桦：这13年来，中国就没有间断过，一直在派出军舰进行执行护航任务吗？现在亚丁湾还有那么多海盗吗？中国还要继续执行护航任务吗？
周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亚丁湾海盗最猖獗的时候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大概持续到2013年的样子。我参加过很多国际军力协调会议，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难忘的事情。
总体来讲，海盗最猖獗的时候就是从2009年到2013年左右。海盗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有人类开始就有海盗，很难把它完全打干净。尽管有些时候海盗好像比较消停了，但只要你一走，他就有可能来。
另外，因为这些海盗是小而分散的组织，所以随时有可能会再出现。有时候表面上看是一艘大渔船，但如果你稍微放松点警惕，它就可以放下几艘小的快艇，渔船就变成了一艘海盗的母船，然后这几艘小快艇高速去劫持商船，所以海盗这个问题很难完完全全打干净。
但是2014年之后，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海盗现象的的确确已经大为减少了。但中国海军还在始终不停地出兵亚丁湾护航，其中有反海盗的强烈因素，同时也有保护我们自己海外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因素。因为印度洋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利益不仅仅在我们周边，实际上已经无处不在了，那么对中国海军来讲，我们必须要这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确保它的安全。
“我们必须把会议搬出第五舰队”
韩桦：您刚刚也讲到，共同打击海盗不光是中国海军，也有其他的力量参与，比如北约、欧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力量，及一些其他独立护航国家，中国海军跟他们之间有没有配合？如果有，是如何进行配合的呢？
周波：中国海军同各国海军的协调其实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把其他国家的海军分为两个层面，一类是集团性质的，比方说北约、欧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力量，当时多国海上力量有25个国家参与。另一类是独立护航国家，比方说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等，最高峰的时候共计25个国家直接参与亚丁湾护航，所以这种协调工作是每天都在进行的。
中国是独立护航国家，我们是在一条长达600海里的东西向航线上护航。其他国家大部分是在我们航线以南、一条长500海里的“国际通行走廊”上进行护航的，所以我们是两股道，但是相距很近，因此这种协调也是必须要经常进行的。
还有我们实际上是共用一个平台，欧盟亚特兰大行动指挥部在英国的Northwood总部设计了一个加密网站叫水星网站，上面实时交流情报和反海盗的信息。这些加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少有的、国际军事力量为了消灭共同威胁协作的案例。
韩桦：您说到了护航执行任务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这需要事先大家商量好吗？事先是怎么谈的？谈完了之后在行动当中的协调，有没有一两个例子或者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周波：像北约和欧盟这些本身是集团性质的，但是每次出兵不一定说每个国家都出兵，可能有部分国家出兵，这一次是这几个国家，下一次是那几个国家，所以它是轮换着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难忘的事情。2011年，中国商船富城号遭到了劫持，在解救过程中，印度军舰、北约的土耳其军舰，包括美国的邦克山号巡洋舰，以及中国军舰，都赶赴现场，最终成功解救了中国的商船富城号。
所以我也曾在国际军事协调会议上多次感谢印度。现在中印关系有些障碍，但在印度洋，印度军舰也曾经帮助过我们，同样中国的军舰也为印度商船提供过护航。营救富城号是一个国际护航合作的经典案例。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跟北约的关系似乎比较微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把中国一会儿称之为机会，一会儿称之为挑战。最新的一次讲话里，他更多地把中国称之为挑战。某种意义上也不难猜想，因为现在中美关系比较差，美国一心想把它的盟友绑架上战车来对付中国，北约当然是它最借重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过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对此有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过去北约在中国的形象的确不好，但从亚丁湾护航开始，中国和北约的关系出现了曙光。在亚丁湾我们都共同执行同一件任务，而且也是国际人道主义任务。2009年，北约编队的指挥员Steve Chick准将，是个英国人，提出来要见我们编队的指挥员，当时我们的编队指挥员是王志国少将。经过上级的批准，双方在海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从此之后，中国和北约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常态化的正常发展，不光是双方在海上有接触，双方总部之间也有正常的接触。我们之间有定期的互访，我们也派人员到北约参加过有关的培训。所以今天我们对中国和北约的关系还是抱有期望的，希望北约真像它自己过去所说的那样，不在亚洲发展它的盟国。北约曾表示不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持有立场。
2012年，“郑和”舰在亚丁湾海域与“烟台”舰会合，进行战斗联演
韩桦：您刚刚讲到了中国和印度，甚至包括土耳其海军都有合作，营救我们的富城号商船，那么我很好奇，中国海军跟美国海军在反海盗、在亚丁湾护航上有没有合作呢？
周波：的确有的，实际上我第一次去中东巴林开会的时候，是到美国的第五舰队里边去开会。
韩桦：是在船上开会吗？
周波：不，在第五舰队司令部里面开会。第五舰队司令部里专门划分了一个区域，就是“多国海上力量”区域。但那次开会给我们的感觉并不太好。我们正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突然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有人叫“司令到”，这个时候第五舰队司令哥特尼中将就进来了，豪言壮语一番之后扬长而去，大家就站在那儿听着。
韩桦：当时大家都穿着军装？
周波：对，站起来之后，他说大家请坐，豪言壮语一番后扬长而去。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感觉都不好，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联合国授予的任务，是独立护航的国家。我不可能听你美国第五舰队的指挥，不可能在第五舰队的总部里听你第五舰队司令做指示。因此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和多国海上力量的副司令Tim Lowe准将交涉这个问题，他是英国人，我当时跟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个会议搬出第五舰队。他说搬到哪里去？我说搬到巴林首都麦纳麦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在第五舰队里面。
最后他妥协了，同意把这个会议从此之后搬到英国俱乐部。英国俱乐部是一个海外俱乐部，但并不完完全全是英国人，而是会员制。在那个地方，会员都可以进去，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韩桦：这样就不是主权关系了。
周波：对，因为在第五舰队里，还有一个让我不愉快的感觉。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美军专门派一个膀大腰圆、一看平时就是经常健身的黑人小伙子陪着我。他很客气，一路笑呵呵的，我也脸上带着笑，但心里是极其不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不能在第五舰队里“享受”这样的待遇，所以我们必须要搬出去。
