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我大王哦
婷婷1029
1、 疫情拐点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主要取决于拐点出现在何时，何时能得到基本控制，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疫情如果能在2月底得到基本控制，出现拐点，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一季度影响较大，二季度高开高走。疫情如果持续到4月-5月才能得到控制，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是全年性的，上半年影响较大，下半年逐渐复苏。疫情如果持续时间更长，并叠加其他风险，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可能更长，复苏要3-5年。从经济基本面整体来看，目前可以预见的是：一季度需求紧缩导致供应减少，供应减少物价难免上升，这将再次导致需求紧缩，由此，经济体系各环节均需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与风险，一季度经济运行也将被迫放缓。《中国企业家》根据分解测算，已发生和可预见的损失在乐观情景下将是一季度GDP的2个百分点，明显大于SARS时期的1.2-1.4个百分点。其中湖北之外其他省份延期复工10天的损失相当于该季度GDP的0.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发展瞬息万变，不能排除春运返程复工过程中出现二次传播甚至疫情副中心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GDP损失加大，恢复速度进一步拖慢。对全年GDP影响有多大？《中国企业家》的研究表明：根据乐观情景下的基准估测，全年GDP增速在5.6%左右，基本满足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在悲观情景下，GDP损失将达到1%。乐观情景下，一季度GDP损失对全年的影响约0.44个点。如果实施有效措施保障经济恢复，同时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等适度宽松，接下来三个季度可能实现略高于6%的同比增速，那么，全年的增速可能达到5.7%～5.8%。但如果出现疫情副中心，或者病毒出现变异，累计确诊人数的增速拐点将延后，导致部分地区严控复工和经济活动人流。在这种悲观情景下，经济活动全面恢复将继续延后到二季度，并影响到二季度经济。极端情况下，假定二季度GDP遭受与一季度类似规模的损失，那么全年GDP增速将被拖累近1个点。这种情形下，若要完成全面小康目标，那么三四季度恢复增长后必须平均实现6.5%的同比增速。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步入6以内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具有突破性的经济措施和良好的外贸环境，实现这一增速必然会引发进一步宏观失衡。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分析指出：预计疫情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负影响在0.5%-1%之间，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疫情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影响较大，或负影响GDP增速在2%-3%左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分析指出：综合来看，2020年上半年的GDP增速可能会下降0.2%至0.5%，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目前，各方较为理性的期盼是，疫情有望在2、3月份得到有效抑制，进入4、5月份以后，全国经济社会活动逐渐重新步入正轨。《中国企业家》的分析认为，在现有防控效力的前提下，湖北以外其他省市整体确诊人数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并大概率在2月底3月初实现零增长，即累计确诊病例见顶。钟南山教授最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峰值将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再退后一步，考虑但各种困难和突发事件，但从目前国家的抗疫力度及举措看，疫情大概率也会在上半年得到遏制，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不过，我们也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和长期作战的准备。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科学认知。疫情拐点到底何时会到来？根据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的观点，从流行病学角度，判定一次重大疫情彻底结束的一个通用标准，就是在最后一个确诊的病例痊愈出院后，在病毒感染最长潜伏期的两个周期内没有再出现任何新发病例。就本次新冠肺炎而言，如果潜伏期最长是十五天，那么最后一个病例出院一个月后没有新发病例的出现，才能算本次疫情完全结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能需要做好长期抗疫的准备，需要重新审视“抗疫”的“长期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再参照其他研究文献，目前对新冠病毒的病理学和流行病学核心认知有如下几点：1、该病毒和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2、从传染机理上来看，二者传播有相似之处；3、过去三周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基础传染指数在2-3之间，和SARS（2-5）接近，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能在人群中快速大量传播；4、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平均为6.4天，最长为11-12天，隔离超过14天没有相关病症的个体可以基本确认不携带病毒。基于这些认知形成的公共卫生判断是：1、在短期内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采用传统公共卫生方案——包括隔离确诊和疑似病患、降低人员流动、改善个人卫生习惯，能有效降低早期传染源的传播风险；2、开展干预后短期内一些地区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的增速开始明显下降，可以认为疫情拐点已经到来，干预取得效果。从实际病例数据来看，湖北省和省外其他省市处于非常不同的疫情发展阶段。湖北省积累了大量受感染人群，且检测和诊疗资源相对疫情规模明显不足，疫情持续扩散，疑似和确诊病例人数高居不下，疫情仍处于胶着状态。随着人流管控的加强和医疗支持力度加大，总体治愈出院人数已经开始超过死亡人数；刚刚启动的各省对口支援湖北地市的实施将有助于湖北的疫情更快得到扭转。