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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赏|小雪:书画印中的寒江独钓与流风回雪
湖北省成人高考黄冈考点在哪薛元明
今日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值此节气,民间还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
在绘画中,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仅用寥寥数笔便将那寒意逼人的冷冽跃然纸上。而在书法史中,元明清三代的书家特别爱写《雪赋》,计有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王宠等人,董其昌尤其偏爱,反复书写,小楷、行楷和行草皆有,每一遍都见新意。
“小雪”到了,冬天算是真正开始了。朔风乍起,寒意渐浓。“小雪”来临之际,也许见不到雪,终究没有如约而至,或者不过是淡妆若伊人。真正的雪景,多半是一种记忆。每当此际,便会翻腾起来。历代传世的有关雪的书画印作品,铸就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传)唐 王维《江干雪霁图卷》(局部)
唐代王维因虔信佛法,“以般若力,生菩提家”,被称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鬼李贺属同一个级别。《东坡题跋》有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传世名句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绘画难得一见。《江干雪霁图卷》中笔法简练轻松,山石勾勒随意,房屋不再规整繁复,虽无着色渲染,但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变化,营造出了想象空间。王维擅用“破墨法”,以笔意色彩的视觉简化描绘出清奇、静谧、悠远,近于诗的意境。诗词、书法与音律积淀的审美素养让王维独具慧眼。不独于此,王维的绘画成就,更在于促进了绘画功能的根本性转变——先前的绘画大多有专门的对象,客观要求制约了书画家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王维的创作只是关注绘画本身,犹如如记录家常一般,画作成为当下心境的载体,以轻松的笔法、黑白的简约、不具功利性的清远意境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明代董其昌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于王维,尊王维是南宗画之祖。
有鉴于此,艺术史中的创新者,往往都是多面手。现在叫做“跨界”。“跨界”和“越位”有本质区别。跨界属强强联手,越位则是聊备一格。由此生发开去,可以看出,“诗书画印”的合流,存在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当中,有王维的功劳。也许王维属于无意成佛,但是他所实践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高度,绝对有助于诗书画印的结合。
“诗书画印”的融合,真正的转折点是宋徽宗和米芾。宋徽宗虽被视为“爱丹青不爱江山”的帝王,但据实而论,他对书画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归到宋徽宗名下的作品如《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芙蓉锦鸡图》《写生珍禽图》等,大部分都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倾向,题诗、签名(花押)和用印变得成熟和配套。米芾是文人刻印历史中的里程碑。米芾在“宋四家”中文名不显,原因是参照系的问题——宋代大文豪太多了。宋四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苏黄”二人。不能不说,苏黄是书法史中仅有的同时在文学史中具有尊崇地位之人,再无第三者。米芾的诗虽在文学史中无甚影响,其实水平是响当当的。《苕溪诗选》和《蜀素帖》“双壁”之作,便是诗书合一的典范。从米芾开始,“诗书画印”已集于一身,其后代表性人物就是元代赵孟頫。
北宋 蔡京《雪江归棹图卷》跋
说到米芾,必然要说到极其微妙的“四家”之间的关系,远比“蔡”是蔡京还是蔡襄复杂的多。苏黄师徒关系铁不用赘述,米芾正因为听从苏轼“入魏晋平淡”的建议,得以登堂入室,进而更上层楼,内心也是尊苏为师的。苏轼和蔡京之间涉及党争,已非单纯的书法范畴。有意思的是,米芾和蔡京之间关系很好。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米芾被蔡京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兼书学博士。其后蔡京与米芾聊天,蔡问米:“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答曰:“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看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真的很微妙。
蔡京很有才气,从《雪江归棹图卷》跋可知。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是一幅描绘冬日雪景的山水画,令观者动容。蔡京题:“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天地四时之气不同,万物生于天地间。随气所运,炎凉晦明。生息荣枯,飞走蠢动。变化无方,莫之能穷。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大观庚寅季春朔日,太师楚国公致仕臣京谨识。”由此可见,此卷约完成于大观庚寅四年(1110)之前,时宋徽宗二十九岁,已经是才华卓越。蔡京的题跋书法,与米芾相比,笔法单调了一些,但字里行间可窥才气。
