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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夜饭必备4道吉祥菜,色香味俱全,照着做,上桌全家夸你是大厨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试题马上就到春节了!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准备一桌丰盛好吃的菜,来犒劳犒劳忙碌了一年的家人们是过年的重头戏。过年团聚的时刻,不仅要满足全家老小的口福,还要有好的寓意,餐桌上的吉祥菜是最受欢迎的,寓意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盼。
今天给大家分享过年必备的4道吉祥菜,色香味俱全,照着食谱做,端上桌全家都夸你是大厨,过年聚餐少不了。
----【鱼糕】----寓意步步高升
鱼糕是湖北的一道特色名菜,寓意“高升”,是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希望家人们在工作上步步高升,学习上更上一层楼!鱼糕做法简单,吃着鲜香嫩滑,入口即化,营养又好吃,老少皆宜。
食材:草鱼1条(3斤半 ) 猪肥肉90克 生粉80克 水200克 葱白20克 姜1小块 盐7克 鸡蛋3个
1,草鱼一条约3.5斤,从鱼背处切开,剔去鱼头,鱼骨,鱼皮。把鱼红剔除干净,得到净肉约370克。
2,鱼肉切片,放入清水里浸泡10分钟,滴入几滴料酒,去除腥味。
3,鱼肉清洗干净,和肥肉块一起放入佐料机里,绞成鱼肉泥状。葱白和姜也搅碎。葱绿用200克清水浸泡。
4,把鱼肉泥放入一个大碗中,加入葱姜末,3个鸡蛋清,生粉80克,始终朝一个方向搅打上劲,中途分次加入200克葱水。搅拌约30分钟,然后取一小团鱼肉馅放入清水中,鱼肉馅能漂浮在水里即可,最后加入盐,搅打均匀。打好的糊状要比浓酸奶要稍干一点。
5,玻璃碗里垫一张油纸,倒入打好的鱼肉糊,表面用勺子抹平整。开水下锅蒸25分钟,开盖,用厨房纸或者干净的纱布吸干鱼糕表面落下的蒸汽,倒入蛋黄液抹匀,再蒸5分钟即可。
6,出锅后,切成条状,就可以开吃啦!我通常都是春节前提前做好,切块,放冰箱里冷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取出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了,方便省事。
----【清蒸鲈鱼】----寓意年年有余
清蒸鱼,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寓意吉祥,年年有余。这道清蒸鱼是用鲈鱼做的,鲈鱼肉质细腻紧致,吃起来味道鲜美,有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鲈鱼只有一根主刺,几乎无细小的刺,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吃。
食材:鲈鱼1条 红椒1个 大葱1根 姜1块
1,大葱,红辣椒,姜切丝,备用。
2,鲈鱼清理干净,从腹部切开,沿腹部中间的主刺向下切5毫米深,腹部连接尾巴的部分切开,这样鲈鱼就可以趴在盘子里,好看又好吃。鱼肚处理好了,在鱼背上划几刀,方便入味。
3,将鲈鱼放在盘子里,加入料酒,姜,大葱腌制10分钟。
4,取出鱼身上的葱丝,姜丝,放入几片生姜。锅里水烧开,放入鱼盘中火蒸8分钟,出锅。
5,倒掉鱼盘里的汤汁,撒上葱姜丝,红椒丝,淋入2勺蒸鱼豉油,最后淋上一勺热油,一道香喷喷的清蒸鲈鱼就做好了。
----【电饭锅焗鸡】----寓意大吉大利
过年吃鸡,大吉大利。电饭锅焗鸡,只需要一个电饭锅,不用一滴水,一滴油,做出来的鸡又香又好吃。
食材:仔鸡1只 姜1块 葱3棵 生抽2勺 老抽1勺 蚝油2勺 米酒3勺
1,先把仔鸡清理干净放入盆子里,加入姜片,葱结,调入生抽,老抽,蚝油,米酒。把调味料均匀地抹在鸡身上,给鸡身按摩几下,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腌制6~12小时,中途拿出来翻个面。
2,姜片铺在电饭锅里,腌好的仔鸡放入锅中,在鸡身上抹些蚝油,淋入一半的腌料汁。
3,盖上锅盖,按压煮饭键,程序结束后,给鸡翻个面,再按压煮饭键来一遍,时间30分钟。(不用担心锅底会糊锅,仔鸡在烤制的时候会出很多油。)
----【蛋卷肉】----寓意花开富贵,好运连连一整年
蛋卷肉是一道传统的湖北风味菜,口味咸香,鲜嫩可口,风味独特。做法也很简单,把肉馅卷入鸭蛋皮里,蒸一蒸就好,出锅切成片,好看又好吃。
食材:肉馅1000克 3个鸡蛋 10个鸭蛋 葱3根 姜1小块 生粉30克 清水100克
1,肉馅里加入3个鸡蛋清,葱姜末,1勺蚝油,3勺生抽,小半勺盐,胡椒粉,搅拌至上劲,中途分次加入清水100克。
2,用不粘锅,烙好蛋皮,一般2个鸭蛋烙一张蛋皮。取一个小碗,加入20克淀粉,30克水,拌匀备用。
3,摊开蛋皮,刷上一层淀粉液,铺一层肉馅,四周留出空边,肉馅上再刷一层淀粉水,蛋皮左右两边向内折叠,包裹肉馅,然后从下往上卷起来,尽量卷紧一点。
4,卷好的蛋卷用湿布包裹,用三根筷子紧贴蛋卷,像裹粽子一样用线绑紧,绑得越紧,成品越漂亮哦!
