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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TTTT醬
首页 > 职业资格证 > 俞敏洪谈健康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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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小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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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点(一)不听话? “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在颠覆上一代,这就是基因的传承。”还说:“很多权威已经忘了,他怎么当上权威的,是因为他颠覆了之前的权威。” 俞敏洪:你说“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在颠覆上一代,这是基因的传承,也是人类创新的本质”,这也可以用在中国现代教育上。中国教育讲究听话、顺从,老师也希望教室里的学生听话、顺从,你觉得原则上人类基因本身就希望能对上一代进行优化和迭代,对吧?对于孩子们的不听话或者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创新的想法,家长和老师是不是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 尹烨:我们今天呼唤科技创新,然而科学的创新就是要否定之前的科学,科学不只是会和愚昧斗争,科学也会和科学斗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一定是对过去科学的总结、归纳甚至是颠覆。听话的孩子做不了科学创新。我们不能一边提倡创新,同时又在教育上否定大家不一样的思想。 很多不听话的观点最终使科技前进了一大步,比如“人猿相揖别”,也是因为我们和猿类共同的祖先确实发生了几个不一样的突变,使我们这一支的大脑越来越大,最后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讲,人类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地、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慢慢进步的。 (二)不干不净? 尹烨:有一个公共卫生假说认为,很多疾病就是因为太干净才产生的,比如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就是因为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到微生物产生免疫,到后来病毒来了,就会引起一次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甚至终身永久性的损伤。 还有,一个人到了国外,如果出现的哮喘症状一般在七年左右,很大的原因就是环境太干净。另一个说法就是菌群失调,就像我们说的水土不服,本质就是菌群问题。山西有一种特产叫炒祺,就是把面粉加鸡蛋、加油等配料,在白土中炒熟来吃,其实有点像吃土。俞敏洪:这有用吗?我们小时候不只吃土,我记得当时有一种病,小孩得了之后会变得特别瘦,找不出病因的时候,村民就会把用了比较久的马桶里的马桶垢铲下来,煮汤给小孩喝。 尹烨:是的,现在有一种医疗技术叫粪菌移植,就是这个原理。粪菌移植现在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北京301医院、南京军区总院都可以做。相当于肠道菌群失调之后,拿点健康的肠道菌群给补上,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直接用药。 (三)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规律睡眠、适当运动、保持快乐。 尹烨: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不是吃保健品,而是三件事:规律睡眠、适当运动、保持快乐。这三件事说起来简单,其实还挺难。比如睡眠,要有规律,不能因为今天高兴就晚睡,明天不高兴就早睡;第二,运动要成为习惯,人要对抗自己的懒熵;第三,即使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最近我有句话传得很火:远离渣人、远离破事。 (四)想延缓老年痴呆,或者如果真的得了老年痴呆该怎么办?学音乐 学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定要学一个乐器,因为乐器会运用远缘的人类脑区。弹琴也行、弹吉他也行、吹笛子也行、弹古琴也可以,总之学一个乐器。 (五)人如何释放压力? 尹烨:我讲过亲生命性,人需要有一个对象、一个可以陪伴生命、影射生命的对象,这本身是美好的,能在照顾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的美好。一般情况下,我比较推荐大家生活在大家庭中,即使大家物理上没有在一起,但当你和姥姥、姥爷讲一讲开心的事,你能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谊,感受到你跨越空间的感触。 同时,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也依然要心存希望。很多人不怕死,而是怕活着。一方面我们要一直向正能量靠近,另一方面我们要给自己找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事情来做,比如看书。我想我们俩都从书中得到了太多力量,尤其看传记,相当于“偷窥”了一个人的一生,然后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牛的人也有这么惨的时候。霍金二十几岁几乎就不能动了,但这不会限制他的思想,他依然帮我们看清楚了时间,依然在思考宇宙和黑洞的关系。所以,人不应该被束缚,我们是灵长目中最智慧的物种,我们应该把智慧用好,而不要活在一个总给别人找事、不如意的世界里。 尹烨:现在,一方面大家连接的圈子感觉大了很多,但另一方面能让我们敞开心扉聊一聊的人生知己却又很少。根据序列法则,人这一生可以维持的亲密关系,绝大部分是在150人左右,在职场上大概10人以内,一般高校差不多是7人。