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97年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风暴是一场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的事件。事源于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随后危机进一步波及至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及其它的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这一事件在泰国又被称作“冬阴功危机”。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纷纷进入大萧条。危机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为危机陷入长期混乱。除此之外，危机中更是影响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经济。背景：1989年，亚洲吸引将近一半的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南亚经济体，以提高利率，尤其吸引追逐高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这个区域流入巨大的资金，经历剧烈的资产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8%-12%的高GDP增长。这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90年代中期，一系列事件冲击著经济环境：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美国利率的上升及进而走强的美元、半导体价格的骤降，这些都影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美国经济在90年代早期从衰退中恢复时，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开始提高美国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相较于东南亚一直以较高的短期利率吸引热钱，这使得美国成为比东南亚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抬高美元的价值。对于那些把货币锚定美元的南亚国家来说，走高的美元使得它们的出口更加昂贵、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1996年春，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滑，使他们的经常账户更为恶化。受影响地区泰国、韩国和印尼是受金融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资产泡沫消失后由于国家接近破产状态，没有能力还清债务，亟需需要国际支援。老挝、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波及。而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虽有影响，但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日本则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身的长期经济困境中，投资能力大减，受到此金融风暴的影响并不大。扩展资料：影响  此危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投资者损失惨重纷纷预计停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亚洲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长期混乱。经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分别贬值39%、36%、72%和40%。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受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风暴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风暴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成长开始缓慢。政治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国家多个政权倒下，韩国、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在韩国，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新千年民主党首次取得政权，在泰国，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在印尼，执政32年的苏哈托倒台。在马来西亚，执政17年的马哈迪把其副总理安华革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此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主倒退。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这个人是索罗斯。他在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做的事情可以用下面这篇文章描述。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待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O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踪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嚎着。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面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索罗斯采用的是立体投机的策略，并不是单一的只是外汇的操作。 所谓立体投机，就是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金融投机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不断挤压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这些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他们怎么做的呢？正如索罗斯本人所描述的“我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5％的现金，另外95％的资金用借的；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我们用一千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五万美元的长期债券……”。(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它们以自有资本做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料定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香港的做法，更是立体投机的经典例子。一般情况下，由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无套利均衡关系，随着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市场的诞生和发展，外汇即期市场、远期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市场之间环环相扣，节节锁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典型例子如1997年10月份以及随后几次国际投机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国际投机家先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拆借港币，抛售港币，迫使港府急剧拉高货币市场同业拆息；货币市场同业拆息急剧上升引起股票市场下跌；同时引起衍生市场上恒生股票指数期货大幅下跌；恒指期货大幅下跌又加速了股票市场的下跌；股票下跌又使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经济和港币信心锐减，纷纷抛出港股换回美元，使港币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各个市场的连锁反应，最终全面扩大了投机家的胜利果实。料定对香港外汇市场发动攻击将引起连锁反应，国际投机家在各个市场上立体布局，一方面在各个市场加大赌注，为投机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旦投机成功即可全面丰收，为承受的投机风险匹配高收益。索罗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如果你把一般的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最容易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像建筑物，用我们的股本做为基础，建立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有结构，有融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我们愿意根据三个主轴把资本投资下去：有股票头寸、利率头寸和外汇头寸。……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个下跌日——就足以高速使我们的基金膨胀。”(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国际投机家进攻香港金融市场时充分运用了这种“立体投机”策略：首先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大量港币；在股票市场上，借入成分股；在股票期指市场累计期指空头；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利用即期交易抛空港币，同时卖出港币远期合约；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卫联系汇率；在股票市场上，将借入成分股抛出，打压期指……。综合看来，基于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立体布局”使投机家的风险暴露相互加强的同时更令杠杆投机威力和收益大增。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的话，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获得投机暴利。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炒家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10％以上”。“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羊群心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收市时跌幅收窄，但仍跌去199点，报收6660点。其势与沪深股市2001年下半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天天响地雷，周周都下跌，“推倒”趋势震撼人心。在压低恒生指数的同时，国际炒家在恒指期货市场积累大量淡仓。恒生指数每跌1点，每张淡仓合约即可赚50港币，而在8月14日的前19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急跌2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10多万港币，可见收益之高！第一回合 8月13日恒指被打压到了6660底点后，港府调动港资、华资及英资入市，与对手展开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投机资本是空军要打压指数，港府是红军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家事先高位沽空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在低位套现。港府入市后大量买入投机资本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将价格由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24日的7820点，涨幅超过8％，高于投资资本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取得初步胜利，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但金融狙击手们仍不甘心，按原计划，于8月16日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日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第二回合 双方在8月25日至28日展开转仓战，迫使投机资本付出高额代价。27日和28日，投机资本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8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记录。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趁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第三回合 港府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限制，当日恒升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同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稳定，使投机资本的资金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9月1日，在对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港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在此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港府在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或“敲山震虎”的手段。具体而言，港府方面针对大部分炒家持有8000点以下期指沽盘的现状，冀望把恒生股指推高至接近8000点的水平，同时做高8月期指结算价，而放9月期指回落，拉开两者之间空档。即便一些炒家想把仓单从8月转至9月，也要为此付出几百点的入场费，使成本大幅增高。在具体操作上，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将主要战场放在大蓝筹股上，主要包括汇丰、香港电讯、长实等股票。这些股票股本大、市值高，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至1999年8月底，当时购入的股票经计算。帐面盈利约717亿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数又回升至13500点。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港府入市大获成功。据称，仅索罗斯就赔了8亿美元。据说中国政府在背后利用手上的外汇储备大力支持港府。不过政府自己开的市场，自己也进去玩，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被格林斯潘痛批）。

索罗斯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国内学者的分析：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997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1997年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趁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扩展资料：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经济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内在因素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世界因素（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亚洲金融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