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表声明
中国驻美国使馆网站
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认为目前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报告诬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并指责他国。白宫同日就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声明,妄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的国际调查,缺乏透明度,企图纠结有关伙伴方对中方施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首先,报告是美由情报部门主导杜撰的,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言。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专家研究。历史上,美情报部门搞出不少“杰作”,诸如把一小瓶洗衣粉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自导自演“白头盔”组织摆拍所谓“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视频。现在美方又故技重施,放着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不信,偏要取信情报部门炮制的报告,那怎么还可能是科学、可靠的溯源?
第二,美方声称中方不透明,这完全是为其推动政治化、污名化寻找借口。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原则,第一时间对外介绍、对外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对外开展抗疫合作。2019年12月27日,武汉地方有关部门首次报告可疑病例,30日下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31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有关情况,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定期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有关国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在溯源问题上,中方也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科学、专业、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溯源合作,去年以来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世卫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工作时,中方完全公开透明,满足了其全部参访要求,未作任何限制。专家们在武汉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查看了所有他们想看的资料。世卫组织3月30日正式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其形成遵循了世卫组织程序,采取了科学方法,体现了权威性和科学性。中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的开放、透明态度也得到国际专家充分肯定。
第三,美方情报部门出台报告恰恰说明了美方一意孤行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已经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妄图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是为了推卸自身抗疫失败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美方这种做法只会对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已经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美方难道不应该听一听这些声音吗?
最后,美方对自身溯源讳莫如深,把溯源大门关得死死的。美方如果真的“透明负责”,就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前移。美国至少有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早于美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间。近日也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的时间为2020年1月初,比官方此前认定的2月初要早数周。
武汉病毒研究所已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极不可能”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美方如果非要坚持实验室泄漏的说法,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前往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调查吗?德堡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2019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随后美国国内暴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该校于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1日共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等在内的冠状病毒。美方不调查公布自家实验室的情况,却光顾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中方对全球溯源问题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溯源是科学问题,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操弄,反对的是有罪推定,反对的是嫁祸于人。第二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延伸,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源工作,才能真正找到真相和答案。
美情报部门提供的报告没有给出美方想要的确切答案,再搞下去,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它的调查本身就是子虚乌有、反科学的。
英语AB级答案
最佳答案区别在于前者的考试对象是高职高专院校和应用能力考试 (简称PRETCO)中的水平衡量标...
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张翼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话,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商务印书馆,2017年)
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
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重庆出版社,2019年)
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杀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精确边界取代。”
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
当然要论帝国扩张史之最,俄国还是难以和大英帝国相比。一般而言,人们把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看作是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马丁利在《西班牙无敌舰队》
(华文出版社,2019年)
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英国海军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上都强于西班牙海军,所谓的“无敌舰队”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讽刺的说法。只是英国人自我包装的能力太强,才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以弱胜强”的印象,这也是英语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将不列颠民族崇尚的实力政治包装为正邪斗争,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本·威尔逊的《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都是类似的作品。尽管我们在阅读时应批判其中关于英帝国描述虚伪一面,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书籍如何将霸权构建得“合乎道义”,对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要从学理上理解英帝国的扩张,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和C. C. Eldridge 编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是关于英帝国扩张原因和特点深入浅出的总括,后者是分析这种扩张对英国社会与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英帝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国殖民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贾杜纳斯·萨卡尔的《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生动地叙述了莫卧儿极盛时代的君主奥朗则布青年时代直到掌握权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奥朗则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却反而成为其统治印度之薄弱的证明,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各处平叛以及抵御萨法维波斯的入侵,这种高度不稳的统治结构在奥朗则布死后导致了莫卧儿的分裂,英国才能以东印度公司为媒介趁虚而入。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浅显入门作品。那些在印度成为暴发户的英国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的政治,这与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对商人通过捐纳而进入中国政治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在东方掠夺的不仅有财富,还有艺术品,马娅·亚桑诺夫的两卷本《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样用各种暴力与卑劣的手段运到英国的。
