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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远去：2021年逝世的中外历史学家

薛瑞/整理

樊保良（1936-2021）

2021年1月9日，民族史专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樊保良逝世，享年85岁。樊保良，1936年5月31日生，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郭杜乡人。1960年至1970年，在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师从谢再善先生研究蒙古史，1978年起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民族学博士点指导教师，并兼任甘肃省民族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作有《蒙古族源诸说述评》等。

张德明（1949-2021）

2021年1月10日，世界史专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德明逝世，享年72岁。张德明，1949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1976年起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长期从事亚太经济关系史研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其专著《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美日在战后东亚经济中多边关系的著作。

蔡美彪（1928-2021）

2021年1月14日，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蔡美彪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蔡美彪，1928年3月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院，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退休。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蔡美彪曾协助范文澜先生编纂《中国通史》，尤其专精于辽、金、元历史，同时在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取得海内外学界瞩目的重要成就。他对八思巴文的诠释、整理及研究利用为当今国内外第一人。此外，蔡美彪对中国地震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与谢毓寿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是世界上内陆地震迄今最完整的信息资料，对于探索地震规律，建立全社会防灾减灾有效机制意义重大。蔡美彪的代表作有《中国通史》、《中华史纲》、《清朝通史》（全四册）、《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合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等。

辜燮高（1923-2021）

2021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辜燮高在天津逝世，享年98岁。辜燮高，生于1923年，四川省眉山人。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广西大学副教授，1951年受聘南开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辜燮高长期从事世界史，特别是英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建树颇丰，著有《英国史》（蒋孟引主编）、《中东民族解放史》（约旦部分），合编《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大事记》，主译《一六八九-一八一五年的英国》（上下册），合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美国南北战争史资料选辑》、《美西战争史资料选辑》、《剑桥世界名人百科全书》等著作。其重要论文有《11-17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现代英国刊物中对废除谷物法意义的研究》、《从继承制看马克白斯在苏格兰历史上的地位》、《苏格兰、日本、英格兰和中国的兄终弟及制》。

黄冕堂（1924-2021）

2021年1月16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冕堂在济南逝世，享年97岁。黄冕堂，生于1924年。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山东省史学会副理事长。黄冕堂著有《明史管见》、《清史治要》和《朱元璋评传》三书，代表性论文有《论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地位》、《明帝国的建立与朱元璋》、《论明代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背景》、《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

朱龙华（1931-2021）

2021年1月16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龙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朱龙华，1931年3月出生。1949年1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参加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9月-1956年9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9月留系任教，1980年12月任副教授，1989年9月任教授。1997年9月退休。朱龙华在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古代史和文艺复兴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卓著。著有《希腊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世界古典文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古代世界史参考图集》等多部学术专著，编有教材《世界历史·上古史》等；还编有《朱荫龙诗文集》、《外国历史故事》、《千古名城巴比伦》、《失落的文明系列》、《画圣拉裴尔》、《杰出的雕刻家米开朗琪罗》、《荷尔拜因》等文史普及性读物，在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传播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郑绍宗（1931-2021）

2021年1月26日，考古学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所长、研究馆员郑绍宗因病去世，享年90岁。郑绍宗，1931年8月28日生于热河省承德市（今河北省承德市）。1981年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主持河北的考古发掘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考古学理事，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郑绍宗对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30年的文物考古成就和考古学体系进行了科学概括，对北方民族山戎、东胡、奚、契丹文化，北朝以来墓志、碑幢、印章文字，地方史志等进行了研究。郑绍宗1993年主持发掘的宣化辽代壁画墓群，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北出土文物选集》、《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报告》均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著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王斯德（1936-2021）

2021年2月4日，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王斯德，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王斯德，1936年6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留校，1990年晋升教授，2002年受聘终身教授。曾任历史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长期主编《历史教学问题》，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斯德从事二十世纪世界史、苏联史以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长达半世纪。主编《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世界通史》等大学历史教材，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他还积极投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担任历史初中和高中课程标准制定组负责人及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组成员，主编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材等。

