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沈建华高级经济师

做什么都好，只要能做得好 600万学生 与 人才紧缺 记者：目前我国高校工科专业在校生有600万人，但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国际竞争力报告”对“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能力”的统计，我国却在49个国家中居于末位。600万学生，难道还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吗 ？ 沈建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过去5年，我们集团共招聘了6750多名应届毕业生，平均每年1300多人。但是，你问我，我们还缺人 吗 ？我的回答是，当然。我们现在紧缺高级工程人才和技师，还有大量的企业中坚力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新老交替，我们对应届毕业生一直存在着需求，而他们，应该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活跃在车间、制造的工艺流程和质量把关中，甚至销售环节。 沈晓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有83%的本科高校和48%的研究生培养高校设有工学类专业。对照学科专业目录，本科的工学类专业覆盖率为69%；研究生中工程硕士的培养领域覆盖率为88%。总体看，上海高等教育培养工程人才的条件和质量是可以的。 但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工程教育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工”，技术被视为“雕虫小技”，相对经、管、法、商，不少家长不愿意子女选择工程类专业。一些学生急功近利，希望毕业后能立刻得到实际利益，不愿选择需要潜心研究、慢功出细活的工程类专业岗位。 根据2007年《新华高管信息》给出的数据，2006年我国403万高校毕业生中，有近100万未能就业，主要原因就是“结构性过剩”。而地矿、能源动力、机械、轻纺食品、化工等专业已经出现短缺。 麦福达（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学生怕课程太苦，越来越多选择文科、理科。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在内地，香港、欧美等高校都存在。人们重“文”重“理”轻“工”的现象，现在的确很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吧。在香港，现在普通的工科毕业生，起初的平均月薪只有1.2万港币，而若毕业后到中学教书，每月收入也近2万港币。这可能会让一些学生觉得，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度不高。因此就会出现工科毕业不愿 做工程师 的情况。 忙于事务 与 忙于项目 记者：优秀工程师是社会稀缺资源，可为什么会出现工程师对自己都不认可的情况？是发展有什么瓶颈 吗 ？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据我们所做的《我国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综合报告》反映，超过8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工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一般”或“偏低”；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仅为53.7％；对科研组织管理制度的满意度仅为51.7％；对研究经费投入和工程项目立项程序的满意度仅为47％。 而中国科协所作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在14个可选职业中，希望自己子女 将来 当“科学家”的比例为41.7％，从事“医药”职业的为43.4％；而当“工程师”的仅为17.7％。 说到发展瓶颈，据我们调查，影响此类人才成长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忙于事务”。主要表现，一是项目申报和争取环节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过多；二是项目进行中的考核、评审、检查、验收活动过多，不讲效率的非学术性会议多；三是公关性、协调性应酬过多；四是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和评奖活动过多。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忙于事务”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体制与机制落后，诸如行政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门职责不明和多头管理等。调查同时显示，我国工程科技队伍中最缺乏的是“相对稳定的科研团队”、“高层次的导师”和“知人善任的领导”。 记者：为工程师“解忧”，有何建议？ 杜祥琬：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使得工程师们不必花大量精力跑关系、要项目、应付各种检查。改革现行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直接由市场评判技术的优劣，鼓励科技人员把精力投入到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上。建议设立国家工程科技发展基金，用于支持中青年工程科技人才成长和从事重要工程技术创新。依托重大科研、工程项目、人才培养计划等，搭建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平台。 粗教育线条 与 细专业分工 记者：制度尚需完善，而作为广大的工程技术人才，如何自我“锻造”，成为一名优秀者？ 包起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越来越粗的教育线条和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工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目前许多大学生，到企业都面临着重新学习的局面，所以学生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我是通过“三个途径”和寻找“两个交叉点”来不断学习的。 所谓“三个途径”，一是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夯实理论功底。我以前的学历是大专，因为工作繁忙耽误了很多学习机会，前几年我读完了物流本科，现在我还在进行研究生的学业。因为我在上港集团分管科技、装备和基本建设，如今上海港已经是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集装箱第二大港，如果不持续学习，迟早我会“江郎才尽”。