5,开水下锅,蒸30分钟,蒸熟后冷却,然后案板上放一盆水压实静置2小时,定型。
6,取出蛋卷,切片即可。
这道菜冷热都可以食用,撒点葱花,淋上芡汁味道更鲜美!春节前做好,放冰箱里冷藏或冷冻保存,要吃的时候取出来热一热即可。
用鸭蛋烙蛋皮,是因为鸭蛋烙出来的蛋皮比鸡蛋有韧性不容易破。烙蛋皮时,取一小块肥肉,热锅时均匀擦拭平底锅,擦出一层小油珠,然后再倒入打散的蛋液,摇晃成饼状,小火煎至两面金黄,起锅。
提前准备好扎线,纱布,筷子(木筷、竹筷都可以,别用深色筷子,蒸时可能会染色),用纱布包裹蛋卷,捆绑方法如图。绑得越紧,成品就越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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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问成人高考高升本或高升专成考时,试题一样吗
2020年成人高考高升专试题及答案答:不一样。虽然都是高中起点的,但是试题是不一样的。
三、特写|湖北荻田村:“英雄之乡”用红色旅游实现兴村富民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试题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发自湖北咸宁
湖北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通城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
眼前的荻田村让人眼前一亮,宽阔的广场,平坦的水泥路,现代化的农家院,清澈见底的溪流,这是许多现代都市人心中理想的新乡村气象。
荻田村位于湖北省通城县塘湖镇东部的黄袍山下,距离县城20公里。
这是一片有着红色历史的村庄。位于荻田村的黄氏宗祠是一栋砖木结构古屋,总建筑面积约600多平方米,此前曾是红色革命的活动和办公场所。
据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苏区辞典》记载,1931年2月,在荻田黄家宗祠召开通城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通城县苏维埃政府,后又召开多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机关驻黄袍山荻田黄家宗祠。
黄氏宗祠经当地政府修葺一新,如今已成为罗荣桓早期革命纪念馆。
1927年8月20日,罗荣桓组织发动通城县农民暴动,夺取县城,开启湖北南部地区“秋收暴动”序幕,并成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县级革命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
时过境迁。近年来,荻田村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基础,并以红色历史文化为主题,开发红色游、生态游、运动游和产业游多种结合的道路,努力建设“红色小镇”、“体育小镇”,以此实现兴村富民。
2020年11月,荻田村被中组部、财政部确定为“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试点”,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如今,每年荻田村都会吸引数万名游客到此进行红色和生态旅游,不仅能学习红色革命历史,回顾革命先驱艰苦奋斗历程,还能享受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兴起。
“我们村已成为红色和乡村旅游目的地,村民也开始吃旅游饭了。”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党总支书记李顺来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
湖北通城县黄袍革命烈士纪念碑。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摄
英雄之乡
通城县是英雄之乡,最为知名的是,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保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许多来自湖北,而不少来自湖北通城县。
据长江日报报道称,通过调查考据,发现“八百壮士”中出自通城保安大队的壮士在240人以上,其中通城县本土的有200人以上,有确定证据出自通城保安团的壮士名单增加到109人。
通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斌。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摄
“通城县更是一个全国知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通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斌称。
据当地史料记载,1926年至1937年的12年中,中共在荻田等地建立中共通城县委,修通县委,通城县苏维埃政府等8个县级组织,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涌现了黄全德、王高升、方胜华、李石林等革命先驱。
历史回到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全国人民寻找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道路。
1925年,中国共产党已在通城县建立组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亦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上述事件标志着大革命遂告失败。
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提出了著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此举重新决定了党的前途和命运。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湖北省委将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重点放在湖北省南部,包括通城、通山、崇阳、蒲圻、咸宁、嘉鱼、武昌7个县,而通城县位于最南端,地处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罗荣桓受到中共湖北省委派遣,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通城县。至8月中旬,他组织农民革命军四五千人,并以中队为单位开始操练,伺机而动。
8月20日,即“八七会议”结束后的第13天,罗荣桓在通城县发起的秋收暴动获得成功。
“罗荣桓所领导的秋收暴动,使用的是搞智取,既没硝烟弥漫战场,也没有血肉的场景。”李斌介绍称,此次智取通城是由原崇阳团防局团总、共产党员叶重开和罗荣桓共同商定的方案,假装正在押解一名共产党员,准备入城送交驻守县城的民防团团长刘秀波,门卫信以为真,遂将城门打开。
叶重开带着队伍径直奔向县衙,不费吹灰之力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防团的枪支弹药,而罗荣桓也指挥农军涌进县城,一举消灭团防局的残余势力。
当日下午,起义部队在县城召开大会,宣布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成立,王武扬当选为农军总指挥,罗荣桓当选为党代表。
8月21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精神,中共通城县委组织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通城县的秋收暴动成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试验地,不仅有力支援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也成为罗荣桓军事生涯起点。
这场秋收暴动也引起国民党高度恐慌,国民党13军及反动民团迅速向通城疯狂扑来。
为保存革命的力量。9月4日凌晨,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500多人、携400多枪支,向江西修水转移,在路途中多次与敌人交火,人员被打散,最后仅100余人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为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当地人民和敌人也进行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乃至于为革命付出沉痛的代价。
