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函数经济师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将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提并论。弗里德曼始终对凯恩斯心怀敬意，尽管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凯恩斯。此外，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文献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之间，保持了连贯性。1966年至1984年间，他每隔两周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专栏，乃是运用经济分析阐明当下事件的典范。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的结论弗里德曼的赞赏者与批评者都指出，他的世界观本质上很简单：坚定信仰个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场是协调个人活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他的闪光点在于能够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而出人意料的结论。我从读者来信中得知，弗里德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愿意说出其他许多人想到、但不敢说出来的逆耳忠言。然后，他还会继续捍卫这些主张，对抗“经济正确”（economic correctness）的强大势力；而在捍卫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增长了知识。有人曾想把弗里德曼贬低为右翼共和党人，但弗里德曼对各种激进事业的拥护，使他们打消了念头。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最初遇到的英国市场派经济学家信仰个人自由的主张，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直到我遇到弗里德曼，得知他花在游说抵制美国征兵制度上的时间，比其它任何政策课题都要多时，我才开始认真看待市场派经济学家们言论的广泛哲学意义。弗里德曼对传统的反叛，经受了岁月的流逝。他认为，禁毒法律无异于政府为有组织犯罪提供补贴。即使是在金融领域，他赞成将指数化合约和税收等作为减轻通胀损害的手段，这让他无法得到传统保守派的钟爱。但是，弗里德曼采取这些立场，并非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政治平衡，而是遵循理性辩论的结果。与同样赞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不同，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揭示可能深藏在代代相传的态度、规定和偏见中的真理。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弗里德曼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这位身材矮小的健谈者，更喜欢说而不喜欢写，面对电视仿佛如鱼得水。他在与妻子罗斯(Rose)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添加了很多没有出现在电视版中的细节内容。但书中没有系统的论文，只有一些整理成文的演讲注释，概括了“弗里德曼经济学说”和“弗里德曼货币政策学说”。被弗里德曼意想不到的魅力所折服的人，有时会低估他的决心。当有人怀疑他的信念时，他不会作出丝毫让步。尽管他秉性谦虚，在本质上信奉民主，但他也有普通人的一面 —— 他在下半生意识并喜爱自己的盛名。乐观的美国人他对政治程序的态度，和那些批评现有制度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者是一致的。这些人认为，议员们在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治市场追求自身利益，在这个市场，代表地域和行业特殊利益的集团以公众利益为代价得到好处。但弗里德曼深信，理性与劝说的力量，总能战胜理论上的疑虑。虽然他偶尔也会对自由的前景表示担心，但这类不祥的预感更多还是属于他在“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结识的中欧人。弗里德曼本人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乐观的美国人。早年生平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可说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他1912年生于纽约一个贫苦的移民家庭，父亲在他15岁时就去世了，但他仍得以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和芝加哥大学就读。上世纪30年代，他先后供职于各种研究机构，并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建立了联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81年，该机构为他一些最重要的工作提供了资助。1938年，弗里德曼与罗斯·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结婚。罗斯本人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一些较为通俗的著作的合著者。亲密的家庭关系是他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在他的家庭圈子中，妻子的哥哥艾伦·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虽然著述不多，但他的学识在弗里德曼的圈子内备受重视。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 (David)最初不想子承父业，于是当了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最终发现社会经济学主张的诱惑太大，无法抵挡。对于戴维选择进入“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领域，宁愿在这一领域探索，也不愿回归传统左派经济学道路，父亲弗里德曼表现出高度的容忍。二战期间，弗里德曼不仅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供职，还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于1946年成为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弗里德曼最早从事的是数理统计工作，他帮助开创的一些统计方法，例如抽样法，一直延用至今。他首部受到广泛欢迎的著作于1945年出版，是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合著的对独立职业活动收入进行的研究。两位作者发现，国家控制进入医生行业的人数，使医疗费用高企，损害了患者利益。这些发现一直让医生们不适。弗里德曼的第二部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于1953年出版，其中包含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著名论文。尽管许多经济理论中对人性过于简单的看法，令其他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尴尬，但弗里德曼的个性意味着，他是不会对此表示歉疚的。他宣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效，取决于其产生的预测成功与否，而非其假设在描述上是否逼真。关于树叶分布的命题他的一个著名例证是这样一个命题：一棵树上树叶的分布，是为了追求落在树叶上的阳光面积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价值取决于树叶的分布是否符合这种预测，而不取决于树木是否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这篇论文引发的争议至今仍在延续，想必其消耗的纸张已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但弗里德曼把发表的宣言留给他人去争论，自己更关心的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同样，在后期倡导资本主义的论述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列举出佐证，但终究没有去探讨自由、公正和国家等方面的理论。弗里德曼的方法，为许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学术捍卫者带来一缕新鲜空气。