我们都管理很大的公司,然而真正在我们身边的就那么几个人,包括家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提升现实世界的共情能力?像我们都会在书中寻找一种心流的状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就是让我们原来不擅长的很多神经元产生连接,有一些新的树突产生新的突触,让我们领悟到新的领域和内容。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浮力定律的时候,说的是“尤里卡”,就是“哇,我知道了!”我们在看很多书的时候,也会拍大腿,“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明白:我们确实不一定非要通过跟现实世界产生交互来提升共情能力,但我们接触的东西档次一定要够高。 读书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怎么读“活人”的书,更愿意看已经去世的先贤们的传世作品,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有一本,但这本书非常透彻,如果我们真悟进去了,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世界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五)专业书阅读 尹烨:我一心二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基本我看书的时候,也要处理工作,脑子里可以挂几十个事情,也许我从小就这样,习惯了同时干好几件事。我很少会把一本书分成几次看,再厚的书都一次看完,这样思维才会连续,效率也最高。今天这本书只要翻开了,我就要看完,要在确定的时间完成确定的动作,就会使我看书的效率和精力特别集中,一旦进入到看书的“通灵”状态,我跟作者或者文字产生相互触动关系,看书就会非常快。当然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基本是看我这个专业的书,如果是看别的书,我就没有这个本事,但当我去看专业领域的书时,由于我的知识结构,所有的闲棋冷子会瞬间变成星罗棋布,会不断在里面推陈出新,所以就会在这个领域越走越远,变成这个领域里别人看来有很多积淀的高手。 (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尹烨:我觉得知识没有文理。我们俩没有交流过读书,但我们的读书习惯高度趋同,这在生物上叫做趋同演化。关于古文,一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文字的喜爱,不管我们英文多好,但前提是母语一定要配得上,因为母语本身就是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的训练,我后来也有意识地在古文上提升自己的眼界,可能我小时候背的是一个段落,但我今天会看完全篇,再从文字当中寻找力量,说来说去最后验证一件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问题古人都已经看过了。比如《兰亭集序》里“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悲夫”,后面的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去看前人一样,这句话放到马克·吐温那里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包括“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是黑格尔的话。这几个不同的人没有沟通交流过,但他们面对每个时代的无奈,都产生了同样的感触。 我在38岁以前,更多看我专业的书,但38岁以后,我确实看哲学、文学书多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先贤们在过去走过的路,甚至他们已经嚼碎的东西,虽然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人,但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能让我自己再去思考生命科学的问题时,得到更多的感悟和触动。 (七)读书的唯一作用 尹烨:知识圈越大,未知圈更大,知道的越多,反过来不知道的更多。读书不会让我们变成全知全能,读书的唯一作用是让我们不害怕未知,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有能力去弥补未知。 (八)知识圈越大,未知圈更大:自洽的状态 在逻辑上或者在数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正交信息,比如南北向、东西向就叫正交信息,因为这两个方向完全没有在一个方向上可以分解成同样的矢量,于是正交信息越多,我们对那件事的笃定性越强。我们有时候尝试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的三观、世界观、哲学观、人生观,都能产生一种更深的笃定,这个笃定本身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会了,而是反过来我承认我渺小、我承认我卑微,要跟众生万物去获得一种平等,来解决我这一生的困惑。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具有宗教性,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性,相信举头三尺有规律。这件事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都研究不下去,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还是杨振宁,我们都一样,我们再聪明,边界之外就是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明白,知道的越多,反噬就越厉害,怎么办?我们要跟自己重新谈判,我们也许不需要都知道,但是只要进一寸就有进一寸的惊喜,我多讲一段,就有多讲一段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自己跟自己比,我只跟昨天的我来比,这样一个很好的自洽的状态。 (九)人如何自我调节? 尹烨:我一般会建议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医学的本质不是治愈,而是安慰。