基于公开病例统计数据，并在区分一代输入型病例和二代病例基础上，对湖北省外其他省份疫情进行的统计建模分析表明，随着输入型一代病例完成爆发，目前二代病例增量从2月3日开始也显示出稳定迹象，可以判断湖北省外其他地区疫情拐点（增长率稳定下降）很大概率已经到来。在维持现有防控效力的前提下，湖北以外其他省市整体确诊人数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大部分省份最迟在3月上旬实现零增长，即累计确诊病例见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除湖北以外，人均患病率相对较高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以及湖北的邻省重庆、江西、安徽、河南等（截至2月6日每百万人中10-20人确诊），其中不少省份也是复工人流集中之地，不能排除防控和诊疗不当导致第二轮输入性病例发展出超级传播者，在一些省市出现新的疫情副中心。在此情况下经济恢复节奏将继续向后延迟，市场信心受到打击。2、 疫情对三驾马车的影响如何？首先看消费，主要特点有：第一、紧急医疗卫生物资严重短缺，比如口罩，目前全国总产能是日产1.8亿个（很多还是跨行业转型过来的，生产周期至少7天），但总需求量，最保守估计全国每日是5亿个，缺口最少3.2亿个。目前的产能只能优先供应用于一线工作人员，百姓日常需求根本顾及不上，这属于严重供不应求的消费产品，除了口罩之外，还包括各种消毒液、卫生用品等；第二、基本生活保障消费，如食品烟酒等，这是刚需，不受疫情影响，但由于恐慌心理以及为了防疫、减少购物频率选择网上购物等，出现百姓普遍囤货现象，这对生产、仓储、物流、上门配送等提出很大挑战，也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预计二三月份CPI还将在高位徘徊。并且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将有进一步快速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三、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等将在疫情期间大规模萎缩，这包括餐饮、住宿、旅游、房地产物业，以及通讯器材、汽车、高档珠宝、服装衣帽、化妆品等。这是支撑我国消费升级、消费规模扩大的主要部分，目前看来，疫情不退，难以有起势，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春节黄金周消费已经彻底失去，但乐观地看，一旦疫情过去，会迎来报复性消费。综上所述，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是有减有缩，不必要消费减少、服务密集型消费暂时停摆，但基本生活保障及医疗用品消费扩大，特殊时期，国家将在其中发挥总协调、总调度的功能，并有效平抑物价增长。第二，投资。传统的三大项目，包括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显然，房地产处于蓄势期，经济低迷，会加剧更多中小型房地产破产，但大型企业却是储备土地，进行下一轮投资布局的好时期，不过受疫情后续对就业、消费、理财等心理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有高增长了。制造业、基建投资属于中长期布局，受疫情影响有限，主要是春节假期延长，影响了投资增速，但在投资方向上会有新的契机，比如基建投资，政府将更多向民生服务保障项目倾斜，如医疗服务、大健康产业、智能化基础设施等等；而制造业，围绕“口罩”等紧急物资供应，将带来一次全行业制造能力大考验、智能化水平大提升，推进产业互联网加速发展。科技与制造的结合，仍然是未来投资的主要方向。第三，外贸。原因无需赘述，影响肯定是全方面的，这急需国家根据疫情情况，抓紧制定新的外贸政策，恢复国际信心。货物贸易受到重创，不过这也为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新的窗口和机遇。让更多的外资企业参与到与疫情相关的生产制造、科技研发中，也是一种开放的政策。3、疫情对三大产业和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影响有多大？总体而言，三大产业中，服务业近期受损最明显；中长期内，被迫延长的停工期拉长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年度产能锐减，利润下降可能性较高。人工密集型生产制造业，如手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零部件制造业等，会导致用工短缺、生产恢复延迟、生产效率受损等，特别是第一季度，加上春节长假，影响较大。再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在加工制造后出口，但随着疫情的发展，一些国家与中国暂停了航空和运输领域的联系，因此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人力密集型服务业，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和密切接触，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行航空、房地产租赁及装修业、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其他生活服务业（理发、健身等）、线下教育培训等影响较大。从微观企业看。总体而言，疫情对于资金实力相对雄厚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机；而那些资金实力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从企业性质看，影响最大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好在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帮扶纾困，但这也是有限度的，能否挺过危机，要看企业具体情况了；对于外资企业也是重创，这主要出于对本国劳动力人员的保护，以及要求较高的开工条件，和对市场需求的预期改变等；对于科技型企业，带来很多新的需求和机遇，如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等，但这是对于有实力的大公司而言，创业小微企业则面临巨大的人力成本、房租成本等压力；对于国有企业，则是发挥国家基本保障功能的重要时期，将担负其重大工程建设和物质供应任务。疫情对整体经济、各个行业、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引用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一个研究数据：仅春节七天，电影票房损失70亿，餐饮零售损失5000亿，旅游市场损失5000亿，仅这三个行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一万亿。这一万亿，占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GDP的4.6%。知名餐饮企业西贝餐饮集团创始人贾国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疫情导致2万多名员工待业，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左右，西贝当前的现金流只够支撑3个月的时间。” 