这些学者以前感到，相对于宣称自己符合未来潮流、希望用自己的方法规划和干预经济的计量经济学家和其他定量研究人员，自己就像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任何年轻怪才相媲美、而且脚步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快的人，这个人站在自由市场的一边，实际上，他比其他多数支持者都更加没有保留和顾虑。尽管弗里德曼的政策观点当时不受欢迎，但他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说着相同的语言，将时间序列引入方程式中，为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的确，他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修正货币与价格关系的古老真理、以及国家试图通过增加支出而实现充分就业的徒劳性的古老真理，就只能“披上现代统计的外衣”。弗里德曼在剑桥我初遇弗里德曼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读二年级，他则在这里担任客座教授。不幸的是，我不得不与另外一位学生分享他的指导，而那位学生很容易就会把他引入一般的政治谈话之中。有一天，弗里德曼来得很早，开始阅读桌上放着的一本《费边论文集》（Fabian Essays）中萧伯纳（Bernard Shaw）的文章。他说道：“开头几页有三处错误。”他指的是萧伯纳对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误解。萧伯纳以为，自己能够在这一领域为读书没他多的费边社同僚提供一些指导。尽管弗里德曼极富魅力，但我也从他那里遭到了平生最大的奚落。他向我提及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后来的美联储（Fed）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称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实际上是一位出色的总统。我对此表示惊讶，弗里德曼回答道：“首先，伯恩斯更了解艾森豪威尔。其次，就算了解程度相同，我还是更愿意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你的。”在上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更知名的是对浮动汇率的提倡，而不是货币主义。当时市场普遍对美元短缺的假象感到担忧，而弗里德曼认为，这完全是由于欧洲和其它地方的汇率过高。“的确，”他会说，“英国缺少美元——这就和每个美国公民都缺少美元一模一样。”他笑到了最后，因为在短短几年内，美元短缺的假象就变成了同样神秘的美元过剩。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弗里德曼在剑桥经济系（Cambridge Economics Faculty）期间，一直被恶意排挤在许多学术生活之外。例如，当时有一个讨论资本理论的名称怪异的“秘密研讨会”。本来，如果让弗里德曼来解决一些数学难题，揭示本质，可以为这个研讨会提供极大的帮助，但是他却被排斥在外。最让弗里德曼寒心的，是经济系中某些与他持有相同理论观点的人的狭隘态度。已故教授丹尼斯·罗伯逊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就是其中之一。罗伯逊爵士始终对凯恩斯持保留意见，而且倡导直到几十年后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零通胀政策。但是让弗里德曼震惊的是，罗伯逊爵士为“郡县农业委员会”（County Agricultural Committee）的权力进行了积极辩护，认为它们有权踢开它们认为效率低下的农民。于是，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英国经济学创立者的崇敬之情平添了几分困惑，对如此多当代英国人打算维护的观点感到费解。“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货币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弗里德曼主要致力于对经济学观点进行经验主义验证。他的主要成就是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这是在他1974年荣获诺贝尔奖时提及得最多的一部著作。他的调查起因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数据似乎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也会增加。但是，时间序列（time series）数据显示，长期储蓄率的变动要小得多。对这个谜题的解释是，支出和储蓄决策取决于人们对自己长期（“永久”）收入的看法；人们往往不会根据短暂的收入变化对支出和储蓄进行调整。这些发现至少包含弗里德曼推崇的两层含意。一个是，资本主义最终不会因为消费不足而出现停滞不前的长期趋势。另一个是，财政微调会非常困难，因为消费者会忽略政府预算收紧或放宽导致的暂时性可支配收入变化。的确，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1994年的增税措施没有产生人们广泛预期的衰退后果，这正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在融合理论与数据方面如此彻底而又令人信服，说服了许多不赞同其政治含义的经济学家。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弗里德曼才发展出货币主义学说，并因此一举成名。他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公众持有这种资产的意愿取决于收入水平、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货币供应增加，那么最初的效果将会是提高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但最终的结果将是或多或少地按比例提高价格。这就是著名的“长期、多变的滞后” （Long and Variable Lags）：一般情况下，需要9个月才会对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再过9个月，对价格的主要影响才会体现出来。这些时间周期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嘲笑，但它们并非弗里德曼的核心思想。反货币主义者通常的反应是，货币供应会对薪资膨胀或政府赤字等事件做出被动调整。尽管虽然这种现象有时会出现，但弗里德曼需要确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货币扮演着活性剂的角色，无论原因是黄金流入、官方放松货币政策，还是试图维持某一特定的汇率等。货币历史和货币主义弗里德曼曾在一本书中力求全面展现货币的积极作用，那就是《美国货币史，1867年至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该书由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于1963年出版。这是弗里德曼的技巧之一，他总能为某项具体的工作找到一位恰当的合作者。《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的一项杰作。书中几乎没有公式，即便是对书中提出的学说持反对观点、或是对其漠不关心的人，将本书作为历史书来研读，也会为他们带来愉悦，并从中受益。本书符合弗里德曼的一贯特点，其本意是如实记录美国的货币供应历史，结果却找到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其较大的篇幅本身就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点。这两位作者后来采用了基于方程式的更正式的方法进行研究，关注于周期平均值，并涵盖了英国的数据，但却没有那么成功。两位作者遇到了诸多障碍，研究结果直到1982年才出炉；他们自己也承认，实在不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他们尤其后悔花时间对英国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没有为他们带来多少新的突破。围绕这本新著作的学术辩论又过了近10年才展开，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反撒切尔（Thatcher）势力试图将弗里德曼批评者的分析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总有一天，内情将会曝光。弗里德曼做出的政策结论是其著名的货币供应政策：年复一年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他承认，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从货币主义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但是，随着金融资产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对货币的不同定义，几乎所有的货币主义策略都遭遇了困境。