英帝国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敌人。沃尔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就指出了英国模式对于这位奥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强烈影响。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则是这位英国人最大的敌人的上乘传记。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敌友,我们也应当关注更为隐秘层面的抵抗。例如迈克尔·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就讨论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垄断与国家专卖的研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地方结构对政府权力扩展抵抗。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亦可视作近代社会面对不断扩张的“大政府”的反弹,无论这个政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传统与鲁大维在《神武军荣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强调的那种崇尚荣誉、服从、等级与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对抗冲突也是18-19世纪社会秩序演变的重要议题。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群学出版社,2005年)
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滋养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谓“军工复合体”。尼克·图尔斯在《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
(后浪出版集团,2021年)
中指出,这些复合体不仅制造了最具毁灭性的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才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经济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但仅仅是暴力绝无法成就霸权,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麦克尼尔的《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为案例,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如何从老欧洲手中夺取学术领头羊的地位的过程。对于挑战者而言,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优势并最终超越对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国是这样崛起的,那么后来者也理应如是。
知彼还要知己,超越对手之路上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手的打压,也来自于内部的挑战。例如人口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个体经历的层面理解是难以得出答案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陈剑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非常详细而客观地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讨论了现代化运动中的城乡居民的认同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代际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问题。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将赵本山现象与东北不顺利的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赵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边缘群体“跟不上时代浪潮”而造成的尴尬。许多人对于这种尴尬感同身受的体悟才使赵本山的小品借春晚这个舞台获得了“共时性”。在诸如《卖拐》这样的小品中,关于市场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语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风格的语言的戏仿让人们得以在“消费共有的过去”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理性精神和传统农村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在《马大帅》中也有体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能够消费的“共同过去”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也使人们共享的话语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纪初的那种影响力。
尽管我们相信新世界终究到来,届时“例外状态”也就自然解除。但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优秀的学者也难以回答。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或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抓住维持自身稳定的“知识之锚”。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或者韦伯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知识储备去钻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尚·纽曼·杜康吉的《沙滩上的马克思,生活中的资本论》。
(台湾商务,2020年)
这本书以相当轻松而易懂的语调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晦涩的语言,没有冗长的书单,只有咖啡馆漫谈式的娓娓道来。若这本书能够带领人们真正走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而通过阅读原典而真正理解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湖北成人高考英语答案200元买答案127人被抓!
通过考试考取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是所有考生必经的途径,有些人为此勤学苦练凭实力,而有些人却挖空心思利用作弊蒙混过关。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江苏宿迁警方联合多省公安机关对2021年度国家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组织作弊案进行侦办,一举打掉组织考试作弊团伙2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7名。
27个组织作弊团伙
127名嫌疑人被抓获
今年5月底,全国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正式开考,江苏宿迁网安支队在网上巡查时发现,相关试题在考前就已经在一些社交群里发生泄露,并在网上传播、贩卖,其中涉及宿迁本地考生。
购题考生:根据培训机构介绍,买的一个资料,他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在群里他发一些历(年)来的真题。他说他这个资料押题比较准,后来我就买了,(考试发现)确实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样的。
办案民警介绍,经工作发现,宿迁考生许某于5月28日通过网络花费200元向天津人虎某购买二建考试答案,在查实这个环节后,我们迅速启动合成侦查机制,对组织贩卖答案的网络犯罪架构进行综合分析。
案件发生后,住建部向公安部报案,公安部挂牌督办,宿迁网安和宿城公安联合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
经过初步侦查,警方发现该组织作弊团伙结构非常庞大,利益网络错综复杂,在湖北、江西2省8市均设有作弊窝点,为了防止试题、答案泄露,各个环节还设置专人进行监控。专案组于6月2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先后赴湖北、江西、陕西等8省16市开展抓捕。
专案组历时50多天,对多条线索进行层层追查。就在警方对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击审问时,由于作弊团伙下线方某等人进行了串供,使得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
两嫌疑人合谋窃取转卖试卷
获利上百万
随着作弊团伙组织者陆续被抓捕到案,这场涉及全国9省16市的特大考试作弊案背后的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如此重要和监管严密的国家专业资格考试,试题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呢?