蔡鸿生（1933-2021）

2021年2月15日，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退休教授蔡鸿生因病逝世，享年89岁。蔡鸿生，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5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06年退休。蔡鸿生曾师从陈寅恪、岑仲勉等史学大师，对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清代中俄经济文化关系、岭南海事的历史进程，都做过潜心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具有鲜明的治学风格。其所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俄罗斯馆纪事》、《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考述》、《仰望陈寅恪》、《学理与方法》等蜚声学林，广为传诵。

施舟人（1934-2021）

2021年2月18日凌晨，著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年87岁。施舟人，1934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他通晓8种语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施舟人以研究中国道教闻名，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宗教人类学领域颇有建树，出版有《道体论》、《道藏通考》、《中国文化基因库》等数十种论著。

苏双碧（1933-2021）

2021年2月24日，历史学家、《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苏双碧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苏双碧，1933年12月生，泉州南安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苏双碧曾出版《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吴晗传》（与王宏志合写）等30多种著作，主编或参加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革命史小丛书》、《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等。

张传玺（1927-2021）

2021年2月27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传玺于北医三院逝世，享年94岁。张传玺，1927年2月出生，山东日照人。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62年2月留系任教，1979年5月任副教授，1986年5月任教授，1993年8月退休。张传玺师从翦伯赞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专精于秦汉史。他在历史教学方面成绩卓著，编写了《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中国通史讲稿》、《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等多部教材。他还在中国古代史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研究等方面见解独到、造诣深厚。张传玺一生著作颇丰，撰写学术著作30余种，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包括《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说“秦汉”》、《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等，为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黎志刚（1955-2021）

2021年4月22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学院（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quiry）教授黎志刚因病去世。黎志刚（Chi-Kong Lai），原籍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本科（1980年），香港新亚研究所第二十六届硕士（1982年），先后师从全汉昇、刘广京等著名学者。他在企业史、商业史、海外华人史、上海史、日常生活史、航运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代表论文有《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盛宣怀等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1872-1901）》、《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1885）》、《19世纪80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

何兆武（1921-2021）

2021年5月28日，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在京逝世，享年99岁。何兆武，1921年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攻读哲学与西洋文学研究生，1946年毕业。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章开沅（1926-2021）

2021年5月28日，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章开沅在武汉逝世，享年95岁。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1926年7月8日生于安徽芜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1985年至1991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客座研究员及客座教授。章开沅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在学术研究、大学建设、人才培养、中西文化交流、社会服务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史学理论与方法等多个领域有重要开创引领之功，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章开沅以史为鉴、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对青年成长、大学发展、人类文明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国内外社会各界优秀人才。2017年入选“当代”教育名家（90人），曾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荆楚社科名家”、“功勋湖北100人”。

白化文（1930-2021）

2021年7月6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白化文，1930年8月27日生于北京。1951年9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55年毕业，曾就职于北京市教育局、文物出版社等单位。1983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大典·民俗典》主编，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委，《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白化文在目录学、佛教、敦煌学、楹联学等领域成绩斐然，代表专著有《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佛光的折射》、《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汉化佛教与佛寺》、《汉化佛教参访录》等。

魏宏运（1925-2021）

2021年7月21日，历史学家、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奠基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魏宏运因病于天津逝逝，享年97岁。魏宏运，1925年1月出生，陕西长安县人。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留校工作后，历任校文学院总支书记，历史系支部书记、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等重要职务。魏宏运著有《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等书，主编有《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大型资料集和著作。他是南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南开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公认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吴剑杰（1939-2021）

2021年7月29日，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吴剑杰逝世。吴剑杰，湖北蔡甸人，出生于1939年9月28日。196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毕业，1968-197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回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吴剑杰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以湖北辛亥革命运动为重点，代表性著作有《辛亥革命在湖北》、《孙中山及其思想》、《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等，主编有《辛亥革命在湖北资料选辑》、《辛亥革命研究》、《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辛亥武昌起义》（图录）等书。