二是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三是需要不断培养自己敏锐的专业洞察力，对现有的问题勇于质疑。 所谓“两个交叉点”，一是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发展前沿和自己本职工作的交叉点。例如：电子标签是信息化发展的前沿，集装箱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前沿，我们找到了两者的交叉点，开发了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另一个是世界上已经成熟的科技成果和自己工作中碰到难点时的交叉点。 沈建华：在我们看来，当一名 好 的工程师，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要一丝不苟。在工程技术领域，很多原创技术，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否则就会出问题，这需要非常严谨的态度，需要扎实的功底，需要能“沉”到基层去一步步学习。 在上汽，我们要求所有新进的大学生一来就都要下车间、上流水线，一至两年内至少要做个小组负责人。这对个人未来不论在哪个岗位都非常重要。而作为企业，就要做 好 保障工作，打造一个良 好 的发展平台。 高校主导 与 企业主导 记者：动手能力弱、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弱、创新能力弱，是很多企业对工科毕业生评价。对症下药，高校和企业有何良方？ 李永盛（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新时期技术创新的主要突破口是在学科交叉部分，是集成创新。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把工程专业和艺术专业师生组合在一起，共同开展科技活动，有些科研项目甚至由艺术家担任负责人，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借鉴。工科高校既要发展工程教育，也要努力发展人文和艺术教育，这是大势所趋。 麦福达：我们倡导的是中外合作。为什么？工程与设计息息相关，而设计又因不同的时空，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样一项工程设计，放在香港可能成功，拿到内地的西部地区或国外，有可能就是失败的。 我们想让学生明白这一点，工程需要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中外合作的方式，能很 好 地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出创新的思维。让大家明白，科学并不是单纯的对与不对，而是存在很多的可能性。 汪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大家都说工程科技类的工作艰苦，所以年轻人不愿从事。我们觉得，关键是要让年轻人意识到工程科技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系，“由内而外”地生发出改造社会的想法。有了这种激情，又哪会“艰苦”？ 在我们学校，设施先进的工程实训中心是打造未来工程师的“第一站”。逼真的地铁列车模型、模拟飞机机舱……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意识到，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我们这座城市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接下来，从学科带头人到知名企业老总，轮番介绍汽车、航空、轨道交通等产业的发展前景，让学生觉得有“奔头”…… 记者：产学研结盟，是培养工科人才的一条捷径。高校和企业，如何共同推动？ 夏建国（上海电机学院党委书记）：与企业合作，高校要放下架子，主动“出击”。近期，我校一批青年教师走出校门，到企业进行为期1年的全脱产挂职锻炼。他们在学校的工资奖金一分不少，还给津贴。学校希望这些教师能通过在企业的历练，更 好 地“反哺”教育。目前，我校已与本市25家国家级或市级技术中心开展全方位合作，与600余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前不久我们还奖励了11家产学研合作优秀单位。有企业老总感慨：“以前只有企业给高校赞助，高校给企业发奖金还是头一回遇见。” 徐建国（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与高校共同制定博士生论文选题，上海电气集团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前不久发布的第一批博士论文选题，如《百万千瓦四极发电机空载及满载励磁电流计算的研究》等，都由高校院士、博导担任第一博导，上海电气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担任第二博导。这一尝试，有利于集成科技资源，把高校学科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培育新一代高端人才，切实改变“企业上下求索攻难题、高校四处奔波找课题”的状态。

沈建华，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师大体育学院院长。2000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系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主任、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教委第三、四、重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优势学科都市体育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上海市文汇报全民健身热线首席专家。上海体育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上海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体育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上海体育学院本科领导小组成员，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编委等。2005年7月—2006年6月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做访问学者。南通师范大学驻校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学校体育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2003年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2004年评为上海市育才奖，两次被评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优秀会员、2005年评为优秀曙光学者。2006年被评为体育总局科研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