亚丁湾护航是我们走向蓝水的开始
韩桦：您刚刚说到中国军舰甚至要到索马里的领海去执行护航任务。根据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样的话我们要进入到别国的领海，有没有什么冲突？
周波：你的问题非常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这是联合国赋予的任务，而且联合国授权各国海军进入索马里的领海打击海盗。因为索马里常年战乱，从1991年开始就进入内战状态，到了2009年左右，10多年的时间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它管不住自己的领海，海盗在那儿活动非常猖獗。因此联合国专门授权各国海军可以进入索马里领海打击海盗，我们出师是有名的。
韩桦：您刚刚也讲到，这13年来，中国海军的护航任务也慢慢常态化了。其实护航任务也好，远赴印度洋也好，已经超过了打击海盗这么一个单一任务。那么您认为中国海军在未来将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上贸易利益，并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周波：我自己曾在中国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中国海军出征亚丁湾的2008年称为蓝水海军的元年。根据海军的活动范围，可以分为黄水海军和蓝水海军（brown water and blue water）。比较中国的海陆空三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功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空军也是参战的，而且打得很不错。
相对来说，中国海军打的仗不是特别多。1974年，中国海军打了西沙保卫战，它的对手是南越海军。当时我们4条军舰加起来，吨位还不如南越最大的一艘军舰大。当然还是我们赢了，但情况就是那样。
现在中国海军军舰数量加起来比美国的还要多，当然我们的排水量加起来不如它大，我们的航母没有它多，但是我们的数量的的确确超过了美国海军军舰的数量。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解决我们周边的问题，无论是南海岛礁的安全，甚至包括台湾问题，都不需要那么多的军舰，因为这也不光是海军一家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之所以要有这么多的军舰，包括发展航母，因为我们要走向远洋，这和我们巨大的国家利益相关，也和我们作为大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相关。
实际上除了亚丁湾之外，我们的海军不停地在新的水域出现。但亚丁湾护航是一个契机，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走向了远洋。刚开始我们一次护航是3-4月时间，后来我们1个编队在海外的活动时间可以长达8个月以上，去的时候一路就在训练，等完成了任务之后，已经开始进行全球航行了。这对我们的装备也是一个检验。我们的官兵对国际水域越来越熟悉，我们中国海军就是从亚丁湾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蓝水的。
韩桦：您刚刚讲到了军舰的数量，CNN也有统计报道，到2020年底，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质量上面还有待提升。同时从亚丁湾护航开始，中国海军的人员素质也得到了很大、很好的锻炼。您认为在亚丁湾护航，包括在索马里打击海盗，中国海军得到了什么样的具体锻炼？在人员素质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提升，能够让我们蓝水海军的建设更加强大？
周波：人员素质提升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我们第一批编队去亚丁湾护航时，全体官兵124天没有下军舰，这对人的精神和意志其实是极大的考验。
因为在海上面临独特的高盐、高湿、和高磁场环境，军舰上有很多电子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船员的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考验也非常大。我们刚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正常地下舰，正常地参观，正常地访问，因为海军官兵也需要休息和调整，装备也需要补给。
护航对中国海军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因为我们已经护航13年了，现在你随便问一个海军军官，最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参加过亚丁湾护航吗？”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我参加过”。如果一个作战军官没有经历过亚丁湾护航，恐怕他的前途都会受到某种影响。
韩桦：作为一个海军军人的履历是不完整的。
周波：对，不完整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中国也举办了以我们为主的国际反海盗协作会议。我们就曾经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举行过国际护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不是一般学者的研讨，都是管事的人来参与，包括欧盟海上亚特兰大行动指挥部参谋长，美国多国海上力量参谋长都来开会。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从海军副司令丁一平用英文致辞到两天的活动结束，整个过程全部是用英文进行的。
当然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官兵也是经过挑选的，但不管怎么样，能挑出这些人才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后来我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同欧盟的亚特兰大行动指挥部参谋长哈斯兰分享，他说他看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未来。他自己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只是你不问他，他不说而已。
护航舰队参与撤侨任务
面对印太压力，中国该如何应对？
韩桦：这个例子确实是蛮生动的。您刚刚讲到陆军是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长起来的，空军经历过像朝鲜战争这样的硬仗，但是海军始终没有经历过那样一种战争的磨练。但他们通过亚丁湾护航以及打海盗，在和平时期有这样一种历练是非常好的。除了官兵之外，您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军舰在世界很多海域执行任务，那么中国的航母会不会有一天也开到印度洋去？
周波：那是必然的，因为航母本身就是一个远海作战平台，我们不可能设计或者制造那么大的航母就在家门口转，所以将来，中国航母一定会出现在全球的公海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两艘航母，在太平洋里训练也是越走越远，都已经开始出第一岛链了，所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韩桦：没想到您给的答案这么斩钉截铁，再结合刚刚讲到的中国海军官兵素质的提升，现在国际媒体又开始说，中国海军的影响力好像都超过了中国陆军和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代言和先锋。
刚才谈到印度洋，美国也已经聚焦印太，在不遗余力地企图打压中国，甚至在太平洋发起了AUKUS。有人说这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海军该如何应对呢？
周波：我先回答你前面一个问题，我们的海军的确发展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及火箭军，发展得也都非常好。但人们看到的可能更多是海军，因为海军是个国际化军种，军舰很大很漂亮，在海上航行当然比一支步枪要显眼的多了，所以人们可能更关注海军。你讲的既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国海军。