余英时（1930-2021）

2021年8月1日，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美国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的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余英时也常涉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将思想史、生活史与心态史研究融为一炉，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斑斓多姿的历史群像。

朱雷（1937-2021）

2021年8月10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前会长、历史学家朱雷逝世，享年84岁。朱雷，浙江省海盐县人，1937年5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1962年7月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旋即留校任教，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朱雷历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美）罗杰伟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又曾任浙江大学、天津师大、陕西师大、江西师大等校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朱雷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发表论文《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数十篇，后结集为《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内外吐鲁番文书总目》（国内卷）等重要课题。

张修桂（1935-2021）

2021年9月12日，历史地理学家张修桂因病逝世，享年87岁。张修桂，1935年生于福建惠安。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至复旦大学工作。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历史地理》主编，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张修桂系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他以现代地貌学理论为指导，系统地提出历史地貌学各种研究方法，开创并极大丰富了我国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等地貌演变的相关研究理论、方法和实践。在古地图研究方面，他参与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水《放马滩地图》和长沙《马王堆地图》的拼接复原和研究工作，为这两种地图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古地图研究提供了范式。

刘绪（1949-2021）

2021年9月2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考古学家刘绪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刘绪，1949年3月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曾任山西省考古工作队副队长。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刘绪一生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探寻真知，在大地上务实致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著有《晋文化》等。

林西莉（1932-2021）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6日，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去世。林西莉，生于1932年6月4日。1961年，随丈夫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1962年回国后，林西莉又曾数十次访问中国。1979年之后，林西莉几乎年年到中国拜访学者、参观考古现场，追寻汉字的历史和知识。她利用学到的这些新的考古资料，写作了讲述汉字象形起源的通俗读物《汉字王国》。1989年，这部作品出版并获得了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2006年，林西莉又结合自己几十年学琴的经验，写作了《古琴》一书，于当年再度获得奥古斯特奖，并在瑞典掀起了中国热和古琴热。

王迅（1949-2021）

2021年10月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王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王迅，1949年4月22日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198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新中国考古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同年留校任教，2006年晋升为教授。王迅长期从事夏商周考古及田野考古教学研究工作，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青铜器》等课程，并多次指导学生开展田野考古实习，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他曾参加或主持了山东诸城前寨、安丘崮堆，湖北孝感聂家寨，安徽斗鸡台、大墩子，重庆忠县哨棚嘴、瓦渣地，山西天马—曲村，河北临城补要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王迅发表过多篇重要著述，专著《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第一次在考古学上划分了东夷、淮夷两大文化系统，为中国东方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文《东夷·淮夷文化对日本古文化的影响》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东夷、淮夷文化对日本古文化影响。

夏家骏（1937-2021）

2021年10月11日，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家骏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夏家骏，土家族，湖南龙山人，1937年6月出生。1963年获得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1978年至1986年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3年任副研究员。1986年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公安部特约监督员、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监察学会副会长等职务。著有《清代中叶白莲起义》、《清朝史话》、《中国人与酒》等。

汪德迈（1928-2021）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17日，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在巴黎逝世，享年93岁。汪德迈生于1928年1月，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学习中国古文字学和语言学。汪德迈1966年创办第一个法国外省大学的中文教学机构，随后担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于1979年至1993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儒家思想史。汪德迈生前撰写并发表大量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等相关的著作，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新汉文化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等。

史景迁（1936-2021）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日，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辞世，享年85岁。史景迁1936年生于英国。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66年至2008年担任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其间曾担任耶鲁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等。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讲故事”方式写作，既是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也是学术畅销书高手。自1974年以来，史景迁著有14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与曹寅》、《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其中，《追寻现代中国》讲述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历史，是西方国家大学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也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之列。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武大“学生造”卫星下月发射