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叫特鲁德,他的墓志铭上就写了三句话,算是道破了医学的本质,第一句话“很少被治愈”,医学能治愈的病其实少之又少;第二句话“有时是帮助”,卡了鱼刺,我帮你取出来,长了一个早期肿瘤,我帮你切掉;但最后一句话最关键“总是去安慰”,医学的本质是安慰,所以一定要学会能安慰自己,如果有能力就去安慰别人,抱一抱、拍拍头、拍拍肩,发个微笑、点个赞。这是第一个,医学的本质。 第一,我们要养成正面的习惯。这几年我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觉得我脾气比以前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年少轻狂。现在也可能是激素不行了,没那么大火了,只要一生气我就深呼吸,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努力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可以养成习惯的。 第二,可以从一些确定的行动中寻找快乐。比如跑步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这四舍五入就是给自己吃了抗抑郁的药物,跑步是可以自己做的。很多人说来不及跑步,没那么多时间,那就做做无氧运动,只需要一分钟立刻就不一样了。我们还可以选一段特别喜欢的音乐,把声音放到很大,这也能很快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好状态,因为音乐会把我们的脑波从紊乱调成正常。还有一个方法,面对镜子,咧嘴笑,然后看三秒。总之一定要有自己解脱的办法,让自己远离小情绪。 俞敏洪:我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很多人都觉得我“双减”之后的情绪、姿态都保持得不错,我就完全暗合了你提到的tips。比如运动,我每天都要求自己的步数原则上不能少于15000步。像昨天开了8个小时工作会议,晚上又和朋友喝酒聊天,回家后发现手机上只有2000步,我就立刻用一个小时出去跑了8000步,感觉浑身特别舒服,这就给了自己一种正向回馈,同时产生了愉悦感。 同时,我也常在办公室做无氧运动,有时候特别劳累或者坐得太久,我会起来原地猛跑800到1000步,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跑得气喘吁吁的。我做俯卧撑一次性可以做到60个。 还有唱歌,我唱歌属于跑调一塌糊涂的,但我不用对别人唱,我只对自己唱,我喜欢唱草原歌曲,高昂、宏大,我有时候会一边洗澡,一边高声吼草原歌曲,每次都会带来一点快乐,抵抗现实中遇到的麻烦和苦恼,这让我保持一种心态平衡,保持心灵上相对的愉悦感,从生理角度来说完全符合你提到的。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平时保持乐观情绪或者正能量的人,包括你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靠自己调节的,并不是天生的。 (十)做大事的优点 俞敏洪:做小事、做大事都难,但做大事至少体现了两个能力:第一,对自己的期许拉高之后,不自觉会付出更多努力,这样哪怕只达成了一半的期许,也算是一种结果。就像爬山的时候,如果爬香山,你知道它就500多米高,我们不会提前准备太多,但如果要去爬泰山,1500多米高,我们就一定会预先准备好干粮和力气。 第二,当我们想做大事的时候,周围遇到的合作者、战友、领导一定都是做大事的人,不自觉地就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韩信、张良只有跟了刘邦,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在项羽手下是没有长处的,有长处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并不是做大事容易,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志存高远的心,让我们感觉到这件事值得。你选择华大基因,可能跟我当初选择留在北大有点相似,当初我可以回到家乡的大学或者中学教书,那时候回家乡各方面都更方便,但我如果回了家乡,就不可能有今天,也不可能有新东方。这就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玩的人本身水平和水准都很高,就不得不向他们看齐。 (十一)从生物科学看如何培养孩子 尹烨:第一,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家庭、家长,不是学校、老师。对家长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宜施于人。换言之,要反求诸己,想让孩子看书,自己先看,想让孩子背古诗,自己先背。现在很多家长,考古诗,他自己开卷,让孩子闭卷答,孩子没背出来还骂孩子,但他自己一首都背不下来,这很搞笑。我会和我女儿一起背很多诗,这是我父母小时候教我的方式,尽管孩子可能还不能理解古诗中深层的含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唐诗宋词的韵律、感觉就培养出来了。 第二,培养孩子的复述能力,让他们尽量用简单的方法把一件事说出来、读出来。我会经常鼓励孩子们,换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表达,我们就比谁的说法多,这实际就是锻炼了他们打比方、做比喻的能力,比喻再到高级就是隐喻,他们对语言的应用就会得心应手。我觉得让孩子加强复述是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关于多语言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功能核磁看到我们做事时具体是哪个脑区在活跃。像我们初中以后才开始学英语,我们的母语和英语是在两个脑区,我在复旦大学的核磁专门测过,给我看中文时,是这边的脑区亮,给我看英文的时候,是另一边的脑区亮,证明我面对两种语言的时候,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区活动,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来做这个测试,这两个脑区就会非常接近。很多欧洲小国,比如卢森堡或者比利时,他们的人可能会德语、法语、英语,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语言。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南方人,比如广州的朋友们,既会讲粤语也会讲普通话,会讲潮汕话、闽南话,还会讲英语。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学习双语最好的时期是孩子2~6岁的时候。 