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总经济师

如下图所示

他先后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义和斗店、孙家大院、吴家大院等处，也有时常住宜障后。当时他以剃头为业，是住在很多人伙居的小店儿。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喜爱的大鼓书消遣。在农村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小段和长篇鼓书，像什么《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当时下层的贫苦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伙伴们的喜爱。有些人听得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生存都不容易，白听也不合适，有时就主动地多少给些零碎钱。随着观众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所以他也就逐渐的以唱大鼓作为另一条谋生之路了。因为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自此以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经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撂地”演出的条件很差，支个大布篷，用木板钉上几条板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刮风一半，下雨满完。”刘文彬还常说：“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由于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因为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懂得“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为师。宋先生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忆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宋恩德老先生是个半盲人，绰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平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经过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通畅，在唱腔方面还吸收了一些农村小曲、地头调。他还有一种唱法，就是吸收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这种演唱嗡声嗡气，用的是背工嗓（头腔兼脑后音），被人戏称“坛子大鼓”。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公馆演唱。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主家不愿意，便拿刘文斌开心，说；“他长的那样子，哪能唱的了呀？”当时刘文斌正有病，穿戴也不讲究。后来经别人说情，还是让他唱了。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服务，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介绍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传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每逢早晚，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这时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京东是指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香河、宁河等县），就叫京东大鼓吧！”这就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过。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按刘文斌的话说：“树大招风了！”这是因为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同时有“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报广告。“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毅然拒绝了“中华”的要求。他坚持在“仁昌”、“中华”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矛盾和冲突。“中华”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乌烟瘴气，空气十分紧张。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提议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在天津经商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他反复考虑后说：“我去外边走动走动，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要是不成就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青红帮头目），请求他给予关照解决。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述说原由，王三爷听罢马上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闹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正是奉军驻守天津。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憨厚，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益友。在天津曾与花四宝、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马宝山、翟青山、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解放后改称红旗剧场）先后与刘文霞、常旭久、于瑞凤、程玉兰、郑蝶影、曹宝禄、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宝、白云鹏、戴少甫、于俊波、侯宝林、郭启儒等一起演出。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称共和剧场）先后与常连安、常宝堃、常澍田、金万昌、马三立、侯一尘、张寿臣、王佩臣等一起演出，从在前几场位置一直到能攒底演唱。20世纪40年代，他在平安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