极目新闻记者 柯称

通讯员 万舒良 张学敏

“我刚到海南文昌，准备迎接‘武大学生造’卫星的到来。”1月29日，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金光教授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武汉大学“启明星”微纳卫星计划于2月27日发射入轨。这颗卫星与此前发射的“珞珈一号”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主要研发工作由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在校学生完成，将成为集科研与应用一体化的空间实验室平台。

“启明星”微纳卫星

小个子有大功能

金光教授介绍，“启明星”卫星是我国首颗可见光高光谱和夜光多光谱多模式在轨可编程微纳卫星，具有低成本、快响应和高灵活性等特点。“微纳卫星”是指体积和重量最小的卫星，“启明星”卫星整星重量约为19kg，不到小型卫星“珞珈一号”的一半，但它集成的功能却很多。

金光教授介绍“启明星号”

“启明星”卫星是三轴对地遥感卫星，运行在距地球表面536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卫星上搭载了三种主要载荷，白天能够获取32谱段高光谱地球表面地物影像、夜间能够获取8谱段夜光地球表面影像及红外白昼遥感影像，它将主要服务于湖北地区、兼顾流经湖北的长江流域。

金光说：“湖北是千湖之省，是长江大保护的重点区域，我们这颗卫星能够‘看清’水体主要污染物，为水体环境监测提供预警、对水体保护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用它采集的夜光遥感影像是彩色的，可以更好地用于分析城市灯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把卫星做小、成本做低是趋势，因此要集成多种功能更为不易。”金光介绍，“启明星”卫星研发团队攻克了卫星一体化设计、载荷研制、姿态控制等难关，最终的研发费用仅约500万元，发射费用约300万元，做到了效益最大化。

50名学生是研发主力

除了服务湖北社会经济发展，“启明星”还将成为武汉大学师生的“空间实验室”，学生能够进行自主测控和在轨试验，全面熟悉掌握卫星相关技术及应用。该卫星的数据不做商业用途，将无偿向全球各有需求的高校、研究机构等提供遥感数据，提升湖北省的科技影响力。

李德仁院士

在1月26日举行的“启明星号”研制总结暨出校评审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表示，“启明星号”成功研制将有力促进武汉大学航天遥感学科的快速发展，对后续的扩展研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大家知道，武汉大学的遥感学科排名全球第一，但以往我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外国卫星，因此才有了自己研发卫星的想法。”金光介绍，“启明星”项目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研发，由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牵头，以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珞珈实验室等相关院系在校学生为研究主体，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有关院所的学生也参与研制。

学生团队在研发中

“启明星”这个名字，正是担任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龚健雅院士所起，寓意青年一代如“启明星”一样冉冉升起，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潮流。为培养遥感领域复合型人才，该项目研发之初就决定让学生当主角，共有从本科生到博士后在内的5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本科生就有20名左右。金光介绍，以学生为主体研发如此复杂的卫星，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少见。

作为项目具体负责人，金光教授和毛庆州教授带领学生从卫星技术参数讨论、卫星总体设计、卫星装配测试到最后的试验标定，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学生的一些创新思路最终都在卫星上呈现。研制过程中，李德仁院士、龚健雅院士、曾国强教授等专家也给予了很多指导。

武大还要造更多卫星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启明星”卫星的设计、集成、试验等多项工作，均是在武汉大学校内完成。

2018年底，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龚健雅院士任院长。武汉大学大力支持宇航研究院发展，投入超500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和条件保障工程，引进高端人才，目前研究院已拥有制造小卫星和遥感仪器的条件和科研团队。

“启明星号”内部

“‘启明星’卫星计划2月5日从武汉大学起运，2月7日抵达文昌发射基地后还要经过紧张地测试和装配。”金光说，如天气条件允许，这颗卫星计划于2月27日和其他多颗卫星一起，随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一同发射升空。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武汉大学依托宇航研究院，后续还将发射“珞珈二号01星”“珞珈三号01星”“珞珈三号02星”。其中，“珞珈三号02星”是武汉大学自主设计、制造、集成、测试的首颗高精度智能遥感卫星，其主要技术指标处于国内最高水平。