仔细想想,不管多难的语言,人类哪一个婴儿学不会?两岁的时候都学会说话了,反倒长大以后20年还学不好英文。家长们可以让孩子更早接触多语言环境,当然前提是母语要学好,再去学,不局限于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只要想学都可以尝试。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孩子越早接受就越不会抗拒,自然而然地顺利听下去了,尤其是听力。听力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减损的,孩子越小听力的连接能力越强。 俞敏洪:我以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非科学研究,是一个关于中国语言学家的背景调查,结果发现,在以前普通话不流行的年代,当他们当地有自己的语言,比如上海人讲上海话,广东人讲广东话,福建人讲福州话,江苏人讲吴语,在长大过程中,他们要学普通话,相当于也是在学两种语言,因为发音、表达不一样,结果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比在纯普通话环境下长大的人学英语更容易,也更有可能性变成语言学家。这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人的大脑在接收不同发音、不同语言的时候,驱动了大脑中的连接,并且使大脑对语言的反应变得更加敏锐? 尹烨:是的,非常有实证的证据。语言学习是很难的,语言能力是人类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像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交流这么庞大的信息,就是因为语言,这是脑科学外延非常重要的能力,对内是思维、记忆,对外就是语言能力。如果想要在世界上有更多机会获得共情,语言能力不能太差,我们应该更早鼓励孩子拥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会鼓励公众演讲,鼓励辩论,按照逻辑的方式归纳、演绎。但在中国或者整个东亚民族中,不太鼓励个性,这会让孩子们顾虑太多,把很多事憋在心里,不善于表达,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多给孩子营造创新的环境,花式鼓励他们去表达。比如1+1可不可能等于10?有时候我家丫头问我这问题,我就说当然可以等于10,二进制的时候,1+1就等于10。比如问企鹅会不会飞?当然会飞,把海水当成空气,企鹅就是在海里飞,海水只不过是密度更高的空气。这就是鼓励创新,告诉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 (十二)你是上士?中士?下士 俞敏洪:但大家都有普遍的弱点,比如喜欢听好话,喜欢别人顺从。如果我们活在一个信息充分的环境中,该怎样做一个自我判断,让我做出的任何决策不至于被自己骗了? 尹烨:挺难的,孔子到了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离孔子的境界还差得远。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做的任何选择一定有错的成分。关键在于,不论对错,既然做了就不要后悔。人从来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只会因为没做什么而遗憾,当然不包括为非作歹的事。年轻的时候,不管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只要没有伤天害理,做了就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吃一堑长一智,失败得越早,成功得越早。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看着别人的失败和教训,从而避免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十三)花式夸人 俞敏洪:两个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真是太幸运了。鼓励和批判、指责,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会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尹烨: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导师,家长要成为孩子的出口,家要成为孩子的堡垒,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道歉。绝不能让孩子对家庭、家长感到恐惧,这会向下携带不好的表观遗传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被夸大的孩子,虽然我妈妈也打过我两次,就两次,但我都记住了。反过来讲,这种夸给了我非常多自信,被夸多了,就不怕被骂了。 现在大家总说挫折教育,我觉得挫折教育不用教,长大以后到处都是挫折,哪有没挫折的时候?尤其当CEO,哪天不挫折?我们真的要学会花式鼓励孩子,花式鼓励伴侣,花式鼓励父母,花式鼓励同事。高手在一起都想互相结交,把圈子做大,只有不是高手的见面了才会挖苦,那没啥意思。 (十四)孩子总不守规矩? 俞敏洪:有的家长会问,当然要夸孩子,但孩子总不守规矩,怎样才能让孩子守规矩,心灵还不受伤害? 尹烨:首先,我想了解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守规矩?比如最简单的道理,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因为食材都是大人自己买的,当然不会买自己不喜欢吃的,怎么会挑食呢?如果家长自己领着孩子闯红灯,回家以后让孩子不要敲地板,他凭什么会听话呢?家长要先自省。 第二,家长要求孩子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能严格做到?如果做不到,会不会也有对等的惩罚?或者做到了有对应的奖励?这种家里的契约精神,即使是小事也很关键。 第三,孩子当然会犯错,这是客观条件,是一定会发生的,但处理孩子犯错的态度是家长的主观选择,不要本末倒置。 (十五)背诵? 俞敏洪:是的。还有一个好奇,现在教育中常常说不要死记硬背,但我一直认为孩子从小背一些东西是有用的,比如小时候背乘法口诀,使我们现在的运算速度比外国人要快好几倍。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背诵这件事对大脑的发育有好处吗? 尹烨:背诵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人脑只开发了百分之几,脑子是不会用坏的。