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林经济师

王毓瑚于1925年赴欧洲寻求知识，先在德国波茨坦市立高级中学就读，随后进入慕尼黑工业大学主攻经济学；1929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系；1933年，取得经济学、统计学和新闻学三科毕业证书；回国后，历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经济系讲师、国立编译馆编审、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1946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49年9月，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52年至1980年，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他在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他曾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王毓瑚的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第二阶段，是1952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他将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他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表现为熟谙西方经济思想史，同时有很深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根底，并潜心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不断探索。其所著经济史的著作，独具一格。例如，专著《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不仅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而且就是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也颇为称道。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王毓瑚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未真正从事产业经营，而是在流通领域活动。因此，中国社会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显而易见，他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独到见解，展现了其深厚造诣。他在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进一步显现了其研究功力。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整理、校注了多种中国古代农书，并撰写了《中国农学书录》一书。《中国农学书录》是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必备之书。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著名学者天野元之助先生对此书颇为推崇。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他亦是硕果累累，撰写了10余篇学术论文，编写了《中国畜牧史料集》一书。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开始了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和世界农业史的研究。王毓瑚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近30年，做出过重要贡献。他认为，大学图书馆馆长要代表教师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关于图书馆的建设，他竭力主张应将图书馆办成一个师生皆欢迎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专业藏书特点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图书馆。王毓瑚以见解精深、哲理深邃并勤于切磋琢磨而闻名，并赢得农史界名家与后辈的尊敬。因而，学校其它学科的学者们称他为“饱学之士”。他在如何对待事业、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科研方面，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在开拓农史学科的前辈学者中，有“东万、西石、南梁、北王”之说，分别指分处四方的农业部属四个重点农史研究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东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1955年成立，位于南京，受南京农大及农科院双重领导）的万国鼎（1897—1963）；西为西北农业大学的古农学研究室（1956年成立，地处陕西武功）的石声汉（1907—1971）；南为华南农大的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78年成立，位于广州）的梁家勉（1908—1992）；北则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室（1978年成立）的王毓瑚先生。这四位先辈虽都是中国农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但先生与之相处却能摆脱过去文人相轻的常有陋习，尽管治学的重点与方法不同，却能做到互相砥砺切磋，相互敬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四所重点研究室的学科带头人大多受到过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农史学科重又得到恢复发展，但东、西、南、北四大家中只剩下南梁北王两位，真是物是人非。为了了却发展繁荣农史学科的夙愿，他们同以前所未有的激情，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研究写作。先生后期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十分窘困，1972年因患肠癌获准从延安返京，加以有心脏病在身，未去一度更名华北农大的涿县农场。但居所是由原来的工棚改修而成的简易平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生活、写作乃至接待来客均在是处。这一陋室竟一住就是八年有余，直至逝世前半年方得迁回原住处。而且，难与前述三处相比的是北农大下属的这一单位，既无编制，又缺经费，地点也是位于图书馆作为馆长的先生的办公室。研究助手先后有过一二人，也仅是兼任，而非专职。先生以一己之力毕生支撑着这一困局。严格说来，其助手原来功底因所学不属文史，先生以其热忱耐心，循循善诱的教导，才逐年使其有所提高，而后方能典见列为农史研究队伍中的成员。先生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先生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除已刊的论著，在先生仙逝后25年，方始由其哲嗣汇编为《王毓瑚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发。文集共收论文44篇，上篇侧重农史，下篇是有关经济史等的论著。文集的出版有益后学并可昭彰先生的学术业绩，自不待论。而有关先生治学为人的一些特点，如认真研读这些论文，也能从中窥察出有助于理解其根由之处。如先生青壮年去西方留学多年，学成后归国却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及农业问题为研究重点，这似近乎学非所用，而又略今详古，偏离通常认为热点难点的现实问题。文集所收论文近半数是先生未刊之作，与同代学人相比，以先生的苦学博识，其成果不仅使人有偏少之感，而又何以大多宁愿深藏，经推敲再三，方始分寄师友及后辈，征求意见而不轻率发表。力求其尽善而后已，在学术上对自己的这种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其严谨有加、务实求真的学风。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女，二个孙子，一个外孙，妻子是李含芳。1907年4月16日　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庄。1915—1925年　从河北高阳到北京，读小学、中学。1925—1929年　赴德国留学，入波茨坦中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经济系。1929—1933年　转去法国，入巴黎大学经济系，获经济、统计、新闻三种大学毕业合格证书。1934—1935年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经济系讲师。1935—1937年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为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1939—1944年　任国立编译馆编审。1944—1946年　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1949年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教授。1949—1980年　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1952—1980年　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1980年11月27日　病逝于北京。

经济学比较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学有很好的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农业产业经济、农村金融、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贫困与反贫困、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等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特色与优势研究领域。

请问学长，我今年报的企业管理373，有希望调到该校企业管理，农林经济管理之类的专业吗，本科只是普通的二批院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