因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都来自海上，无论台海也好，南海也好，甚至远处的印度洋也好，这些威胁都是真实存在的。要应对这些威胁，海军当然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一个问题，谈到美国在太平洋建立的AUKUS和在印度洋建立的四国安全机制QUAD。简单评价说，AUKUS三国的潜艇协议，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的。在印度洋建立的四国安全机制QUAD，起码也是因为中国，但最终发展怎么样，都还有待观察。
在太平洋的AUKUS，实际上按照大家所知道的报道，澳大利亚大概会买8艘美国或者英国制造的核动力潜艇。但是2040年之前，第一艘潜艇都无法生产出来。2040年之后，由于中国的整个军力，包括海军都在高速地发展，8艘潜艇对中国的威慑又有多大，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当然我们在计算太平洋各国军事发展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一部分力量考虑在内，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大不了。
另外在印度洋的QUAD，四国都不承认是针对中国。现在看它的发展，除了一个马拉巴尔演习之外，其他部分倒的确不是军事的。马拉巴尔演习更多是一个象征性演习，而且参与国家有限，所以它今后会怎么样发展还有待于观察，但是我认为在这中间，印度的作用会非常重要。
因为迄今为止，四国安全机制里其他三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本身就已经是盟国了，唯一不是盟国的就是印度。印度恐怕也不会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牢牢地被绑上战船。因为印度自以为自己是个大国，而且它是不结盟的创始国之一，所以不会轻易被别国绑架上战船，它也要追求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的的确确有理由这么来做。
如果说印度死心塌地地同美国绑定在一起，它会受到很多的伤害。第一，不光是外交自主性回旋余地没有了，它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会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印度70%以上的主战装备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美国把俄罗斯也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如果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好，它跟俄罗斯关系就必然会差。这一点印度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第二就是和中国的关系。中印之间虽然边境问题有一些摩擦，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40年里，边境总体来说是和平与稳定的。即便在加勒万冲突里，双方也是采用斗殴的方式，没有向对方开枪。这说明双方官兵都还是有意识的，不能向对方开枪，如果一开枪，这个事情就大了，而且性质也变了。
所以对印度来讲，在加勒万冲突之后，恐怕它自己心理上也需要有个疗伤期，但是这还不至于到让它突然一下就决定跟美国结成战略盟友的地步，我个人判断是不会的。所以我们看到四国机制也举行了峰会，峰会上谈的好多事情都跟军事没有关系，比方说分发疫苗的问题，比方说加强能力建设合作。当然军事演习说明它也有军事的成分，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韩桦：一方面中国的蓝水海军在高速发展，而且引世人注目，因为它是最国际化的。另一方面，不仅仅有印度这个最大的变量，AUKUS和四国安全机制也都逐步建立起来了，而且是针对中国。所以中国海军建设在装备方面，包括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在印度洋的补给基地等等，会不会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
周波：中国海军因为亚丁湾护航，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后勤补给基地，但它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护航，还可以作为我们维和官兵和在印度洋从事救灾任务官兵的中转站，这一点我们已经对外宣布了。中国军队现在在海外只有一个基地，这是我们同美国最大的不同，美国在全球加起来有不低于800个基地。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海外利益在拓展，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基地？我们的性质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中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护航也好，维和也好，救灾也好，大量的反恐演习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行动都是人道主义性质的。这和美国在全球布阵，想把世界给管起来，是不一样的。要把世界管起来，需求就非常大了，你的性质就决定了你的规模和你今后的做法。
美国人想要安全？不来不就行了
韩桦：最近一次中美元首视频峰会里，中方也提到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美方也提到确保两国的竞争应该是公平的、健康的，不会演变成冲突。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军该怎么做，能够避免冲突发生？
周波：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海军应该怎么做，更多的问题应该是美国海军应该怎么做。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是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大规模、高频次地来中国的海域和空域进行挑衅侦察，而不是相反，我们很少到美国附近去进行这样的侦查或者行动，这就带来一个是谁在挑衅的问题。
当然对国际法的解读，我们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南海，我们认为美国军舰挑衅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领海。但美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是国际水域。我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岛礁，美国人认为是你自己开凿出来的人工岛礁。天然岛礁和人工岛礁的权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人工岛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军舰就可以开到离你500米的地方。可如果是我们的自然岛礁，就有12海里的领海。所以我们之间的认知相差非常大。
但不管怎么样，就算你认为那是国际海域，也没有权利来挑衅另一个国家，何况你并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过美国人解释，为什么你要捍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就是不签字？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悖论。因为美国讲我要挑战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合法声索，从2019年10到2020年9月，它就挑战了19个国家的28个声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是合法，谁是不合法？你自己都没有批准条约，怎么能判断人家不合法？而且大部分国家还都是签署和批准了条约的。所以首先从逻辑上讲，只有你批准签署了条约，你才有资格来跟其他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家坐在一起，来讨论哪个国家做法对与不对的问题。不能你自封是国际海洋的仲裁者和捍卫者，就来挑衅别国。