虽然蔡京才气高,但人品不端,位列“四大奸臣”,加剧了对他的厌恶感。也有人依据“书如其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不是说“字如其人”吗?怎么能看出蔡京的奸诈?其实并不矛盾。刘熙载《艺概》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人”不仅仅只是作人格、人品解,也包括人性。这样来理解,仍然是相符合的。
元 赵孟頫《雪赋》
在书法史中,有很多热门的书写文本,最典型的莫过于《千字文》《兰亭序》《心经》,应该是排名前三的代表性题材,俨然成为不是系列的系列。就像《千字文》,真草篆隶行多体皆备,蔚然大观。元明清三代的书家特别爱写《雪赋》,计有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文彭父子,祝允明、董其昌、王宠,清代的永瑆等人。
明 文徵明 小楷《雪赋》
明 文彭行草书《雪赋》册页
明 祝允明《雪赋》
明 王宠《雪赋》(局部)
清 成亲王 永瑆《雪赋》 钱泳摹勒 《冶晋斋法书》第四集
董其昌尤其偏爱,反复书写,小楷、行楷和行草皆有,每一遍都见新意。《雪赋》作者是南朝宋的谢惠连,谢安家族后人,深得谢灵运的赏识, “张华重生,不能易也”。谢惠连《雪赋》写的最为深情:“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未霰零,密雪下”,“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耀不固其节。节岂我名,节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雪自从进入文人的审美视野,便不断派生出含蕴不尽的美妙比喻和深宏高远的象征意义。以雪作为一种意象,是古典文学中营造意境所习惯采用的手法。说到本质,古代书家的本质乃是文人,诗书不分家,套用一句名言来说,“文人天然不是书法家,但书法家天然是文人”。
明 董其昌节录《雪赋》行草手卷(局部)
明 董其昌《雪赋》行楷册页
明 董其昌 小楷《雪赋》册页
“诗书画印”经由晋唐而于宋元之后完全融合,除了人为的创造和努力,关键在于文化基因,一如“琴棋书画”,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直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及审美追求。换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融合”,也不需要融合,因为“本是同根生”,现在强调“诗书画印”的“四绝”,不过是专业创作形式上的融通和借鉴,功夫在诗外,功夫在字外,功夫在画外,功夫在印外。其实“外”就是“里”,强调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共通的精神实质加以关注。
南宋 马远 《寒江独钓图》
南宋马远具有极简风格的《寒江独钓图》就是写唐柳宗元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诗不是藏头诗胜似藏头诗,“绝、灭、孤、独”四字,写出了人生之大悲。少年不识愁滋味,可能无法完全领略,当到了人生绝境之时再读这首诗,便如同醍醐灌顶。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不要期望别人能读懂你。真正懂你的人,只有自己。不懂自己,就无法适应孤独,就无法活好这一生,更不可能活出自己。画面之中,马远没有对江水进行刻意的描绘,而是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水波荡漾之感,却让人感觉得到江水浩渺。天地间一尘不染,万籁俱寂、萧瑟清冷,孤舟泛江,只有钓鱼翁。躯体蜷缩,便将那寒意逼人的冷冽直接渗透出来。极简的构图,大面积的留白,正是中国画中虚实运用的最高境界。画实容易画虚难。马远《寒江独钓图》向来被奉为虚实境界的最高层次。
明 戴进《 雪夜访戴图》
戴进是“浙派”创始人。《雪夜访戴图》所涉及的典故是《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东晋王徽之雪夜乘舟访问挚友戴逵的故事。画的作者和画中主人公同姓同宗,显然是有意作画。千百年来,“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寓意吸引众多画家寄情于此,创作出许多不同版本的“雪夜访戴图”,流传后世。当然,这不只是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子猷一个人性格如此,而是一个时代的性格。全画构图和谐,水墨淋漓酣畅,技巧纵横,笔致细柔,气韵生动。巍峨的山峰,葱茏的松竹之上白雪皑皑,松竹深处的房舍尚亮着灯光,近处的古树树干粗壮,树枝虬劲有力,或浓墨渲染,或淡墨勾勒,粗细变化错落有致。茫茫的寒夜,天空更显寥廓,一轮皎洁的冷月高悬,增添了冰天雪地的严寒气氛。曹娥江上灰蒙蒙一片,水波涟漪,两只扁舟并行,王子猷端坐船舱内,悠闲自得。尽管笔墨简约,高傲不羁的人物神情跃然纸上。
画外之音,如果和明清流派印章搭配着来读,更觉回味无穷。
清 董洵刻 冰雪之交
董洵有“冰雪之交”印。内容出自唐柳宗元《愚溪对》:“冰雪之交,众裘相饰”。“冰雪之交”一般简称为“雪交”,比喻高尚纯洁的友情,也就是“君子之交”。此印妙在章法,右边栏的残与左边栏的整,形成对比。四字三疏一密,疏中有密,密中有疏。字形与边栏的粘连,形成多处红点,增加了情趣之变。
清 陈豫钟刻 肝肠若雪
“西泠八家”之一的陈豫钟有“肝肠若雪”印。印文之意,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形容忠肝义胆的侠义精神或者恬静无欲的意境皆可。雪之特点在于“纯洁”,意思相近者如“素心若雪”。此印篆法较为特殊,每字皆为纵长,以适应印面。字形中圆弧较多,且多为细线,特别流畅,因红面多而形成强烈对比。