李斌在研究《通城县志》等相关材资料后也得知,在革命斗争年代,通城县总人口由1928年的202837人锐减到1945年的132949人,净减73633人。仅革命战争时期被敌人杀害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及亲友就达4万多人,其中牺牲的烈士1.2万余人,在册的烈士有5745人,被《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收录的4人。
“通城县有烈士4万余人,占当时人口的20%,是名副其实的烈士县。”李斌说。
旅游兴村
“我感觉旅游业已经起来了。”荻田村村民魏小巍对澎湃新闻称,伴随红色旅游的兴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荻田村,这也改变当地村民的业态,他们不仅从事传统的养殖和种植,部分村民也开始想在旅游业分到一杯羹。
“这是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事。”魏小巍说。
她是从通城县关刀镇嫁到荻田村的媳妇,此前和丈夫是在县城恋爱并结婚,早期父母并不同意这桩婚事,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太穷了”。
“那时从县城到荻田村的交通很不方便,弯弯拐拐,颠簸不平,他们家在村里的老房子也很破旧。”魏小巍回忆称,那时谁也无法想象能有一条宽敞平坦的旅游公路通往荻田村。
即使面对家人反对,她还是决定和丈夫在一起。
“我特别看中丈夫的聪明和勤劳肯干的精神。”魏小巍回忆称,她和丈夫于1994年结婚,俩人也才20多岁,很快就有了小孩。为了养家活口,他们一起到通城县打工挣钱,由于没地方住,只能借住在县城亲戚的一个房子里。
“那时每天只能收入60元、80元左右,只能自己做饭,节约着过日子。”魏小巍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奋斗岁月,至今想起来都不胜唏嘘。
在县城打工几年以后,他们决定回到荻田村修建新房,多年在外漂泊让他们特别渴望拥有自己的家。
“我们为修房还借了部分外债,但老公很勤劳肯干,最初在外当小工,后来包工程,最终把修房债务全部还完了。”魏小巍称,他们夫妻的奋斗故事只是荻田村勤劳致富的一个缩影,但让全村面貌彻底发生改变还是来自于党和政府的助推。
2018年,通城县委、县政府决定依托黄袍山区的红色旅游,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打造荻田美丽乡村。
根据当地党委政府规划,要将荻田村打造为标准基层党组织、革命传统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让规划落地实施,由县委书记亲自挂点荻田村,全面推动和升级党建工作。此举让荻田村两委和党员积极性全面调动起来,大刀阔斧地对村容村貌进行了改变,不仅实施新老集镇街道道路刷黑和立面改造工程,新修了文化广场,还对村主干道、街道两旁流水板、河堤、排水沟护砌工程进行全面改造。
不仅如此,通城县政府还将通城秋暴纪念馆、元帅广场落户荻田村,使其和重新修缮的黄袍革命烈士纪念碑、湘鄂赣省委党校旧址和黄菊妈墓园,形成一条红色旅游的线路。
通城县塘湖镇党委副书记王琛说,当地正在打造用红色旅游激活产业。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摄
“塘湖镇正在打造一个红色线路,走一遍红色纪念馆,吃一顿红军饭,走一条红军路,上一堂红色党课,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当年的红色革命历史。”通城县塘湖镇党委副书记王琛对澎湃新闻称。
她认为,荻田村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同样具有吸引力。
只要走进荻田村境内,跃入眼帘的是高挺的松柏,雄伟的瀑布,还有宋朝古寺,幽深的岩洞,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犹如世外桃源。
荻田村原是黄袍乡所在地,因此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还保留福利院、村纺织厂、水电站等企事业单位,而白玉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道观等宗教庙堂,跟革命纪念馆、苏维埃政府旧址、革命烈士陵园和黄氏宗祠一起,形成穿越时代的人文景观。
这些独特的自然禀赋和人文景观,均在红色旅游带动下被“激活了”。
“我们就是想用红色旅游激活乡村活力,最关键的是让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王琛称,近年来,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以黄袍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为中心,开发自然风光,把红色、生态和运动相结合,建设“红色小镇”和“体育小镇”。
2019首届中国湖北黄袍山(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在以荻田村为主的黄袍山风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选手参赛,不少村民第一次在村里看见外国参赛选手。
由于长期举办活动,荻田村已成为当地的活动中心,形成了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力。
“现在周边乡镇的很多人,喜欢晚上开车到我们这里玩。”魏小巍称。
当地政府以红色旅游为主题,倾力打造荻田村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应,让其一跃成为旅游名村。
“今年截止6月底,我们总共接待了约500多个团体,约16万多游客,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0%。”王琛称,截止目前,荻田村已总共接待160多万党员群众到此学习参观,荻田村民也正借此吃上了“旅游饭”,通过开办土菜馆和民宿增加收入。
为了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荻田村还推广“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股份合作模式,大力发展村级主导产业,新建油茶基地200亩、油菜基地800亩、改造板栗基地800亩,并对荻田纺织厂进行转制承包,此举不仅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帮助当地村民实现就业,还能给予贫困人员予以照顾。
根据统计,2020年集体收入5万元,今年能达到12万元;纺织厂的租金有8万余元,油茶基地可以收入1万多,富硒大米能有3万余元的收入。
“我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荻田村村民李明珠(化名)对澎湃新闻称,她丈夫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吃药,难以长时间工作,故而家庭经济状况相对拮据。
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村两委加大给贫困户的保障工作力度,让她窘迫生活“松了一口气”。
“每月国家都会给我们全家补贴八九百元,日常开支已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丈夫的医药费也能实现90%报销。”李明珠说,国家的托底,让她如释重负,生活步入正常轨道,以前她不怎么爱出门,现在偶尔也会出来“散散心”。
“我也知足了。”李明珠说。
责任编辑:蒋子文
校对:栾梦
四、戴海斌︱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兼谈清流与洋务的关系
2020年成人高考高升专试题及答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戴海斌
按: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因张佩纶之介,往拜京城张之洞宅邸,晤谈餐叙,为目前有记录之二人平生初见。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而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画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意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
小引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过访京师南城张之洞宅,同辑《畿辅先哲录》,饭后清谈:
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名核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为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未知将来孰作嗣音也。(《涧于日记》)
二人纵论当世人才,皆趋经世/洋务一线,言下继往开来,大有为之四顾,踌躇满志之态。甚而当时已有“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之势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也不在话下。陈寅恪尝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虽见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颇有留心外事,其见解较新者”,不过仍强调“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作过一段有关“儒臣”“大臣”的著名议论,认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于“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张文襄幕府纪闻》)。与李鸿章淮系更接近的刘体智,则观察到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 (《异辞录》)。前者解释清流何以“不满”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认张之洞在“洋务”一端,实得李“心传”,二说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与“洋务”并非实质上对立的关系。
庚子(1900)事变后,中外和议,身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在京外负“会办”之责的张之洞意见不合,以致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与“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相互讥嘲。晚清名臣间的口舌纷争,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几乎成为二人政治性格具体而微的象征。(此典故变体及评论甚夥,如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凌霄一士随笔》、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梁启超《李鸿章》《邓之诚文史札记》、李伯元《南亭笔记》、《清朝野史大观》等处,不赘述。)不过,回到二十年前,“中堂”与“书生”的关系,倒远不至如此剑拔弩张,甚至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时光。利用二者相关文献,结合近年新刊之《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材料,可以钩沉出李、张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历史情境,从而反思“洋务”与“清流”关系的既有认知。
“二张”与李鸿藻关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为平息天津教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开启煊赫的廿五载督直生涯。同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寓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订交,论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习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补国子监司业。是时张之洞已届不惑,而官运蹇滞,经济拮据,其谱传谓为“处境清约”,用张本人更直接的话说“词曹清简”,纪事之诗有道“高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约略同时,其治学与言论取向亦有一变,“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他与侍讲学士张佩纶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庐订交”,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吴可读、何金寿、宝廷等人相互引援,隐奉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倡为清议。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开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翌年(1880),晋右春坊右庶子,旋转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转补翰林院侍讲,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抚。短短不到两年,官阶从正六品升到从二品,从翰院谏官一变为封疆大吏,可谓官符如火,节节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帘眷”因素,也离不开李鸿藻的推挽之力。
关于“清流”与李鸿藻的关系,过去有些记载“过于夸张”。(樊百川已有揭示,见《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67注1,本节予以申说。)《李鸿藻年谱》一则谓“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则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皆公所领导‘清流’之健将,彼等一举一动,皆与公事先议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则叙及二者关系中“假借”和“挟持”之两面:
吴江(沈桂芬)病逝,高阳(李鸿藻)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潄兰侍读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辄以平章国故,摩厉群僚为己任。文正(李鸿藻)一一延揽,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
以上“多以公马首是瞻”“文正亦为所挟持”等语,实有分辨必要。光绪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总理衙门的沈桂芬袒护之,张之洞、陈宝琛等上疏力攻,学者高阳称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鸿藻年谱》的说法,“沈与公为中枢两大势力,沈卒后公势大增”。此实“清流”风头最劲、风光最盛的时期。张之洞致李鸿藻密函甚夥,多录入《李鸿藻年谱》,其中一函“本应阅后即毁,故多暗语,亦无日期”,考其事实,当作于光绪六年,文如下:
总之,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廖寿恒)、常熟(翁同龢),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丙。
函内斥沈“昏谬私曲”,可与张佩纶同时私信中“吴江谬见”“吴江阴狠”“吴江病在全用小人”“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诸语并看。李鸿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恶廖寿恒、翁同龢,情势豁然。但细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一语,则李鸿藻的派系斗争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之。
李鸿章屡说李鸿藻“才短口讷”“才具太短”,张佩纶对友人坦白相告:“高阳秉政,遇事虚心谘访,略得藉手,而处事迟回寡断,论人博采旁搜,亦有千虑之失”(《涧于集·致顾暤民观察》)。这句话实有两层意思:李鸿藻身处政坛高位,而能“虚心咨访”张佩纶在内的清议诸人,使“略得藉手”,从而推行主张;但究其实际,无论“处事” “论人”,都不惬人意,所谓“迟回寡断”,即继承沈桂芬辈“应付之法”,二张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的希望无疑落空了。