我确实同意您的观念,要鼓励孩子背一些名篇,并且要和孩子一起背。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我父亲拉到台上讲相声了,从小让我背很多的东西,专门跟他演《蛤蟆鼓》,一个抬杠相声。后来他80岁的时候,我俩又演了一遍,我说爸,这是你教我的第一个相声。那时候他会鼓励我,让我背大量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讲评书的各种贯口,一百单八将一般人能背十个二十个就够了,但我能从头到尾背完。 现在我就和我家丫头练这个,我讲一句,她讲一句,我们背《木兰辞》,我会带着她一起在深圳书城做演出,她演花木兰,我演花木兰她爸,我们就把《木兰辞》从头到尾完整背一遍,甚至唱一遍。这个过程不在于背了什么东西,而在于怎么让孩子学以致用,以及家长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现在很多家长总在抱怨“我很难、我很忙”,但他们没有想过孩子可能更难,孩子正处在一个还不能从外界得到更多正能量的时候,家长这时候应该降维,平视孩子,把孩子当朋友。这个世界没有谁是容易的,但真正牛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难的,只有不行的人才觉得自己好难。 二、推荐学生读科普读物 《生命密码》更多是入门书,里面有动物、植物、疾病,还有一些黑科技,比较适合对生命科学感兴趣且没有太多基础的人。 10岁的孩子,只要识字量在3000字左右,就可以读《生命密码》。《生命密码2》比《生命密码》又进一步,因为在《生命密码》之后很多人给了很多意见,我就把《生命密码》当中大家愿意听的再加强。原来《生命密码3》也想继续这样写,但在写《生命密码3》的时候,新冠来了,就写成了《瘟疫传》。这里面有两次我亲历的事情,有非常多我个人的照片,比如SARS期间、新冠期间的照片都在里面。 《生命密码》和《生命密码2》都是短篇,充其量是中篇,但《生命密码3》每一篇都很长。在《生命密码3》里,我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包括古往今来中国先贤是如何对抗瘟疫的。 三、迁移借鉴化用 尹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传染病的认知越来越准确,但人类的一般特点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 邻人偷斧、自证预言、相由心生、“巴别塔处境”、坐井观天----和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是说的同样道理,你的眼睛你的视域是你监狱的边界,要冲出信息茧房,必须进行二型学习,即不仅改善方法更是要审视省察前设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对话俞敏洪:不要在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活过 尹哥聊基因  2022-06-09 07:30 发表于广东 以下文章来源于老俞闲话 ,作者俞敏洪 (本文内容来源于抖音直播“俞敏洪对话尹烨”)

俞敏洪谈健康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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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h心随我动

“人生就是这样,你不受这个苦就会受那个苦......我深刻地意识到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更加深刻” 俞敏洪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爬上家旁的一座小山,就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小时候的俞敏洪就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后来在他8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去了一趟上海,长江的壮阔,上海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自那以后,他心中就开始渴望旅行,幻想长大后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俞敏洪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 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在家务农的俞敏洪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当老师的经历——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回家生孩子去了,课没人上。校长听说俞敏洪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他教初一学生的英语。就这样,年仅16岁的俞敏洪在母亲拼命鼓励下,成了代课老师。 1979年高考,俞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结果差了5分再次落榜。 第三次复习,俞真正脱产学习:每天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同学们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单词。俞利用仅有的一个礼拜寒假时间,把四五十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结果两个月的时间里,从班里倒数第10,变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高考,俞敏洪以仅高于录取分数线7分的成绩,考上了北大。 在大学里,由于地方口音太重,发音很不好,俞敏洪被从A班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但他没有逃避,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记忆力好,就在背单词上下苦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随身拿着小收音机,只要有时间就收听广播(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我们做到了什么程度?) 