武汉大学副校长吴平表示，从“珞珈一号”到“启明星”微纳卫星，武大师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技术突破。“启明星”卫星以学生为研制主体的举措，是武汉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将科研育人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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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买到啦！今天热搜接连刷屏，外国运动员、记者纷纷痴迷……

今天又是对冰墩墩

爱到无法自拔的一天

身在武汉的长江日报记者

通过朋友终于买到

全网断货的冰墩墩公仔！！

喜提冰墩墩公仔。记者万旭明 摄

在奥林匹克官方旗舰网店，冰墩墩相关周边卖空下架。

北京冬奥会惊喜不断

先是奥运村

让全球的运动员盛赞

现在，吉祥物冰墩墩

（Bing Dwen Dwen）

也火了！持续霸屏热搜！！

2月2日，日本记者

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赛前报道

结果他拉开衣服拉链

开始展示冰墩墩花滑的造型

最好笑的是

他把右侧衣服掀开

脖子里居然挂了6个冰墩墩

主持人直接笑喷：

买太多了吧！

一件难求的冰墩墩周边

在日本二手网站上爆炒起来

日本人不惜重金求买

一件冰墩墩手办已经被炒到

至少一万日币

（约合554.5人民币）

还有外国运动员表示

自己被路边的冰墩墩迷住

都走不动道了

还有外国运动员

被冰墩墩抱枕毯子

这一巧妙设计迷住

按捺不住兴奋

接连拍视频向网友展示

“枕头如何变成毯子”

看到这只萌物

外网网友更是炸了锅

大呼这简直可爱到犯规！

不是我夸张，这是我誓死要保护的吉祥物！

简直是史上最可爱的吉祥物！

超爱冰墩墩！

冰墩墩为什么这么火？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喜欢冰墩墩

多半始于颜值

据报道

在吉祥物设计方案评选阶段

冬奥组委会曾找来孩子们做实验

冰墩墩被小朋友

们选中的比例非常高

冰墩墩是从全球

近6000件投稿方案中

脱颖而出的

设计团队竟是来自

几乎没下过雪的广州

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游客和冰墩墩合影。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冰墩墩的冰晶外壳

让人联想到太空服

灵感却来自冰糖葫芦

正如冬奥会场馆里

实用又有趣的“黑科技”一样

在冰墩墩的身上

看不到那些习以为常的

“传统元素”

在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陶瓷类的冰墩墩、雪容融吉祥物就在这里生产。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普通人的记忆

情感的联结

向着未来的时代感

插上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

以极简约又富有创意的方式

融合在冰墩墩身上

让人们看到雪后初晴般的

蓬勃生机

在泉州德化县陶瓷旅游观光工厂，孩子们捧着陶瓷冰墩墩、雪容融。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当然

大家也别冷落了

冬季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大脑袋小短腿同样是个小萌物

自带灯火的它

更是个“暖宝宝”

当下

谁能拒绝冰墩墩呢？

喜欢冰墩墩的快点赞

长江日报出品 记者：万旭明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潇湘晨报、新浪微博、网友评论等

来源： 长江日报

就是不信中国死人少！他连发四篇文章挑衅：不合理！不合理

作者：耿直哥

本月初，美国一位知名院校的教授曾经在美国媒体上撰文，称他发现了中国“隐瞒”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线索，还称中国实际死亡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应为170万人。

当时，耿直哥也立刻撰文给大家揭露了这位美国教授证据中那“刻舟求剑”式的严重谬误。（详见：在得知美国的死亡率是中国的800倍后，他疯了 ）

可这个美国教授却并没有知错就改，反而又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持续对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挑衅，大呼中国的数据不合理。

可事实，却也一次次的抽打着他的脸。

这个美国教授名叫George Calhoun，是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授课教授，其本职专业是无线通讯科技和资本市场融资。

然而，此人却按捺不住“外行指导内行”的冲动，在过去的两周里竟连发四篇文章，持续质疑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宣称中国“故意瞒报”了这一数据。