再说南海问题算是有岛屿岛礁之争，那也是中国和东盟一些部分国家的争论。而且我们经常忘掉一点，好像只有中国和南海附近的一些国家有争议，实际上大部分东盟国家互相之间也有争议。所以谈判会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和东盟如何谈，第二是东盟国家自己如何解决海上划界问题。但无论如何，都跟美国没有关系。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与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在南海“同框”。（美国海军官网）
韩桦：对，没美国什么事，很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周波：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海军越强大，就越不可能允许你在我家门口闹事，双方之间发生这种摩擦的几率就会增加。实际上以往已经出过很多问题了，包括中美的撞机事件，包括N多次的海上近距离对峙，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几个备忘录，比如中美之间有海空相遇规则、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都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双方之间保持安全距离。当然这是不言自喻的，如果要避免飞机相撞，避免军舰相撞，当然要保持安全距离。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备忘录或者协议规定了安全距离是多少，因为它没有办法规定。
两个军舰如果相遇，它们的吨位是不一样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海上还有能见度、风向问题，距离问题没有办法量化。因此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双方之间如何以专业的方式来操作？这就需要双方之间磨合，经常搞预防海上意外相遇的演习，这样的话双方之间才能保持安全距离。
但这又不是一个纯技术操作问题，还有政治问题。比如我认为你来这里就是进入了我的领海来挑衅我，这个时候我需要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安全吗？它已经上升到国家主权问题了。美国人的观念基本是我就是来挑衅你，但你得保证我的安全。所以从1998年开始，两国海军就有了海上安全磋商机制，这么多年来，这种磋商应该来说它还是有用的，但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战略上的问题，那就是中方要求的，美国应该逐步停止，起码减少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
韩桦：其实最安全的距离，就是美国不要到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声索的领海、领域来。
周波：对，要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很简单，你不来自然就最安全，是不是？你这么挑衅，还把自己放在一个仲裁者的角度，当然没有理由。
韩桦：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军队的目标是要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海军相应的也会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在您心目当中，世界一流的海军是什么样子的？
周波：我心目中的中国海军到了本世纪中叶应该是个放大版的郑和舰队。郑和下西洋给当地人带来的有敬畏，但更多是仰慕，给人们传递的是一个威严又和平的形象。我们中国军队自己也希望建立成一个威武之师，和平之师，正义之师。
中国现在的军舰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中国的军舰正在世界各大洋游弋。到本世纪中叶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海军力量一定会更加强大，一定会更多地出现在国际水域里。但是我们军队的性质不会改变，我认为它更多地会成为一支受人尊敬爱戴的海上力量，这就是我们同美国本质的不同。
举个例子，中国海军里有一艘船叫医院船——和平方舟，已经为全世界几十万人免费看病。它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包括非洲、南美，这些都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提供免费的医疗和药品给当地群众，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在非洲某些港口给群众看病的时候，都要实行配额制，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和平方舟是我们海军编制里的一艘船，是世界吨位第二大的万吨级医院船，仅次于美国的仁慈号医院船。但是我们这艘船做的事情，跟仁慈号可不完全一样。很多时候它是单独执行任务，也去过在亚丁湾保障一下官兵的身心健康，但这种情况不太多，因为那些军舰上也都有自己一定的医护力量，所以更多地是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救治。这是非常特殊的，你想想这是一艘军舰，我认为医院船就像一面历史之镜，某种程度上是在做和当年郑和类似的事情，它给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国家，中国军队也是捍卫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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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须臾不可离的命根子
2018成人高考语文试题来源:解放军报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一部波澜壮阔的军史，就是一部把听党话跟党走融入血脉、固化成魂的历史。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党在初创时期，对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时，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并直接掌握了一部分像叶挺独立团这样的武装力量，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尤其是军事指挥权，使得党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汪精卫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31万多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
在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深刻汲取了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反映了对中国革命特点和斗争方式的清醒把握。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高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哪个人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历经艰辛探索得来的。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如何一步步确立起来的