明 苏宣刻 流风回雪
明代“泗水派”苏宣有“流风回雪”印。内容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也有“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的句子。字面意思是形容落雪在风中飘摇、回旋,姿态美妙,让人浮想联翩。苏宣此印面有画境,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仅此一印,便足以奠定了个人在流派印篆刻史中的地位。用刀冲切兼用,篆法回环流转,字态飘逸,字形饱满而不壅塞,笔画间的留红形成对比,真有漫天飞雪之感。
印章镌刻皆名篇佳句,与书法创作选择文本内容的道理近似。印章字数相对较少,对于文字含金量要求更高。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如果只剩下技法,没有“人”的因素时,必然是毫无内涵和意境可言的,遑论个性之美。
历代的雪景图,一直在文人手中延续。明代江南吴门,是经济发展中心,也是书画大师辈出之地,书法上有云间派、华亭派,绘画上有松江画派、吴门画派等。大师们笔下的雪景,各见千秋。
明 唐寅《 柴门掩雪图》
《柴门掩雪图》是唐伯虎山水画中的精品。画中描绘了寒冬时节,天寒地冻,白雪覆盖群山。雪山雄伟险峻,气势磅礴。山中有茅舍数间,其中一间酒馆,外挂酒旗店幌,风中摆动。酒馆后有一艇乌篷渔船,一渔夫在船蓬中躲避风雪。中门大开空无一人。山峰挺拔直插云霄,雪后的山中非常的幽静,远处的山路上,有一行旅举伞冒雪前行。或许他是被前面酒家飘出来的酒香所吸引,或许是为了拜访山中隐居的朋友。山中隐士正在伏案读书,缕缕的香炉烟飘散在空中,一切在雪景的冬日中都显得静谧、安详。人物与景色协调统一,笔墨疏简精当,行笔挺秀洒脱。款字题:“柴门深掩雪洋洋,榾柮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编文字一炉香。”也许这个“隐士”,就是唐寅自己。
明 文徵明《寒林晴雪图》
文徵明终生服儒科,追求温润平和的风格,推崇精致、秀润、淡雅、含蓄的画风。文徵明的山水画有“粗文”和“细文”两种风格,以“细文”山水画名世。《寒林晴雪图》作于嘉靖辛卯冬十月既望,文时62岁,功力已经大成。此画的亮点在于有其门生王宠题诗:“绝壑挂银汉,群山开玉屏。道人坐高馆,玄览游无形。万象涵太古,孤松能自青。因云望不极,谁识少微星。”全画构图以高远之法,布影极繁,用笔淡而精细,几可算得上小楷入画,严谨处让人惊叹。与他的细笔山水画一样,重视对山川、树木、房舍等形体的严谨刻画,布景巧妙丰富,意境幽深旷远,借山川之雪景表现自己孤高拔俗的精神境界。虽然画了高山积雪的环境,却山崖滋润,树木舒挺,笼罩着温馨宁静的气氛。由此画不难看出,文徵明的雪景山水强调诗文、书画、印章的融合和生发。
明 蓝瑛 《万山积雪图》
《万山积雪图》是蓝瑛五十岁以后的成熟期力作,笔势雄强自然,墨色浓淡流畅。全画以水墨晕染寒山天地为主,以浅朱磦及浅赭石,为主树屋宇着色,写出初冬景致。此画构图采取“吴派”最擅长的“左右堆推深远法”,树石由右下向左中堆起推进,再由左中向右上斜堆推进,直至顶峰作结,繁复紧密,高潮迭起,山树气脉来去清楚,动势一贯,其间点缀溪桥人物,馆舍回廊,疏林高亭,池塘烟雾,可得水石虚实互补,林屋开合掩映之妙。在木桥之上,刻划旅人身着厚衣,且行且游,令观者有冷风袭人之感。
明 沈周《灞桥风雪图》
沈周《灞桥风雪图》笔致温和秀雅,笔墨俭省,构景平和大方,是沈周的“粗笔”佳作。文徵明作为沈周的弟子,继承了这一点。“灞桥风雪”为古代长安八景之一。古代诗人多有描写。沈周即依古人诗意而作。平静的灞河水从远处山涧缓缓流来。河流近岸一坡脚平台上,几棵细瘦的寒树索然而立,枝叶在寒冷的空气中瑟瑟抖动。巨峰夹江,沟壑纵深,山石叠起,远峰耸立似屏。山上冬树瑟缩,冬苔遍植。整个山石白雪皑皑,茫茫苍苍。天色灰冷,江水凝碧,萧瑟冷寂。款字题:“灞上驮归驴背雪,桥边拾得醉时诗。销金帐里膏梁客,此味从来不得知。”沈周心系苍生,与杜工部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思相近。
近代 齐白石刻 曾经灞桥风雪
巧合的是,齐白石有一方“曾经灞桥风雪”印,为了纪念西安之行而作。1902年,齐白石应好友夏寿田的邀请,远赴西安游玩三个月。所作《灞桥风雪图》曾题诗:“蹇驴背上长安道,雪冷风寒过灞桥。”明显有模仿沈周之意。感觉不过瘾,另刻一方“曾经灞桥风雪”石章以为纪念。此印冲刻大刀阔斧,气势雄强,淋漓痛快,犹如快剑斩蛟,生辣疾速。章法留红巧妙,上中下三条横向红面,使得气息空灵。
“曾经××”和“君不见”等句式常见而流行,最有名的句子莫过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简化为“曾经沧海”,吴让之、邓散木等人曾反复镌刻,若有所寄。书画鉴赏和收藏,说到本质,不可能永在箧中,只是曾经拥有,通常会钤盖“曾经过眼”的印章,看一眼就算是拥有了。
清 赵之谦刻 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
赵之谦所刻“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的亮点在于边栏残破,若有若无,尽显虚实对比之功效。明清流派印大家中,将边栏作为印章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有助于整体气韵生成而做出尝试的,赵之谦为第一人。虽然不是“曾经××”句式,却别见凄凉之意。要知道,自赵之谦成年以后,接连经历了家族破产,生计无着,科举不顺,仕途多坎,然后是遭逢战乱,妻女于一月之内相继辞世。家庭的变故和不幸接连降临,对于赵之谦的打击很大,刻了一系列印章,除勒“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外,诸如“悲庵”,“我欲不伤悲不得已”等印,面对个人命运的急变衰落,自苦不已。
清 石涛 《雪景山水图》