与清流关系势同水火的李慈铭在日记中痛斥“二张(佩纶、之洞)一李(鸿藻),内外倡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条),可与前引陈夔龙“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一语相互发明。清流诸人与李鸿藻实乃互为利用,所谓“挟持”“挟以为重”之语,正说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为李代言,二者因缘际会,一度聚合,甚至有“党援”迹象,不过落实在政治层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结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鸿藻亦“声望顿为之减”。故而,后来进入总理衙门的张佩纶遂有“土人之劝木梗人”之叹,据其自况之言,与李鸿藻的关系实乃“交而非党”。
清流人物之“洋务”见解并其来源
光绪五、六年之交,张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连上折片,发言激切。初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内称崇厚所订条约“不可许者十”,“可改议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诘责北洋大臣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条陈海防事宜,并建议“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
身处北洋的李鸿章,对京中“清议”向来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谓弟办夷务过软”耿耿于怀。中俄交恶后,条陈军事者众多,李鸿章面对“言路庞杂,风波迭起”,以为多局外谈兵,致函友人,对主战派大发牢骚:
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廷)、张(之洞)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谠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亦实由政府导之,而自诒伊戚也。……因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岂知俄人藐视太冲(左宗棠)已久?……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复周福陔中丞》)
李鸿章深恶“清议”,诚事实之一面,但出于“忧谗畏讥”,又不惜以利禄笼络,亦不容讳。当时尤注意接纳张佩纶、吴大澂等人,已为先行研究所证实(参见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张晓川《〈李鸿章全集〉所载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光绪六年(1880)初,他有专函论及清流诸君之出处归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佩纶、之洞)、黄(体芳)、宝(廷)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骛虚名而鲜实际。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订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复徐铸庵部郎》)
李鸿章以为清流人物病在“阅历太少,自命太高”,相应的“陶铸”办法是“出而扬历”,即放诸地方历练实务,虽然婉转表示决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为北洋大吏,为国“储才”、讲求“实事求是”,终归是题中之义了。当时正值李鸿藻守制期满重归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急于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张佩纶入幕,恰逢其时。
同年二月,张佩纶自京赴津,将入李鸿章幕府,张之洞为之送行,谓“君之才气,一时无两,但阅历尚浅,遇事可加一番讲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则完全无弊矣”,声口语气与前引李鸿章函逼肖;又谆嘱“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览形势,蚊子船、碰船式样亦宜留意”,表现出对海防洋务的关心(《涧于日记》)。
光绪三年入都后,张之洞于“时政”更为究心,他与张佩纶、陈宝琛“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拟辑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便很能体现其“高谈经世”的趋向。光绪五年,他就俄事奏陈筹兵、筹约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许,以詹事府洗马奉谕“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谘询”。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对历年来清廷之“洋务”实践有所反思:
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靡耗者数千万……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束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叹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
张之洞出入总署,侃侃论列,俨然以“知洋务”自许,一时间也以此“负盛名”。他自觉区别于那些“号忧国、持高论”的守旧派,并不固拒西法,虚声言战,而提出“急修武备”,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指出:“战必资火器,守必藉炮台,防海必须战舰。而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请修政弭灾折》);“兵无利器,岂能徒手搏战?李鸿章津防紧要,岂能供众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旧存钝朽土枪、土炮充用,亦非致胜之策。惟有立发数十万金,饬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购买各种精巧后膛洋炮、洋枪”(《条陈防务片》)。后来出任山西巡抚,见晋地军械简陋不堪,也函告张佩纶:“此间军装局直同儿戏,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铲、三股叉之类,全是戏剧,办军需二十年,糜费千馀万,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黄濬评论此札“可见光绪初军备窳弛,官吏侵吞之状”,而对作者颇加揄扬:“南皮于此等处,视昔之红灯照却枪,今之大刀队胜敌者,其智识自迥不同也。”(《花随人圣庵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不过,以翰林讲官谈洋务、经济之学,立论常逞臆想,“侃侃论列”终觉不伦。兹举两例,光绪五年张之洞上《详筹边计折》,在检讨咸丰以来“洋务”“自强”不足恃的同时,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出下策,掷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区赐英,以台湾赐日,换取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决边患。此说连张佩纶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评“游词之说,非纵横之策,时人误以烟云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张之洞又谓“李鸿章新购蚊子船,颇称便利”,建议北洋尽量多购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时的舰船知识并未丝毫领先于李鸿章,对蚊炮船与铁甲舰的功用短长、性能优劣一无所知,及发现北洋所购蚊船全不合用,一变为赞成购买铁甲舰,又想当然地表示:“战舰以多为贵,蟁(蚊)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石泉评论同光清流“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于此可得印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张之洞的洋务见解虽然“颇动视听”,与实际之洋务工作确有不小的距离。