在警方大量的证据面前,作弊团伙下线方某等人很快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并且供述了给他提供试题的上线西安人党某某。经警方核实,党某某是陕西某高校考场负责人。
办案民警表示,这是我们整个案件框架梳理的结构图,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研判,掌握了周某某是西安某大学某某职业能力教育中心干事。他窃取试题之后,将试题交给党某某。
案件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试题泄露的源头正是能轻而易举接触到试卷的周某某。今年3月份,在确定自己学校被定为考点后,周某某便伙同党某某策划了将试题售卖获利的想法,并提前从党某某处获得45万元辛苦费。
嫌疑人 周某某:考试的前一天把相关试卷全部运抵到我们学校,一开始保密室的监控,是没有开的,我就进了保密室里面,把三门(科)卷子拿出来,装到一个黑色的袋子里头(带出)。
通过复制试卷内容后,党某某与方某以110万的价格谈妥,将试卷图片上传给下线方某,方某组织人员作答,并将答案售卖给下属的各个层级。
警方介绍,党某某在获取试题之后,通过邮箱向上传试题给方某,而方某组织手下有枪手组、编辑组、秩序组和传递组4个组。
试卷内容几经转手,并经过层层分包销售后,价格从最初的数百万元直至最下线的数万元不等,从事建筑行业的张某某就花了几万元的价格进行了购买和分销。
嫌疑人 张某某:刚开始想着自己挂靠用,后来想着我已经掏了钱,能多招一点人,相当于节约我自己的成本了
张某某供述,由于挂靠国家二级建造师证件一年会有几万元的收入,因此也有很多想考证的人找他购买答案。经过层层分销,有的考生,最后只花了几百元便可共享答案。
刑法中有明确的惩治标准
在国家职业资格准入考试中,通过作弊手段来投机取巧,破坏公平正义,不仅是对考试制度的破坏,还是一种犯罪行为。对此,我国《刑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惩治标准。
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其中明确,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外,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其中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此范围之内。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长期保持对这类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并积极配合考试主管部门、考务部门,认真梳理,排查堵塞考务工作中的漏洞,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犯罪的发生。我们再次正告不法人员,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否则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河北省成人高考英语试题答案贯通中华文脉 照亮复兴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述评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题:贯通中华文脉 照亮复兴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述评
新华社记者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穿越历史的烟云,一个真理昭示天下——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清醒勇毅的历史自觉、深沉坚定的文化自信,融汇古今、联通中外,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唤醒激活、弘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五千年文脉绵延不绝,一百载奋斗生生不息。气势磅礴的复兴气象,积淀起前所未有的自信自强,化作中华儿女内心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照亮古老民族奋勇前进的伟大征程!
(小标题)以史鉴今资政治国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100面红旗迎风飘扬,100响礼炮声震寰宇,100步正步震撼人心,“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久久回荡……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承自古老礼乐文化的庆典,仿佛一种隐喻——只有涵养过辉煌灿烂的文明,一个民族才能砥砺复兴的壮志;只有身处于风雷激荡的时代,一种文明才能焕发生命的光彩。
2021年岁末年终,北京京西宾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国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
一个定调新一年中国经济发展航向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以3个“敬畏”告诫与会同志,对历史与文化的重视发人深省。
“打铁必须自身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力度、广度、深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在神州大地纵横涤荡。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巡视,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环。
“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直接派的,要当好‘钦差大臣’,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
“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
“‘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
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思考、形象的阐释,闪现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鲜明逻辑,为巡视工作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千百年前,记载商鞅变法理论的《商君书》留下箴言。
今天,秉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描绘和部署中国之治“制度图谱”,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以改革强军战略,引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此时,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处于百年变局演变的重要阶段。深化改革的路怎么走?