石涛同样命运多舛。出身帝胄,拥有皇室血脉,却生不逢时。明朝覆亡给个人身心和生活造成一定的打击。心理的起伏变化尽在作品中。《雪景山水图》属石涛十二开画页中画法最为怪异的一件作品。天空水面以淋漓水墨涂抹,墨色浸润,山峦皑皑白雪,采用“以黑挤白”的手法,以层次丰富的墨色将宣纸固有的白色衬出,并非传统手法中的白粉罩染,从而在审美上产生了本质性的视觉差异,达到黑与白之间水乳交融、天趣自得的审美享受。林木树叶苔色,以阴阳衬托法概写,点中夹水夹墨,一气混杂,以极简括皴笔,草草书写,笔法简括洗练,书写意味厚重,气脉成章,显得丘壑在胸,任心所成。题有长款:“石头先生耽清幽,标心取意风雅流。万里洪涛洗胸臆,满天冰雪眩双眸。架上奇书五千轴,瓮头美酒三百斛。一读一卷倾一卮,紫裘笑倚梅花屋。急霰飞飞无断时,冻波淼淼滚寒涯。枯禅我欲扫文字,却为高怀漫赋诗。”书法的分量很重,浑然一体。石涛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寂寞之间矛盾地度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各种矛盾转移到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作品呈现瑰奇特点的原因所在。
清 吴让之刻 雪泥鸿爪
人生虽然会面临各种不幸,一定要努力,有志者事竟成。即便像赵之谦,在万念俱灰后,心中犹存着“立志报国”的一口气,印文中就有“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等。对于书画家印人来说,留下最大量的作品,不枉人间走一遭,“雁过留名,人过留名”。吴让之所刻“雪泥鸿爪”即有此意。印文内容出自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以?应似飞鸿踏雪泥。”对于书画家印人来说,作品是最好的寄托,也是最好的记忆。吴让之印风做到了平中见奇,是真正的“以书入印”的典范。印面处理大巧若拙,需要留心的细节是弧度之美,每一之中皆又一笔或两笔存在一定的鼓凸,使得印面变得跌宕,意味深长。
清 伊秉绶 壬申小雪
清 伊秉绶 甲子小雪
清 伊秉绶 临颜真卿《大唐中兴颂》 庚申年小雪
伊秉绶有三件不同年份“小雪”创作的作品,按照时间先后分别在庚申(1800)小雪、甲子(1804)小雪、壬申(1812)小雪。两件行书竖幅。临颜真卿《大唐中兴颂》,竟然有几种字体,实属罕见,且不是“杂糅”搭配,而是渐次变化,开始是严谨的楷书,而后是行书,最后是草书,款字又是楷书。这种写法,没有第二人!伊秉绶笔墨之奇趣,尤其可见。大字行书“凤凰不触纲,勇士不受赏”其实也是一种“杂糅”,如两个“不”字一行一草,“纲”字近楷而“触”字为草,款字中“壬申”二字,一草一篆,既有强烈对比,又非常和谐。从这件隶书对联来看,伊秉绶不愧为大师手笔,极具“现代感”。隶书中有楷意,最典型的是“可”字出钩。隶书有“楷意”原本是“大忌”,却成就了“异趣”。隶书大字和行书落款的对比也出人意料,局部的“密”和整体的“疏”,具有生动的“形式感”。这才是真正的“有意味的形式”!归根结底,“形式”必须有内涵的支撑。
近代 吴昌硕 去思图 横幅,甲申小雪
吴昌硕有两件篆书横幅作品,一是40岁所作“去思图”,款记:“光绪甲申小雪后数日,安吉吴俊篆于吴下铁函山馆。”篆书仍在探索过程中,款字见魏碑风韵。一是77岁所书“既寿永康”,款字有“庚申小雪节,偶摘汉砖文字,而笔意欠古,可笑也。”这件晚年作品与伊秉绶的临颜真卿《大唐中兴颂》,相隔120年。暮年风格已经形成,却仍不满意,可见大师的求索之心。
近代 吴昌硕 既寿永康 横幅,庚申小雪
近代 吴昌硕刻西泠印丐,甲申小雪
吴昌硕另有两方印章。甲申小雪刻“西泠字丐”,时间和“去思图”篆书横幅在同一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印风比书风早熟。吴昌硕的字七十岁后方进入从容之境,印章四十岁时便自立门庭。边款记:“甲申小雪先五日,为邕之司马仿照汉。时同客吴下。仓石吴俊记于柳巷之四间楼。”当时有“海隅三丐”一说,吴昌硕自称印丐,高邕自封书丐,韩国人闵泳翊呼为兰丐。吴昌硕将自己称为“丐”,接地气,吃百家饭,一手艺人耳。大师的心态可以咂摸一下。在后人眼中,吴昌硕贵为一代宗师,必定是前呼后拥,日进斗金。其实这是以当下的状况来反推。真实的情景未必如此。读此印,不仅想到“甲申三百年祭”。“甲申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644年就是甲申,李自成进入北京。道光四年(1824)也是甲申年,时间过了十几年,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历史转折点。“天籁阁藏”是缶庐83岁作品,去世前一年,边款记:“篆法谨严,酷类琅琊石刻。老缶落墨,时丙寅小雪节,令臧龛呵冻制此。”风格苍茫老辣,为典型的石鼓文风格。此印实是父子二人完成,吴昌硕篆字,儿子吴涵代刀。
近代 吴昌硕刻 天籁阁藏,丙寅小雪
丁佛言在小雪之日也没有闲着,有两件作品可观。一为丙寅小雪临《鄂侯驭方鼎》。《鄂侯驭方鼎》风格近《墙盘》。丁佛言临之,多采用长笔,尤其是执行官上方笔画夸张,使得重心上移,夸张稚拙,自践新意。一为乙丑小雪临《秦诏版》。诏版以方笔居多,较之工稳的小篆,因为凿刻多了生拙之趣。丁在临摹中加入了圆转之意。这种圆转乃几何线的“圆”,故有“焊接”之意味,字形各呈其态而又浑然一体,殊为不易。两件临作一气呵成,说明作者的金石文字功夫很深。同时也证明了一点,临创之间不存在界限,更不是鸿沟,只有顺利转化,方能提升。
近代 丁佛言临《鄂侯驭方鼎》(又名《王南征鼎》),丙寅小雪
近代 丁佛言临秦《诏版》,乙丑小雪
每年相同的时刻,会迎来相同的节气,虽周而复始,但体验每每不同,从而领略到文化习俗的无穷魅力。“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经典诗句。如果人的一生只保持在最初相遇的美好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不同节气琳琅满目的书画印经典之作,常读常新,可以体会到这种“初见之感”。人的一生,注定会被岁月时光消磨,最终必须懂得包容生命的缺憾,寻找心灵的港湾。曾经的念念不忘,到后来都是心淡如水。无论是美好还是不堪,最终能留下来陪伴我们的,可能是净手轻弹,一曲霓裳,或者素心如雪,好书数行。书画家印人每日在自己的世界里轻缓地行走。那些字符和画面,像天使一样,在脑海里飞舞着。高兴了写一段欢快,悲伤了写下一段忧愁。在文字的海洋里,一手烟火丛生,一手文字清浅。在功利如斯的社会,艺术可以使人远离功利。别让艺术本身沾染太多的功利,就像初雪一样洁白和明净。