此前，他先是于1月2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引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一个很不严谨、就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设计有问题的“大数据模型”，用一种近乎是在“刻舟求剑”的方式，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模拟”出了中国“应有”的新冠死亡人数，然后以此宣称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为170万人，而不是中国官方通报的不到5000人的死亡人数。

结果，他的文章不仅被耿直哥发现了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也站出来批判了他的谬误，比如日本圣路加国际大学（St. Luk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的生物统计学教授Stuart Gilmour。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Stuart Gilmour教授正是此前揭露了《经济学人》那个“大数据模型”有严重误差的其中一名西方学者。

可面对来自学术界以及不少中国网民的质疑，本应为人师表、虚心认错的George Calhoun却耍起了无赖，把质疑他的人都说成了是中国“水军”。

而后，他更是继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咬定”中国就是在“蓄意瞒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这些文章还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官办的反华外宣喉舌“美国之音”和躲藏在美国、已经沦为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帮凶的反华邪教“法X功”的转发和追捧。

图为美国国务院官办反华外宣喉舌“美国之音”在转引George Calhoun的文章

图为George Calhoun接受躲在美国的反华邪教“法X功”旗下传媒的采访

但滑稽的是，他后续的这三篇文章，仍是在“刻舟求剑”，在拿美国等国家的防疫水平去“生拉硬套”中国，根本禁不起任何事实的检验。

比如，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一边称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医疗水平很低，而与中国这种情况相似的那些发展中邻国都在疫情中死了很多人，所以中国不可能只死了这么少的人；一边他又拿出韩国说事，称韩国的防疫政策和中国相似，而且韩国还是发达国家，可中国的死亡率却比韩国低很多很多倍，这不合理。

另外，他还在此文中多次强调，中国与很多疫情严重的国家领土接壤，并以此作为了他质疑中国“隐瞒”死亡人数的一个“证据”。

但任何关心中国防疫政策的人都应该清楚，中国和所有这些邻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除了有大数据技术支持的流行病调查和病例追踪网络、严格的防疫措施，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愿意为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而日夜奋战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全社会上下也在防疫这件事上一条心。

所以，中国才能在新的疫情出现后，通过“动态清零”的方式及时封堵和扑灭疫情，并能最大限度地阻挡邻国的疫情蔓延到中国。其中，许多边境城市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及牺牲——比如云南瑞丽。

当然，对于对待抗疫如同儿戏、防疫专家被网络暴力和人身威胁、当政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无视80万人死亡的美国来说，中国的防疫力度和投入程度确实会让那里的人感到“不合理”。

又比如，在另一篇文章中，George Calhoun又宣称，中国（31个省市区）自2020年4月1日武汉疫情基本结束，到2022年的1月8日，总共新增了约2.2万个新感染病例，可中国内地这期间却没有增加死亡病例，而同期的中国香港地区有12005人感染却死了209人，这不合理。

然而，这位在美国还算知名的学府中教书的教授，首先却连最基本的数据搜集工作都没做好。

根据中国卫健委的官方数据，中国武汉疫情的最终死亡人数是4634，而不是4636。而中国在武汉疫情结束后到今年为止，是出现过2个死亡病例的，都发生在去年年初。

所以，下图中他左边那栏的中国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4月1日的死亡病例数4636，以及右边那栏中国从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的死亡病例数0，全是错的。

其次，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在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总共增加的22102个病例中，有一半是境外输入病例，为10787例，本土病例则为11315例。

更重要的是，这1万多个本土病例，是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由北京、新疆、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南京、扬州、西安、河南、云南等多地在分散的疫情反弹中陆续累计起来的。而香港那1万多个病例和200余个死亡病例，则是在2020年下半年两次密集的疫情大暴发中，于短期内攀升起来的。