若深究这些“新进少年”的知识来源,多数不出书生闻见。张之洞拟编《皇朝经世文续编》,讲求西域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诸近日奏牍,或访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读过《海国图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译介出版的少量西书,借此略窥“西政”“西学”概貌。如光绪六年奏请颁发《防海新论》一书,内谓:“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板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谨陈海防事宜折》)
据说陈宝琛“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属人“分手抄之”,从而研究洋务,得习故事(何刚德《春明梦录》)。张佩纶自称早年“常肆力为经济之学”,实际亦不外读书、考古两途,尤其重视读史,以为“经济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当然,还有较特别一点,他与李鸿章“累世通家”,有“父执”之谊,故有机会被邀往北洋佐治军务,“因得周览北洋险要,讨究水陆战守之略”。他的许多洋务见识,说是从李处偷师学来,亦不为过。樊百川便注意到“张佩纶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虽然也有二三篇谈论洋务的,但皆简略,没有什么独特见解。此后从1881年起复,在1882-1884年两年多时间内,谈论洋务的奏折、书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自与在北洋佐军有关”(《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73注4)。
入李鸿章幕府后,张佩纶有意为“清议”正名,兼为自己争地位:
众论群言,在曾侯目之曰“书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纶略涉曾文正之书,则故尊之曰“清议”。吾师伟略忠忱,故清流争附,而吾师平日言论亦甚爱护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谈,乃颇有非笑之意,此实吾师之微失,佩纶亦不敢为讳也。
此函委婉承认洋务派对“清流”不屑、不满,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争附”李鸿章的事实,奉承李为“爱护清流”之人,心态相当纠结。无独有偶,张之洞对外间视清流为“书生之见”、“不晓洋务”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时期在总署“备谘询”,援引曾、左故事为前例,亟亟为己背书:“纵枢臣以臣为书生之见,独不思左宗棠曾连篇累牍而上陈乎?纵使臣(指曾纪泽——引者按)以臣为不晓洋务,独不思其曾国藩固尝腐心切齿而力争乎?”(《议约期迫请筹挽回折》)
在张佩纶自我认知中,其“洋务”理解,能够贯通中西,超越畛域,要远高于一般办洋务者。他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复奎乐山中丞》)张之洞也有过类似大话,所谓“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阁之属,言路皆台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大过”(《致潘伯寅》),要旨在于处事圆融、通透,实发出了后来《劝学篇》标榜表里、本末,讲究“会通”的先声。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动
光绪六年(1880)五月,张之洞就俄事上陈二策,一曰“守正”,即严惩崇厚,二曰“变通”,即“欲释崇厚,则必将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抨击李鸿章、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而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敬陈经权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即见缓和迹象。察其原因,一则李鸿章帘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则身处李幕的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当年下半年,张之洞致函称: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函中呼应张佩纶之言,对“合肥”近论已表赞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张之洞“愤懑”之余,不得不改变策略,建议重用淮军宿将备战俄事,列首位者即刘铭传,请“责令速起赴津,会同李鸿章办理防务”(《谨陈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请崇厚“戴罪立功”,刘铭传“亟宜促召北来”,李鸿章“节制北洋三口防务,责令通筹方略”,折内评价李鸿章语气较前一变,谓“该大学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犹壮,傥专其责,当可力图御侮,固胜于今日之散涣推诿者远矣”(《请饬李鸿章节制防务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张之洞原主联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对前说作出重大修正,转将“商务”与“琉案”作分割处理。这一搁置琉球问题的立场,实出于张佩纶等人提示。同月,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奏请“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结果,俄事展限两月,琉案暂允日本改内地通商之约,分琉球南岛与中国。
无论如何,在琉球问题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总署就范,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张佩纶事后称:“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潜(陈宝琛)、达(张之洞)均上言极论,合肥(李鸿章)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致顾暤民观察》)自诩之情溢于言表。经此一役,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距离亦迅速拉近。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鸿章自津启程,叩谒梓宫,张佩纶随行,二十三日到京。这段时期,可谓李鸿章与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张佩纶向幕主进言“香涛忠诚博懿,十倍于佩纶,深愿公延清倾谈也”。李鸿章乐从其请,复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专程往拜香翁,未值为怅。兹承订于廿九辰巳间枉顾,届时当拨冗祗候。相距过远,便留午饭,一倾积愫,乞代尊意。(以下数段引文均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在京期间,李鸿章专程往访张之洞,未遇,故张佩纶再为约定本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回拜,并留餐叙,此为二人平生初见。
李鸿章原拟于四月初二日陛辞,因张之洞、宝廷奏请,奉懿旨留京数日,“与枢垣筹商洋务”,至十三日始离京。其时,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本年六月,张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即请张佩纶致意,“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然而,张佩纶意犹不足,暗示“孝达超授阁学,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绪七年下半年,李鸿章函称:
洋务如做理题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错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贤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宜兴复值南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亲王奕䜣;“宜兴”,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总署大臣,五年丁忧,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汇进”,意在希望张之洞亦入总署办事,可见政治上已视张为同党,惟恐有人“沮格”。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李鸿章闻信,第一时间函询:“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在张佩纶看来,“香涛出抚山西,晋亦仕国,但今日却非要地。公所论当事力不能办,知其无志于天下。按张之洞任晋抚出于李鸿藻所保,此处“当事”,当指李鸿藻而言。但张佩纶对此人事安排不满,并以为张之洞必不能如李鸿章所愿调任“东南”,此皆由于李鸿藻之“无志于天下”,他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阳先不谓然。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论用才,可谓捉蟾蜍而使捕鼠;论为己,可谓翦六翮而欲傅天;论谋国,可谓纵骐黄于牧而策驽骀也。
十二月,张之洞出都赴任。李鸿章函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属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属抄各件”,实由张之洞之请求状而来。据张佩纶函禀:“孝达抚部一函属为专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枪队章程,恳公处借洋教习两人,望与前辈并垂察也。”张之洞履任之际,已未雨绸缪,就制订章程、购运机器、聘洋教习等节,向“洋务”前辈取经。李鸿章积极回应,提供档册抄本,同时也提示晋地“洋务”存在的现实困难,“晋处万山之中,机器笨重,似难运入,其章程随时随地核实为之,原无定格外”。(张之洞真正着手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事宜,实现所谓“洋务转向”,尚待西人麦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启蒙”,及在广东受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熏陶,此是后话,参看陈晓平《麦士尼与张之洞的洋务转向》)。
十二月十四日,张之洞到保定,晤李鸿章,“勾留畅谈”,十六日辞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务”外,二人所谈多关政事。十九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香翁密商叔度(阎敬铭)出山,顷拟密片再荐,明日拜发。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鸿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诣、学识在同辈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陈……高阳(李鸿藻)素以扶植正气为心,谅能设法推挽。”张之洞离京时,已与李鸿章密商中枢人选,事后上疏奏荐,自然属于有的放矢。(参见张之洞《阎敬铭定期赴阙折》。按张之洞与阎敬铭有交,且多书函往还,徐一士尝言“张之洞素推服敬铭”而“劝出山”,并论及张督鄂时期与前后总管的户部阎敬铭、翁同龢之三角关系,见《凌霄一士随笔》“阎敬铭张之洞与翁同龢”条。张、阎之历史渊缘,尚多追索、发覆的空间。)
当时张佩纶对枢、译大臣,也多不满,以为“宜兴(周家楣)复入译署,与荆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务更将废弛”“瞻徇、颟顸、骄蹇种种习气全有”。外间视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无远谋”,实属差强人意。
张之洞入晋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为“晋省事可办者颇多,惟同志无人”,心中不惬意者实“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故向张佩纶示意:“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致张幼樵》)。
张佩纶不但答应张之洞“外事自请与闻”,并有与之同进退之意:
……以公为帅,而佩纶如骖从靳,未始不收驽马十驾之益,不然亦绊骥马而求致千里也。近兰相(李鸿藻)力任此事,而义兴(周家楣)治宾客,军旅不问,商政不问。合肥(李鸿章)书至,焦急万端。他日迟回展转,终出于召,而不兼两府,安足有为?元祐调停之政,岂柄不专哉?司马公有喜蔡京、恶东坡之一念致之耳。(《复张孝达中丞》)
按照张佩纶设想,由李鸿藻出力,设法将他与张之洞双双召入总署,而且最好同入军机,如此身兼“两府”,专执政柄,才能“有为”,不复蹈北宋元祐党人调停新旧党争失败之覆辙。
光绪八年(1882),云南报销案发,张佩纶奏劾王文韶,提议由张之洞、阎敬铭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译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应付之法耳。以言商务,则综核不如阎敬铭;以言防务,则操纵不如张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内攘外,要在枢廷、译署,若两府之地,或有佥壬,则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军机处、总理衙门人事布局,谋求实掌朝权之政治意图已曝露无遗。
然而,事与愿违,张佩纶推举张之洞、阎敬铭均以“洋务”立言,李鸿藻却“不以二公为是”,后来恭王奕䜣、醇王奕譞举荐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为军机大臣,且均不兼总署差使,张抱怨“舍颇、牧而用文学侍从之臣,在圣明初无成见,决策由懿亲贵近,言者将如之何!此事不得不归过于高阳矣”(《复黄漱兰侍郎》),可见对于李鸿藻怨怼之深。旧说多谓攻倒王文韶,为清流派排除政治异己的空前胜利,但就所得而言,却相距初望甚远。
“清流”“洋务”终究“各有门面”
光绪九年(1883)底,张佩纶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总署大臣,但深恶“译署事事迁就,人人疲玩,殆难自立”,行事已感力不从心。
光绪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入值军机,并启用醇亲王奕譞参与政务,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甲申易枢”猝发,朝局为之翻覆,此事缘起于盛昱弹劾张佩纶,波及奕䜣、李鸿藻,惟张事后“独中流容与”,圣眷未受影响。姜鸣注意到“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并论及张佩纶从反对“枢(军机)、译(总署)分置”的思路出发,谋划挽回局面的尝试。(《“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张佩纶一面抱“内隙可弭”的一线希望,“涕泣一陈,冀回天听”,一面致函李鸿章,仍图有所补救:
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丹老(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香涛(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以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兴献(奕譞)既欲转圜,劻(奕劻)、礼(世铎)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张佩纶不仅努力保全恭王,且犹作“舍旧谋新”之图,希望因中法战事内召的张之洞能入主总署,合力“救时”。而后者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战争之际,李鸿章以“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为由,坚持“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张佩纶则针锋相对地批评:“言和之害与战败之害正同,而战败犹有不败之道在也”“为国家长久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虽与李鸿章关系密迩,但不讳言“合肥怯敌”“肃毅慎葸”“合肥过于慎重,将涉畏葸”。