责任编辑:李梅
二、福州成人高考一般在哪里设考点
黄冈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局在哪福州市2006年成人高考各考点地址校 名 学校详细地址 参考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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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八中 台江广达路0号(汇多利旁) 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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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十九中 鼓楼庆城路16号 9、949、966、5支、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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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学院附中 福州六一中路王庄大树兜巷35号 917、971、973
福州财金职专 福州江滨西大道357号 1、815、2、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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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华侨中学 台江区宁化路19号 962
福州杨桥中学 鼓楼杨桥中路学园路56号 5、811、967
福州屏东中学 鼓楼屏东路39号 9、18、20、905、975、817、949、807、51、52、5
福州延安中学 鼓楼学院前2号 801、821、1、8、908、11、94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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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四中 台江大庙路29号 4、11、702、813、821、945支路
福州高级中学 仓山区乐群路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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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二十二中 鼓楼西洪路坊下21号 818、810
福州铜盘中学 鼓楼区铜盘路261号 805、807
三、黄石助理会计师的考点在哪个位置 湖北省黄石市助理会计师的考点
湖北省成人高考黄冈考点在哪答:考场设置各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的要求设置考场。我省2014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中级考试考场全部设在省辖市以上中心城市,高级资格考试考场设在武汉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江汉油田考点合并,2014年度设在天门市。无纸化考点原则上设在通过了省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测试的考点,纸笔考试考点按规定设在高考定点学校,各地不得在原财政系统所管的学校设置考场。四、团圆行动半年记:人像与DNA比对并用,已寻回2609个失踪孩子
黄冈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局在哪2021年6月1日,寻亲者在杭州“六一”打拐防拐公益寻亲活动现场留下血样进行DNA鉴定。 (视觉中国/图)
第三次抽血样之前,成都父亲杨航有些犹豫了。
从1998年起,他和妻子三次抽血样,有公安机关找上门来,也有他自己主动要求抽取。
杨航已经60岁,他丢了的孩子25岁。
“跟你差不多大,”他在询问南方周末记者年龄后说道。
2020年底,成都警方通知他需要再抽一次血样——上一次是10年前,他看到湖南第一例DNA盲比成功的报道后,主动找警方再抽一次血。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很可能会比中,”杨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预感令他有些踟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25岁的,可能操着异乡口音的孩子。
杨航的预感,随着2021年“团圆”行动频频见报,找回失踪儿童数字不断刷新,愈发强烈起来。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公安部刑侦局其实有两个“团圆”。
一个是2016年上线的“团圆”系统,另一个是2021年启动的“团圆”行动。
前者通过互联网信息推送,试图在数十个小时内找到新近失踪的孩子;后者则借助于打拐DNA系统等技术手段,致力于破获数十年来的拐卖积案。作为破获积案的重要手段,今年起,“滴血认亲”功能也被加入到“团圆”系统。
“团圆”系统的实时数据显示,上线五年来,该系统共计找回新近失踪儿童4781名,找回率达98%。