问题与挑战,清晰而紧迫。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将古老智慧诠释出新的时代内涵。
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中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波澜壮阔的改革背后,是“谋全局者”的胸怀与战略。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根植于历史的文化,往往已告诉我们未来的答案。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我们品读出“革故鼎新”“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历史智慧。
从防汛救灾工作部署,到“粮食多了是问题,少了也是问题”的国家“大账”,再到“十四五”规划纲要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看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的清醒。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书展上,有一本书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图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一语中的:“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1年仲春,福建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九曲溪畔的朱熹园,回望历史,感慨万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跨越千年,朱子余音犹在。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恰如“有源之水”,滋养中华民族绵延不绝。
穿越历史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未完待续)
(小标题)以文培元凝神铸魂
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游人如织。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成为人们参观“打卡”的首选。
穿过历史的烽烟,展厅内现代中国历经沉沦与抗争、奋斗与崛起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交相辉映,绘就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长卷。
时间拨回到9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抚今追昔,饱含深情提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着深切渴望。
赓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特质,蕴藏中国人民“家国天下”的情怀,饱含近代以来“振兴中华”的探索,中国梦唤醒了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文化基因,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同心圆。
在厚植文化基因中凝聚精神力量,正是中国梦文化内涵激发出的澎湃动力。
如今,基层群众贴出对联:“雪梅映红中国梦,紫燕衔绿万家春”;异国他乡,旅美华侨写下心声:“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思”。中国梦蕴含的文化意蕴,极大焕发出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根植于一个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中。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在当代中国坚守文化自信,应该树立怎样的价值观?
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大校园,在同师生座谈时这样回答:
“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质朴理想相互连通;
“爱国、敬业”汲取“丹心报国”“天道酬勤”的精神追求;
“诚信、友善”吸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代智慧;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传统文化内涵创造性凝结于核心价值观中,使之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激活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提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陕西考察,强调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作百姓日用不觉的行为准则,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新时代的中国,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纷纷涌现,善行义举蔚然成风。
以文培元,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这是发生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的感人一幕:
“你们这么大岁数,身体还不错。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
2017年11月17日,在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时,看到黄旭华和黄大发两位代表年事已高,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请他们坐在自己身边。
用行动诠释出礼敬贤德、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暖人心窝的话语举动传为佳话。
2015年2月17日,农历大年廿九,空气中充满春天的味道。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约1400字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了“家”的意义,生动传递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修身齐家”的传统美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把“严以修身”摆在“三严三实”之首,叮嘱“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勉励广大青年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如今,伴随着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广大人民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砥砺前行,迈向崭新征程。
(小标题)文脉传承历久弥新
浙江余杭良渚,“美丽的水中之洲”。几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孜孜以求,探寻中华文明的最初印记。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重要论断。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对良渚古城申遗作出重要指示。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外国专家评价:“良渚让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提前一千多年。”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往知来。
透视历史的深处,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坚毅而深邃:“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从传统街区、古建筑保护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从敦煌研究院座谈到云冈石窟考察,从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到强调“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一次次触摸历史,一次次寻访传统,传递出习近平总书记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福州三坊七巷,是“里坊制度活化石”,见证了千百年的历史变迁。
上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开发建设中,坐落于三坊七巷北隅的故居即将“一拆了之”。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听闻这一消息,立刻叫停拆迁。时隔半年,故居修缮工程悄然动工……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考验的是历史远见。
2021年3月,正在福州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坊七巷。
“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总书记的话又一次沸腾了古老街巷。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始终如一,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始终如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的文博单位。“我们爱这个城市,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殷殷嘱托寄寓总书记对文脉延续的深刻思考。(未完待续)
中华大地上,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卷徐徐展开:
正定古城重现北方雄镇风貌,鼓浪屿演绎万国建筑博物馆风情,古城潮州留驻岭南文化穿越时光的精魂,北京胡同镌刻古都记忆与浓浓乡情,八廓街见证西藏翻天覆地历史巨变……
当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自信构筑起共有精神家园。
从时隔37年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到中央政治局就考古为题举行集体学习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从三星堆考古让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到阔别160年的马首铜像归藏圆明园;从历尽600年沧桑的《永乐大典》回归再造,到我国以42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位居世界第一……