而且，当时香港的防疫工作和应对手段都还相对薄弱和不成熟，导致疫情几乎击穿了香港的卫生系统。内地31个省市区，即便也出现过千人规模的疫情反弹，但在吸取了武汉的教训后，我们通过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迅速锁定并隔离了感染者、密接者，及时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并通过调配医疗资源保证了感染者得到及时救治，避免了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尤其是在2020年时还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这也是内地在过去1年半里即便出现1万多个新增病例却只有2人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

但同样的，对于将美国和西方那套如同“筛子”的疫情应对模式当成了“常识”的George Calhoun来说，中国内地的防疫成果只能是“不合理”了。

当然，George Calhoun这些质疑中国新冠死亡人数文章中的谬误，远不止耿直哥这里呈现的这些，他还存在着一系列数据计算和常识性的错误，包括他一边宣称中国“隐瞒”死亡人数，一边又在自相矛盾地攻击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但这里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最后，耿直哥想说的是，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做了不少数据核实的工作，尤其是统计了一下在武汉之后，中国内地至今一共发生过多少次疫情反弹，结果还是挺令我吃惊的。因为仅在2020年下半年那个还没有疫苗的时候，这样的反弹就已经有过不少次，其中不乏包括北京新发地、新疆、河北石家庄、以及东三省那几次数百人甚至近千人规模的反弹。可我们都成功防住了。

可如今，一些人却似乎在这种保护下“安逸”得太久了，再一看“死麻了”的美国，看到那里一些“精致的利己者”过得相当“自由”和“滋润”，这些人便觉得中国的防疫措施多余了，甚至开始跟着西方媒体全盘否定起这套挽救了中国无数人命的政策，而不是客观指出一些地方执行这个政策时的官僚主义和僵化。一些人还在一些错误信息的诱导下，比如以为新冠病毒只剩下奥密克戎这一种毒性“不强”的毒株了，就开始要求中国像美国一样放开，要立刻开始“与病毒共存”。

但就像不少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所说，“与病毒共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是要“立足国情”。比如我们的疫苗接种程度是否足够应对新冠各种变种毒株的冲击，毕竟现在是多种毒株并存的时代，除了奥密克戎还有在美国正在“大杀特杀”的德尔塔。又比如，我们的公共卫生资源和医疗系统能否足够应对放开后14亿人中仍会出现大量病例的冲击？要知道，即便绝大多数感染者在疫苗的保护下不会是重症或死亡，他们仍会对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资源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是否又准备好了？

上海的张文宏医生曾在他的微博中这样写道：“未来哪怕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开放后还会有人感染，未来各国均要面对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与疾病的传播，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市民的防控意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院和疾控）的力量，才能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

遗憾的是，不少人只看到了他的前半句，却并没有看到他的后半句。

“最留不住大学生的委屈城市”你不知道武汉有多拼 专栏

聚焦于“朝阳产业”的武汉未来科技城，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创新资源，也为青年人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任勇 摄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中国最委屈的城市，留不住大学生》的文章，引发关注。

该文基于联通手机用户中的应届生位置信息进行推算，得出结论：湖北、湖南和江西这三个相互接壤的中部省份，在 2021 年流出的应届生占了各地流失量的三分之一。而且，湖北、湖南近3年的大学生流出数量越来越多。

此外，该文还指出，净流出应届生最多的城市是武汉。也就是说，武汉就是该文标题所谓的“最委屈的、留不住大学生”的城市。这一结论，看似有些道理，但其实很值得商榷。

以武汉大学为代表，武汉名校云集，是全国高等教育中心，也是全球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陈卓 摄

“流失量大”

表象背后是武汉在校生基数大

当前，随着区域经济的竞争加剧，人才的流动也更加频繁，大学生走出校门，选择到更为繁华的大城市中工作、生活，也早已经成为常态。

为此，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每年都会吸纳大量的人才。而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来自武汉等科教大市的毕业生。

武汉是著名的“大学之城”，科教实力雄厚。目前，武汉拥有92所高校，101家科研院所，130万在校大学生。

早在2013年，就有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武汉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就已达到118.33万人，不仅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在世界大城市中也是第一。