而在“团圆”行动方面,截至7月13日,公安机关在半年间共找回2609名历年失踪儿童,时间跨度最长的达61年。
相较于数以十万计的DNA采集量,“团圆”行动找回率看似并不高,但与历史战绩相比,“团圆”行动已显示出技术的巨大进步——在2009年建立联网打拐DNA数据库后的十年内,公安机关通过DNA比对仅找回历年失踪儿童6100余名。
过去十多年里,人们时不时地领略这套科技系统带来的奇迹,随着系统迭代,奇迹发生的频率日益增高,演变为概率事件。至于系统的“参与者”们,人生方向多年前被意外改变,未来可能二度改变,这也令他们有些彷徨。
2021年7月11日,山东聊城,郭振与亲属相认现场,母亲倒在他怀里痛哭,画面后方,现场警员也不禁落泪。 (公安部供图/图)
人像与DNA双管齐下
7月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电影《失孤》原型一案告破的情况,同时将“团圆”行动找回儿童数量更新为2609名。
上一次公布是在6月8日,数字为1737名——短短一个月内,又有近九百名历年失踪儿童被找到。
飞增的数字与公安部组织的一次会战有关。5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69名刑事技术专家聚集在千佛山下的山东警察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团圆”行动刑事技术比对会战。
6月8日,会战进行到最后阶段,公安部刑侦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牛勇欣喜地告诉媒体:“目前会战已经比中确认470名,此外还向各地下发了四百多条待确认的线索,一旦被确认,将又有一批儿童被比中。”
“这些专家不光懂技术,而且会分析研判,在会战交流中总结出了好的技战法,”牛勇介绍,“470人的数字看着不大,但含金量非常高,因为会战攻坚的都是多年来难啃的骨头,某一省份单独工作很难突破。”
此次会战首次将人像比对技术和DNA比对技术融合使用,专门研发了“团圆行动技术比对会战平台”,导入全国性的DNA数据和人像大数据。
譬如一名1996年在广东东莞被拐的湖北黄冈籍5岁儿童。此次会战中,专家们对孩子4岁时的模糊照片进行清晰化处理,在大数据系统里比对出两百多个人像,再经过一系列排查,最终寻找到目标。
事实上,此前也有失踪儿童积案是依靠人像数据破获。2019年,广东揭阳警方曾通过哥哥的相片比对出被拐的弟弟。
办案民警朱国生曾在央视寻人节目《等着我》介绍,在一次走访聊天中,受害人家属称被拐的弟弟与其哥哥长相相似,警方便使用哥哥的近照在智慧新警务系统中进行比对。
比对结果中出现了几个相似度高于90%的目标,其中一个就在揭阳市下辖的渔湖镇,距离被拐儿童家所在的白塔镇仅二十多公里。经过走访调查和DNA检测,结果证实该目标确系被拐二十余年的弟弟——节目现场,主持人也感叹称哥哥与弟弟的确太像了。
福建省一位刑侦技术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东省这一案例曾在打拐系统内通报学习过,其特点在于使用哥哥现在的照片去匹配现在的弟弟,相当于用成人找成人,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公安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数据特点。
智慧新警务系统是公安部门近年来建立的警务大数据系统,涵盖大量图像和视频数据,但由于采集时间较近,很难对十几年前的老照片进行比对。
但并非所有被拐儿童都有同胞兄弟,打拐民警更常面临的局面是——用一张襁褓中的照片去找长大后的孩子,需要“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
2021年7月,寻子24年后,郭刚堂终于找回了儿子郭振。图为2010年6月5日,寻子13年的郭刚堂到了贵阳。 (视觉中国/图)
跨年龄人脸识别
这项由科技企业开发的技术,最初用于打拐是在2018年,四川省最大的一起儿童拐卖案。
2014年4月至6月,四川发生了三起儿童失踪被拐案,被拐的都是三岁左右的男孩。
警方借助监控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据其交代,被拐儿童均被卖往广东汕头,此外他还在2008年至2010年间拐卖了另外10名儿童。与日后广受关注的申军良寻子案类似,该案负责寻找买家的女性中间人成谜,致使积案难破。
而2014年9月,办案民警在广东找到前述3名被拐儿童时,这些被拐仅几个月的孩子都说着流利的潮汕话,对亲生父母也印象模糊,令负责此案的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大为震惊。
为了找到另外10名被拐儿童,刑警学院的专家根据被拐孩子三四岁时的照片,画出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蒋晓玲和民警带着这些画像去广东,用肉眼比对十几万张当地孩子的照片,筛选出三百多名疑似被拐儿童,用办案民警的话说,“眼睛都快看瞎了”。
警方组织被拐儿童家长辨认这些疑似照片,“时间跨度这么长,很多父母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蒋晓玲后来回忆,当时她心中便做了最坏的打算——最终的DNA比对结果显示,一例都没有成功。
直至2017年底,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家科技公司调研时得知,对方在开发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便将技术团队转介给了四川打拐处。
2018年春节期间,该技术团队给每个被拐儿童找出了50名相似的人,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线索进一步走访研判,第一批找到了4名被拐儿童,其中3个都是比对结果相似度最高的目标。