新的文化自觉助推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历史长河汹涌澎湃,唯有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尽劫波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更加生气勃勃、刚健有为,每朵浪花都有奔腾故事。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毕节化屋村,扶贫车间里精美的苗族传统服饰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一定要把苗绣发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化,发展好了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也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习近平总书记考量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新时代中华文化滚滚向前的强大内驱力。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部署下,《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颁布,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基因。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脉传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与群众包饺子、打糍粑共度传统节日,同戏迷一起听三弦、看花鼓戏,买香包、布鞋给民间手艺人“捧捧场”……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垂范,传统文化日益融入日常生产生活、滋养当代心灵。
2014年10月,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时隔72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创作锚定航向。
“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号召一呼百应,舞剧《大梦敦煌》、昆剧《临川四梦》、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等优秀文艺作品涌现,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唐宫夜宴》海内外热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气度神韵增添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放眼新时代,中华文脉开枝散叶绵延勃发,升腾盛世图景,激荡复兴气象。
(小标题)交流互鉴命运与共
2021年10月26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百天之际,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问世。宛如同心圆玉璧的奖牌上,铭刻冰雪纹和祥云纹。古老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于方寸之间交相辉映。
一枚奖牌,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生动缩影,彰显着温润优雅的文明气度,寄托着人类的共同梦想。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于历史深处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
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总书记以茶酒作喻,一语中的:“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2019年11月,雅典卫城博物馆。正在希腊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
从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上的“拔火罐”图案谈到古代中医,由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众神雕像联系到中国古籍《山海经》……短短一个小时,虽道不尽历史沧桑,却打开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天地。
西子湖畔,粼粼波光,倒映着G20峰会欢迎晚宴的东方神韵。
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化为纽带,推动不同文明相惜相知,开拓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新路径。
当前,环顾全球,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激荡,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沉渣泛起。冲突还是对话、对抗还是合作,已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如今,这一植根于历史厚土的中国智慧,让“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丝路盛景再现于世,也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未完待续)
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胸襟,为各国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进博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用一场场主场外交,彰显开放自信的大国胸怀。
亚洲、欧洲、非洲、拉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用一次次紧急驰援,展现兼济天下的大国担当。
今天,带着深邃的历史视角和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国人民更加认识到,复兴不仅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赛道上的赶超,更是一个大国现代化进程中兼收并蓄的气度;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更应是一个民族文明观的自信表达。
2019年5月15日,浩瀚夜空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璀璨。各国艺术家欢歌曼舞、激情飞扬,献上精彩的亚洲文化嘉年华,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刻,不同国度的文明记忆、文明图景,在华夏大地上汇集。这一刻,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以卓越的智慧启迪世界文明,更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一位外国政要这样表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的高度赞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小标题)厚植沃土萃就精华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知所从来,方明所往。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传统中有我们的精神基因,文化中有民族的志气底蕴。只有读懂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何生生不息,领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何博大精深,才能坚定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讲堂上,高悬“实事求是”匾额。
2020年9月17日,细雨飘飞中,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望着匾额,久久凝思。
近2000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写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记述古人传承文化、求索真知的故事。
100多年前,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常在此流连,思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寻到马克思主义“真经”,唤醒沉睡已久的民族,激活曾经蒙尘的伟大文明。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思想的波涛卷起巨澜。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很多方面相融相通。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博大胸怀,将马克思主义同传承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民族基因的价值观念融会贯通,进行了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深入人心——
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汲取民本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观;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取“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观,凝聚起各族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闪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和合智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思想的火炬,照亮着崭新的时代。
当渴盼千年的小康之梦成为现实,当古老箴言融入核心价值观,当饱含东方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世界共识,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出文明新篇章……万千气象,铺展在新时代的舞台上。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记者张晓松、林晖、朱基钗、周玮、施雨岑、史竞男、王子铭、王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