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货币主义学家指责美联储（Fed）政策过紧，压制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其它货币主义学家则批评美联储扩张过快。弗里德曼本人有时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无论一家央行做什么，都是错的。若想得到他的青睐，央行不仅要追求货币目标，而且在追求目标时还要采用一种名为货币基础控制（monetary base control）的特殊方式；当美联储1979年至1982年期间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时，外界谴责它把作用机制弄错了。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弗里德曼对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并非他对货币主义的专业研究，而是在他1967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论证：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名义主导着当时的学术界，而且似乎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选择。假定一国政府或央行试图以接受更高的通胀率为代价来增加产出和就业。一旦市场参与者开始将对通胀的考虑纳入行为中，经济最终将回到此前的失业率水平，但通胀率却上去了。如果政府还是坚持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其结果将不仅仅是通胀，而且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忍受的加速通胀。弗里德曼的这套学说有时被称作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有时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也有时被称作“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指的是，在确定了稳定的通胀率后，经济中的失业率水平。后来，一些使用者将其更名为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以摒弃其“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外表。实际上，使我放弃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正是这些有关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的观点，而不是弗里德曼更为专业的货币主义理论。人们如今对这些基础理论已经很熟悉，但在当时，对于英国的经济界和美国东海岸的许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些理论极具爆炸性。一些经济学家将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视为技术学派的一个新概念，他们将其用于更复杂的需求管理形式。这违背了弗里德曼就职演说的精神。弗里德曼在演说中显然是打算警告政府：不要试图通过增加开支来实现预定的就业水平。英国首相卡拉汉（Callaghan）1976年在工党（Labour Party）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让弗里德曼的理论在英国得到了广泛认可。卡拉汉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然而，让那些对宏观经济而非货币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略感失望的是，弗里德曼在他更受欢迎的著作中，没有更多运用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概念。的确，他有时似乎也会过分延伸自己的学说，将经济衰退的责任归咎于货币供应增长的短期变化。他对此的苛刻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撒切尔夫人的影响弗里德曼对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产生的直接影响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小。尽管两人在1979年大选前的一个私人晚宴上相识，但彼此并不熟悉。这位英国前首相在回忆录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弗里德曼。如她所述，她的灵感来自哈耶克（Hayek）。然而，弗里德曼对她手下的许多顾问和大臣都产生了明显（即使是间接的）影响。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财政战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将目标定为：逐渐减少货币供应增量，放弃政府的“微调”，这显然或多或少取自于弗里德曼的观点。但这位经济大师本人不赞成中期财政战略，因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仍是通过利率而不是货币基础。此外，他不相信减少预算赤字会对利率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减少预算赤字都不应在中期财政战略中占有如此显著的位置。然而，从更广的范围看，没有弗里德曼的著作和电视演讲，撒切尔政府不会获得少数学界精英对其极为有限的认可。退休后仍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居住在旧金山。他显然很享受自己“工作的退休生活”：这里气候比较温和，他很容易就能抵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办公室。罗斯对这次搬家比他还高兴。弗里德曼的这种现代性意味着，他的技术成果很容易受到新研究者的攻击，这些研究者声称要用更新的统计方法批驳他的成果。的确，在他的有生之年，弗里德曼看到了对将经济学基于可发现的数字关系的反对，也看到了所谓的奥地利方法的复兴，这种方法致力于用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方式，来预测互动系统的总体特征。但是，如果没有弗里德曼先从科学高地上驱逐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就不可能在不同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间展开运用方法论的对话。在他的后半生，弗里德曼与基于理性预期和快速市场清算的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保持着距离。他担心，经济学家已陷入了对数学严谨与数学优美的追寻，而不再将其作为研究工具。在货币理论之外，弗里德曼依然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就像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本意是为了对《自由选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书中所写到的，他无法明确而快速地界定政府干预的局限。但他相信，对个案的客观研究，加之对个人选择的基本信念，通常会让辩论向有利于市场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方向发展。然而，他的朋友亚伦·华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遗憾地表示，弗里德曼在下半生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货币主义领域，而没有更多涉足其它领域的学术工作。弗里德曼本人将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理论的胜出，归因于对70年代政府支出飙升和高通胀后果的滞后认识。然而，只要反应是连贯的和理性的，多数功劳就一定要归给他。当然，自由市场政策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若能让30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重生，对这些新挑战进行评论和分析，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

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有趣的是，弗里德曼是另一位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律经济学奠基人亚伦·戴雷科特的妹夫。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于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