“真的,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强大。”蒋晓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效果超出了民警和技术团队的预期。目前,该案中10名被拐儿童,四川警方已找回7名。
前述福建省刑侦技术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四川这起案件找到的都是丢失十年以内的孩子,对这项技术来说,孩子丢失年龄越小,丢失时间越长,找寻难度越大,但近年也逐渐出现丢失时间更长的案例。
前述《失孤》原型郭刚堂案中,郭振丢失时仅2岁5个月,时隔24年后,专家正是在2021年5月的济南会战期间,通过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发现了线索。
“跨年龄人像比对是最近才探索出来的技术,尽管不完全成熟,但辅以其他技术手段,还是有希望找到孩子。”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在介绍郭刚堂案案情时表示,该案是从照片入手,缩小侦查范围,划定侦查方向,经过DNA比对,确认找到了郭振。
把以前丢的孩子找回来
“历史的东西摆在那儿,你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回避,到什么时候刑侦干警都不会放弃。”2021年1月,公安部启动“团圆”行动时,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这样说。
事实上,2019年四川警方依靠新技术突破前述积案后,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就首次公开表态称,“下一步我们要力争把以前丢的孩子都找回来。”
除了技术日趋成熟的因素之外,公安部的底气来自日益趋零的新发案数。2019年,全国新发盗抢儿童案已低于20起,且基本实现快侦快破,日益完备的打拐DNA数据库,只能在积案中觅得用武之地。
这是一个已经经历二十余年建设的数据库。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信息化处处长刘冰参与了前述济南会战,他在6月8日举行的认亲仪式山东主会场上介绍,公安部从2000年就开始将DNA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运用于打拐,当时数据无法联网,且检测的DNA位点只有9个。
2007年,打拐办成立。在此之前,全国曾组织过四次打拐专项行动,但一直没有固定的部门和机制,每年新发案数较199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高达近千起。公安机关只能通过打击拐卖团伙,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两年后,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了。建立之初,DNA检测可以检测到18个位点以上,随着仪器和检测试剂进步,如今的要求达到29个位点以上。
早年采血获得的DNA位点较少,比对结果会过于宽泛——一份样本可能会比对出成百上千条结果。随着位点增多,识别的准确率也更高。
在“团圆”行动的前三个月里,公安机关清理了现有数据库,重新采集、扩充血样数量。数据显示,“团圆”行动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中,约50%是基于2021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DNA提取技术的进步也为侦查提供了新思路。
多年来,由于被拐儿童的DNA难以获取,打拐民警都是采用父母双方的DNA去比对孩子的DNA。会战专家组成员刘峰在《等着我》节目上介绍,现在可以通过人体组织、毛发等微量物品提取DNA,如果家长能提供孩子用过的衣服、牙刷等物品,就有可能提取到孩子自身的DNA,这样可以更精确、更快速地实现“一对一”比对。
此外,微量提取技术还被用于失踪儿童父母去世的情况。2021年3月,新疆警方就在一块手表上提取到了DNA信息,并成功找到了丢失44年的孩子。手表的主人是一位母亲,17年前已去世。
“目前,我国的DNA检测技术和数据库建设处于世界一流,检验的方法稳定可靠,检验结果精准高效,”童碧山在焦点访谈节目上表示,“下一步将部署全国各地的刑事技术部门,尽最大的可能去采集、检验失踪被拐儿童及父母的血样。”
被迫离乡的打拐员
任何先进侦查技术都需要以丰富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如果一方的血样无法入库,再强大的DNA数据库也难以发挥作用。
千佛山下的专家比对会战室外,上万名基层民警需要广泛宣传“滴血认亲”活动,摸查可能的失踪被拐儿童,福建三明民警贺峰(化名)就是其中一员。
“这些年明显感觉入户摸查更困难了。”贺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年被收养的孩子大多已离开家乡,乡亲大多不愿再提供收养家庭线索,基层曾经依靠的计生打拐信息员也逐渐凋零。
作为拐卖高发省份之一,福建省在2013年建立计生打拐信息员机制,每村设立一名信息员,每乡设立一名联络员,由人口计生部门管理员担任,配合公安部门搜集涉拐线索。
贺峰回忆,当时计生队伍还非常强大,警方在打拐员的协助下,清理出一大批来历不明儿童,一批收养家庭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也配合采集了血样。
福建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在2013年披露的数据为:“近年来,福建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录入来历不明和疑似被拐儿童信息12万条,采集血样11.9万份,检验入库DNA信息8.12万份,从中直接发现确认被拐儿童超过400人,位居全国第一。”
让计生员兼任打拐员,源于福建省建立的反拐联席机制,将计生人员作为打拐民警延伸的侦查触角。