大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就更难了。朱武祥教授的调查显示，29.58%的受访企业估计疫情导致今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22.43%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来度过难关，21.23%的企业准备贷款，16.20%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4、面对疫情，宏观政策应如何应对？目前最困难的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背后又牵扯巨大的就业问题，面对开工受限、市场下行，但还要支付员工薪水、房租水电等问题，资金极度紧张，缓交税收、就业补贴这些帮扶毕竟有限，面对资金压力，宏观政策如何取向？直接采取降准甚至降息等宽松政策，实际上基于目前的金融体系和结构性特征，很难直接、快速惠及小微、民营企业，并且还可能造成金融资产泡沫和物价通胀，何况现在CPI已经破5了，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其实很小。较为可行的政策，是精准对标中小企业，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直接优惠贷款的力度，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性支出，直接发放财政补贴。在货币政策受限的情况下，发行疫情特殊债不失为一种选择。清研智库的研究指出，为了对冲疫情的影响，各地纷纷出台了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的举措，但是，总体上来，这些政策以“缓”为主，真正能够切实减轻负担的举措不多。为此，建议政府应认真研究中长期的政策，在抗疫期间出台减少行政审批、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等具有高含金量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适当提高“赤字”，发挥财政的逆周期效果。重点疏导金融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传导机制，避免以“抗疫”为理由，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大水漫灌”的后果。传统上被认为敏感的审批政策，探索放开或下放审批如网络视听牌照的审批等。著名财经分析人士管涛指出，自疫情应对正式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包括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民生保障和疫情防控等几大方面。这些政策出台提振了市场信心，促成了重新开市后国内股市汇市的迅速企稳。但这些政策，要么是直接针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行业和企业，与其他大部分行业和企业关系不大；要么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却不能改变企业因停工停产造成损失的客观事实，更是对没有银行贷款、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帮助不大。当前，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普遍比较困难，不排除疫情冲击引发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生存危机。为此，我们应将困难估计得更足些、措施准备得更多些，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有所准备。要在密切跟踪疫情发展、动态评估疫情影响的同时，不断充实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财政、货币及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适时加大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要关注弱势群体，制定切实可行的针对无营业收入、有刚性支出、无银行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方案。《中国企业家》的分析指出，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发挥关键作用，而因缺乏周转资金而产生大面积裁员甚至倒闭潮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应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受灾不同的小微企业采取不同措施，精准扶持，切忌大水漫灌——不仅低效且会加大当前经济扭曲。鉴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工作重心和大型企业的相对优势，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主要借力于数字金融，发挥其在线服务优势和数据优势，快速精准地为其输血，降低首次申请纾困贷款的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门槛，最大限度服务这些企业。同时，应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提升平台基础设施，改善中小微企业线上营商环境，并全面升级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在线服务能力。李迅雷分析建议，“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根据疫情采取新举措，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进行适当调整。当下最大的期望还是在财政政策上，货币政策应会继续稳健偏宽松，而降息周期接下来仍会继续。以财政政策为例，应更加积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建议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横向比较看，日本财政赤字率7%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到3%，并非不可接受。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其中包含30条政策举措(简称“金融30条”)。“金融30条”里对于流动性的支持、贴息、税收等各方面的措施对企业的帮助是实打实的，这些措施的效果会逐步体现出来。“金融30条”主要着力于解决密切短期的紧迫问题，从长期来看，依旧要回归到如何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如何减轻企业负担的问题上。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关系是关键，要做到更加结构化、更加优化、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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