南昌起义时，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提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党在部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秋收起义时，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首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制定了5项起义纲领。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也都坚持了党对起义部队领导的原则。这些都是我们党在领导武装斗争中对党指挥枪的初步探索，在随后的建军实践中，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成为两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
三湾，原本是江西永新县境内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却因为一次历史性改编而闻名于世。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长沙计划受挫后转兵南下，转移到三湾时，原本50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千人。当时，党的组织主要建在团级以上单位，组织不健全，无法切实掌握部队。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村头的大枫树下，宣布进行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健全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延伸到了最基层、最前沿，直达每一个士兵。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就有了灵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9年12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纠正和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从此，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
南昌起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三个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确立党指挥枪的光辉历程。用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使我军有了牢不可破的政治灵魂；用先进的组织体系凝聚，使我军有了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用严格的政治训练整肃，使我军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为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掌握军队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什么说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斗争中巩固完善的
196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会见斯诺。当斯诺问起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同志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党指挥枪”和“枪指挥党”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1937年8月，红军主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因受国民党干涉，改编后的部队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我们党内也出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甚至有个别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对此，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我们党通过在八路军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在新四军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及恢复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等一系列举措，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保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是我们确定不变的原则”，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针对党内军内存在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为加强党中央对各野战军、各地方武装的集中统一指挥，建立了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恢复和健全了军队中的党委制。这些主张和举措，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使人民军队形成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为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
为什么要把党指挥枪的原则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将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纳入国家体制，建立起与我国国体、政体相适应的基本军事制度？如何使人民军队始终服从于党的执政任务、成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党在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中进行了不懈探索，从制度层面给出了执政领军的“中国答案”。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就明确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作用和国家的军事领导体制。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体现了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的高度统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继建立，要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与之相配套相协调。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党的中央军委仍然作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这进一步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表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成为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并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规国法的有机衔接，为党牢牢掌握军队提供了坚实法理依据。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党指挥枪”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显著优势之一，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项根本制度，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我们党以强军支撑强国的战略考量和军事制度自信。
（执笔：潘舰萍、肖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