在此背景下，武汉高校应届毕业生存在所谓“流失量大”现象，主要因素并非在于其对人才缺乏吸纳能力，而是其毕业生人数绝对数量大，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超出本地吸纳量的“溢出效应”。

因此，这种所谓的“流失量大”，并不能代表武汉对人才的吸纳能力差，或者缺乏吸引力。

而且，同样基于该数据，2021年，56.6% 的应届毕业生选择留在武汉。这一居留率，甚至超过了厦门、宁波、天津等沿海城市，也清楚表明了武汉的“留人能力”。

2021年12月19日，首届武汉大学生“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大赛旨在深度推进“学子留汉”工程和大学生友好城市建设，也充分体现了武汉吸引集聚全国优秀大学生来汉创新创业的诚意。图/武汉人才微信公众号

“学子留汉”

武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没减弱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资源，人才更是其中的关键资源。揆诸历史，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而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武汉一直都很拼。

早于2017年，武汉就实施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在全国率先提出留下百万大学生，出台了不少积极举措。到2020年，武汉已累计新增留汉大学生139.7万名，新增落户大学生64.6万名。

近年，武汉市打造“学子留汉”工程，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保持了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态势总体稳定。仅2020年，武汉全市就新增留汉大学生30.20万人，其中，属于新迁入武汉户籍的有13.94万人。

而据武汉市社保系统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6月30日，2021年上半年武汉全市已新增留汉大学生14.42万人。

2021年，留汉大学生人数环比增幅逐月加大，第二季度月均留汉达到3.19万人，并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凸显武汉的人才吸引力和发展韧性。

这些数据证明，武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没有减弱，大部分大学生留汉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而其背后，则是近年来武汉等中西部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区域发展格局中不断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增强。

2019年，武汉GDP在各大城市中位列第七；2020年，经历了疫情巨大冲击后，武汉经济总量仍然达到15616.1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九位，稳住了经济发展基本盘。

2021年前三季度，武汉GDP为12317.73亿元，继续保持了第九位置；而同比增长18.8%的增速，则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2021年12月28日，“就在武汉 创赢未来”集中式巡回招聘活动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举行。为留住人才，武汉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措施，深受毕业生们欢迎。图/武汉人才微信公众号

“青春之城”

武汉有着更大的青年人才优势

城市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大量青年高素质人才，而国内各大城市也越来越意识到青年人才的重要性，“抢人”大战在多个城市上演。

尤其是2020年以来，多个重点城市纷纷推出户籍改革政策，放宽落户门槛。其中，包括引发广泛关注的上海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新政。

武汉科教资源丰富，人才基础好，但在当前各地招徕人才的这种激烈竞争态势中，武汉也不可放松。

近年来，武汉积极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拓展新就业领域。仅2020年一年，武汉高新技术企业即净增1300多户，吸纳大学生就业6.8万人。而要真正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城市还需要在加强配套设施、提高综合吸引力等方面不断优化。

为此，武汉坚持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打造“学子留汉”工程，推出了一揽子措施，包括把大学生感受作为第一评价，把大学生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突出解决外地大学生户口之忧，推行留汉大学生零门槛落户、未就业也可先落户等。

2020年，武汉为1.06万名留汉大学生提供了租赁房，用于安居保障、房租减免补贴资金9500万元。此外，武汉还对30多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就业等补贴5亿多元；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1800多个，发放担保贷款1.96亿元，扶持创业大学生2.97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尤为注重在政策供给方面着手，解决留汉学子最迫切、最现实问题。如在大学生零门槛落户基础上，实施父母无条件随迁落户。这些措施，无疑都极具人性化，且满怀诚意，广受毕业生欢迎。

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有力推动下，有着显著科教资源优势的武汉，不但不会是“最留不住大学生的委屈城市”，相反，在国内城市人口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武汉利用好这一独特资源，有望以“青春之城”“魅力之城”留住更多青年人才，在区域经济竞争中破局发展。

新京智库首席研究员 | 柯锐

编辑 | 何睿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