张之洞由翰苑清流一变为地方大吏,议政立场自然有所转移,但“主战”思维仍然一贯,屡言:“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不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致胜之方。”(《致张幼樵》)
光绪十年(1884)春,李鸿章为接受法方条件,对朝中清议深致不满,张佩纶面对“主和一线到底”的“师相”,坦承“有主战坚持之语”,戏言为其“损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关“清流”立场的一番辩白:
鄙人昨请丹老(阎敬铭)代奏,云张某之论,言路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今日又言之兴献[奕譞],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至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幸公勿为此言。
“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门面语,而非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但既然是“门面”,就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二者观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战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终结果,清流亦以战而败亡。甲申(1884)四月,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线作“屯马尾、护船局”之计,而只“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由是慨叹“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视眼光来看,此时“清流派”风流云散的命运将临,而二张终究坚持“门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五、成人继续教育一直在改革,提升要趁早
湖北成人高考高升专试题“成人教育改革”近几年来一直被关注,想提升学历但还没有开始的同学们注意啦!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成人教育改革文件,成人教育改革正处于过渡中。2019年5月至2019年9月,各高校学历继续教育要按照目录专业和招生条件进行招生,政策更加规范和严格。
也就是说,从2021年开始,只招本科的高等院校将不再招收成人教育高升专的学生,2021年是学历改革的过渡年,各大高校将逐步做好学历改革的收尾工作。
在当今社会,学历已经越来越重要,看到成人教育改革,想要提升学历但还没开始的一些同学十分焦急,也有一些同学还在观望中。
成人学历有什么用?
1、
找工作
学历是敲门砖,好的企业往往是人才扎堆,HR们第一步往往会对招聘条件进行设定在众多简历中选出适合的人才,类似本科以上学历、985、211、四六级等。
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许多公司会卡本科学历,如果连这个门槛都达不到,就别说如何展示自己的能力了。
2、
职称评定
人人都追求更好的发展,职称评定是其中一种,现在各类职称评定几乎都与学历挂钩,很多单位的主管领导几乎都是有高级职称的人,本科学历是评职称的首要条件。
3、
工资定级
很多单位的工资是与学历挂钩的,学历越高工资也就越高。比如在一些城市的外企或国企上班,同岗位本科工资比专科工资要高。
4、
考公务员
在很多人看来,公务员就是“铁饭碗”,公务员的稳定性、福利待遇吸引了很多人去考,每年都会有大批考军加入。公务员报考也是有学历要求的,大多要求本科学历,少数岗位大专可报考,如果学历达不到,那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5、
考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体现能力的一方面,不管是报考教师资格证、初级会计师、还是二级建造师证,都有报考条件,最低要求大专学历,如果不符合报考条件,那是报不了名的。
近这几年来,每年报考成人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国家为了规范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学员的知识储备、技能提升和素养,教育部将对成人学历继续教育进行改革。
政策解读:2015年:开始限制户籍,考试难度加大;2016年:部分院校取消开办成人学历;2017年:发布文件,2018年开始,国家985、211重点大学网络教育只招专升本学员;2018年:改革重点高中/中专文凭将上传学信网,学历审核更加严格。2019年:学费上调,就学成本增加2020年:部分院校取消成人教育学历招生2022年:?
那么这次成人教育改革的趋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成人教育改革趋势体现
趋势一:报考资料审核更严格
如果我们想申请报读大专文凭,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中学和高中文凭,可以在学信网查询。当我们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却又想要提升学历时,报考将会更加困难。
趋势二:提高学历参加全国联考,可以通过自学考试、远程教育、成人高考等方式提高学历,目前这三种提高学历的方法是独立的。
未来,这三个学历提升平台可能会完成“合库工作”,这意味着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提升学历,我们都要参加全国联考,没有通过录取分数线的,不予录取。
趋势三:学制延长1至2年以上。
除自考外,高升专和专升本学制为2.5年,高升本为5年。 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作出修改:适当延长非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学制。目前成人教育是2.5年-3年可拿到证书,这是国家规定的毕业时间。 目前,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部分高校已经出现了学制延长的情况,未来,更多地区和院校可能会延长成人教育的教育学制。
趋势四:部分专业停止考试 非全日制高等教育改革是高校精减、专业缩招的又一趋势。由于部分专业,尤其是高升专、高起本层次的专业不再开设成人继续教育,未来可报考成人教育的专业数量可能会减少。
趋势五:本科院校取消高起专、高起本层次 目前,我国高校的报考入学率已达到85%。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重点名校将不再承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主考工作。近些年来,已经有多所本科院校(比如:西南大学、南京大学、郑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停止了成人继续教育招生,同时也有部分院校不再开设高起专、高起本层次,只开设专升本层次的成人继续教育。
趋势六:毕业更规范,拿证难度变大。
现在成人教育提高学历的试题比较简单,但未来成人教育的上课、作业、毕业考试都与毕业挂钩,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只有完成了学校要求的学习和所有阶段的考试,我们才能毕业,并且所有的学习考试都需要记录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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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成人教育学历拿证难度会逐步加大,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也会越来越规范化,想提升学历的小伙伴们要及时关注国家政策,早日备考,争取早日拿到学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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