成为打拐员之前,敏姐(化名)从2004年起从事计生工作,协助计生部门摸查村里的信息,2015年随子女进城后卸任。时隔多年,敏姐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当时进城也是托词,这份工作在我们乡下太得罪人了。”
刚工作时,计生工作相对宽松,敏姐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政策和催缴社会抚养费,难度并不大。直至2013年夏天,上级要求计生员们协助搜集涉拐线索。
敏姐所在的村庄有五百多户人家,她出生于1960年代,完整地经历过“收养”高潮——大约是1990年至2005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家突然多个孩子。
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闽西农村,乡亲们对此司空见惯,敏姐家隔壁就住着一个乐于转介收养孩子的妇女。在敏姐上报第一批收养家庭后,这名妇女便逃到村外住了好几个月——当年福建多地严打拐卖转介网络,使得各类拐卖利益链上的各方颇为恐惧。
“起初,我会找一些快上学的儿童家庭,他们的父母急于落户上学,有的并不抗拒上报。”上报后,这些孩子可以非亲属关系落户并入学。
孩子的血样会被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与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比对。当时,敏姐所在村的大部分村民对此还没什么概念,他们大多相信,自己收养的孩子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出卖,不用担心比对。
直到2014年底,一队民警来到了村里,该村一名14岁的男孩血样与西部某省的父母比对成功,孩子被警方接走与亲生父母相认。
至此,敏姐与乡亲的关系微妙起来,“也没有人来打我,但感觉全村都在议论我,也有收养家庭找上门来,有的求我不要再上报,有的也说几句威胁的话。”
2015年春节过后,敏姐便随子女前往厦门打工,此后便鲜少回村。
这样的故事对贺峰而言并不陌生,直到如今,他的电话几乎被所有曾经的计生打拐信息员拉黑了。
如今,贺峰的线索主要来自对户籍数据的分析——孩子和父母年龄相差过大的、出生时间和登记时间相隔较长的、连续生育两胎女孩的家庭都是他关注的对象。
“团圆”行动以来,他靠这套方法找到了六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几乎每月找一个,但这些孩子的血样,目前还没能比对出父母。
孩子的犹疑伦理的困境
在大多数认亲现场,人们看到的是犹疑的孩子和哭得歇斯底里的父母,这样的场面过后,曾经的一家人每每陷入伦理困境当中。
2010年,湖南省首次通过DNA盲比寻找到14年前被拐走的长沙男孩刘洋,该案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公众也由此一睹打拐DNA的神力。
刘洋是在1997年1月,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的校园内被拐往河北的一个村庄,他的奶奶是这所大学的退休教授,家人们给他取这个名字,则是希望他长大后留洋读书。
2010年底与亲生父母相认,彼时年仅17岁的刘洋已辍学多年,在一家餐馆打工。《潇湘晨报》的记者全程记录下刘洋随养母前往长沙认亲的经过,在长沙的四天时间里,亲家与养家的情感撕扯令这个17岁少年情绪崩溃,也将拐卖儿童找回后的遗留问题呈现在公众视野。
在当年报道的结尾,养母独自踏上返程列车,刘洋打算在长沙生活一段时间。“刘洋后来有继续读书,如今回到养家所在的县城从事一份体制内工作。”2021年8月23日,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0年时,打拐DNA数据库刚建立不久,当年入库的儿童血样八万多例,但父母血样仅一万余例,很多父母还不知道基因库的存在。到了本轮“团圆”行动,父母采血数已多于被拐儿童采血数,因而公安民警会在各种场合劝说犹豫的孩子主动前去验血,让亲生父母放心,也找到自己的来处——更重要的是深挖当年的案情。
“一旦见到孩子,我肯定也会哭成那样。”杨航的妻子说,但她还没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一个月前,她梦见儿子关在监狱里,她要走进铁门去认亲。
这个梦来自于她看到的一则新闻。自2019年起,公安机关将打拐DNA数据库与日常检案的DNA进行了对接,日常检案库中主要包括前科人员或服刑人员——在杨航妻子看到的新闻中,一对父母在监狱里见到了被拐多年的孩子。
23年前,杨航的孩子在成昆线的列车里失踪,当天夜里,火车行经攀枝花和凉山州多个车站。夫妻二人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无法平静地回忆失子和寻子的细节。
孩子被拐后,他们甚至迅速搬离了位于城北的家——因为距离成都火车站太近,“我看不得轨道,一看到就感到悲伤”。
杨航至今不乘坐火车,地铁都不坐,他在孩子失踪当年就借钱买了辆二手汽车,2008年之前,每年都要沿着成昆线跑至少两次。
衰老侵蚀了寻子的雄心,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不再重复这项保留行动,转而寄希望于日益发达的侦查技术。但当科技真的来临时,他又不免对可能从天而降的结局感到惶恐。
2021年春天,一位年轻的民警再次打电话给杨航,催促他和妻子再取一次血样。
“那个警察也是25岁,属猪。”杨航习惯询问年轻人的年龄,并对1995年生的年轻人抱有好感。
警察对杨航的犹豫有些诧异,他说,“如果能比中,说明你儿子也主动采血了,主动在找你们。”这句话触动了杨航,挂下电话就去采血。
23年后,杨航把这项比对当成一次天意,并希望减少人为的干扰,但却一直没换过手机号码。
“你是在哪儿找到我的电话的?”采访结束前,他问。
“寻亲的贴吧,一条2007年的帖子。”
“哦,我这就去联系管理员把帖子删掉。”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