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放在词汇、语法、阅读上,“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单词专家”。后来他得了个外号叫“单词王”,同学说他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像饿狼一样。 大三第一学期,他刚赶上班级的学习进度,却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他几乎每天都会去爬疗养院后的一座小山,对着山顶刻着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发呆。休学的一年时间,俞敏洪读了600多本书,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 “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先存放在脑子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 。事后证明,这些书读没白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当一个人还是地平线上的一棵小草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在遥远的地方就看见你?即使走近了别人也可能不会看,甚至会无意中一脚把这颗草踩在脚底下。” 1985年大学毕业,俞敏洪留校当上了北大英语系老师。学校分给他的是地下室的一间八平米的小屋子做宿舍。他每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栋楼的下水管刚好从他的房间旁通过,24小时哗哗的水声传到耳朵里。俞敏洪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声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 说起来,俞敏洪考下TOEFL和GRE还要归功他的老婆。面对同学纷纷出国的热潮,俞敏洪自己倒没有生出太多羡慕。因为他自己觉得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他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他老婆的一声吼成为他继续挑灯苦战的动力: “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 ——“相夫效应”发挥作用了。 通过了资格考试,另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出国求学需要高额的费用,至少得准备个十几万。于是俞敏洪开始偷偷在其他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虽然拼搏了三年他的出国梦还是破灭了,但这次经历却为他开创培训学校种下了一个种子。 “我办新东方开始的两年的目的都是出国,当时就想赚个一两百万的钱就去美国读书。” “农民繁重的劳作、淳朴的作风,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厚重。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怎样去面对困难和挑战,少了些急功近利。我就是依靠着朴实的为人处世风格,渐渐赢得了身边人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新东方。” “从一块砖头到一堆砖头,最后变成一间小房子,父亲向我阐释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奥秘:一块砖没有什么用,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是如果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没法实现。” “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让我进去。她一农村妇女,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得不得不收下了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晚上,下着大暴雨,我妈回家的路上,摔在沟里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我妈,一看到她变成那样,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韧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 从北大辞职出来,俞敏洪先是通过与民办的东方大学合作,创建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他对学校的承诺是“总收入的25%归学校”,相当于把大部分利润都给了东方大学,自己获得了做培训班的合法身份。 到1993年,俞敏洪的培训班一学年已有上万学生了。于是他有了出去独自办学的想法,另找了一个场地,创办了“新东方”——有继承、有发展、有新意。 当时社会上其他办培训机构的人听到消息,就找东方大学学校领导洽谈,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转给他们经营,每天上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俞敏洪得知后立即找到东方大学,但他并没有和对方争执做法是否公平,而是提议,加倍付给学校管理费用,买断“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三年的使用权。这样保护了新东方的健康成长,不会受到干扰。 “一个人心中,如果装不下一个‘和’字,他的生活就会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一样。‘和’不仅是一种雅量和胸怀,更是人一种人生境界和智慧。与人和气,别人才能与己和气,天下一团和气的时候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刚开始的时候,招生是个大问题。俞敏洪躺在床上琢磨出来了一个新模式:开一个免费的班,一共40节课,前20节课全免费,后20次课交费才能听。但他也强调“一定会把最精华的内容在前面20次课讲完。”。结果第一次招了80个人,只有两个人在课时过半时离开,其他人全部留了下来。 “我只是更加理解学生,知道学生想听什么,并且以恰当的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其实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学生,只有他们自己想学,才能够真正学好。” 刚开始报名收费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由于没有固定的报名场所,学生们都在他的报名处前将信将疑,谁也不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一个上午好容易说服了三个学生报了名,结果钱放在兜里还没捂热,就有两个学生又返回来把报名费拿走了。所以俞敏洪想了一个办法,自己把报名登记表的前30个名字给填满了,什么“宋江”、“李逵”的名字都在上面。这种方法效果很好,学生根本不仔细看前面的名字,只是看到之前有那么多人报名,就不再犹豫不决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俞敏洪的听课号是从31号开始发的。 刚开始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俞敏洪扁桃体化脓,导致高烧不退,夏天接近40度的天气居然冷得浑身哆嗦。因为没人能代课,他只好穿着军大衣,披上棉被,哆哆嗦嗦上完了5个小时的课。他女儿出生的那天,因为预产时间他有课,他一咬牙把老婆扔在医院就走进了课堂。等他上完课冲回医院,他女儿已经睁开眼开始打量这个世界了。 新东方先是搞TOEFL培训,后来发现GRE更受欢迎,就开了GRE班。可找来了几十个学生才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教GRE词汇。于是俞敏洪只能自己日夜备课,拼命翻各种英语大辞典,每天备课长达十个小时,但上课时依然捉襟见肘,常常被学生难倒,弄得很尴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开始拼命背英语词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贴满了英语单词,最后弄破了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男子汉不发奋则已,一发奋则几万单词尽入麾下。 “我教英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我能够把最复杂的英语句子、语法结构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清楚,让课堂里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懂。”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怕没有职位,只怕自己没有占据这个职位的本领;不怕没人知道自己,而是要做到掌握可以让人知道的本领。 新东方的“名牌老师”模式是:1.教学内容必须贯穿这个课堂;2. 激情必须体现在讲课的每一句话里;3. 励志必须一两句话就能够打动人心;4. 幽默必须润物细无声地体现。 人一旦找到了了解心愿的方法,就会踏上心灵的解放之旅,其他一切都不在意了。 “我对地图的辨别能力十分强,对方向感也十分有把握。我车里的GPS从来都不用,我要测验自己看地图和辨方向的能力。”“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敢开着车到处走。” 可以看出俞敏洪的自信。 从加拿大回国后的徐小平,担任了新东方副校长的职位。他结合自身经验成立了新东方留学、移民咨询处,推行“人生设计”理念,被年轻人称为“人生设计师” 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已是高级工程师的王强毅然辞去工作,回国来到新东方。他提出了“美语思维”的概念,开了口语听说班。 两人回来时问俞敏洪:“这个利益怎么分配?”俞敏洪回答:“没有利益分配,我不会让你们来上课给你们开工资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我跟朋友打交道的原则。我也不希望你们变成我的部下,你们也不会愿意变成我的部下。”“你们没地方住就先住我家,没钱花我先借给你们,以新东方为依托,你们各自去创办新的项目,老项目出国考试这一块业务你们不能涉及。” 俞敏洪提出这一点很关键。如果他放开原有的出国考试领域任大家介入,结果不是把这个项目做大,而是把它切分成了若干小块,最后大家都吃不饱,也吃不好。老项目不能乱,这是他的底线。 结果徐小平就做移民领域,王强就做口语听说领域。 骆驼与阿拉伯人:骆驼先是把头伸进帐篷,然后身子进来了,最后把帐篷里的人一脚给踹出去了。 在王强和徐小平的提议下,俞敏洪顶住巨大的压力,将新东方所有的家族成员全部清退了出去,为后来上市铺平了道路。 新东方成立了股份公司后,众人对于股份的分配以及管理权问题产生了很多争执。而俞敏洪本人也在2002年被“请下”了董事长和总裁的位子。但过了两年时间,总裁换了好几个人,都无法做到让众人满意。最后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众人又把俞敏洪请回来重新掌舵新东方。 “在不断的矛盾冲突和改造过程当中,我个人承担的角色非常简单,就是耐心和宽容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并且检讨自己的不足,让机构和组织能够保持完整,继续往前推进。” “我几乎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带一本书,坐在那里没事干的时候,有一本书在手里心情就会好一点。如果手里没书,我的手机里还有英汉双解字典,能发声,我就背单词。” 1998年的时候,俞敏洪遭遇了入室抢劫。犯罪团伙给俞敏洪打了一针给动物麻醉用的大型麻醉针,一头大象都能睡过去,一般人基本上就不会再醒过来了。而俞敏洪居然在一个小时候醒了过来,因为手脚被绑着,他就用下巴颏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把再次晕过去的俞敏洪送到了医院,居然抢救到第二天就苏醒过来了。 医生后来说,俞敏洪抗麻醉能力这么强,可能跟他的酒量高有关。可后来他才知道,他之所以能大难不死,还是要归功于他的为人。据后来被捕的那伙罪犯交代,当时一名罪犯拿着刀架在俞敏洪的脖子说,头儿,把他留下来会有危险的,万一他把你认出来,还是做了吧。那个头儿居然说,“ 俞敏洪是个好人,给他留一条命吧,能不能活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 就这样,俞敏洪凭着他的“造化”捡回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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