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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解释:第二年十月洛阳被攻破,御用的道路还在,安禄山的军队经过。诗词名称:《连昌宫词》。本名:元稹。字号:字微之,字威明。所处时代:唐代。民族族群:汉化鲜卑族。出生地:河南洛阳。出生时间: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去世时间:太和五年(831年)。主要作品:《过襄阳楼》《遣悲怀三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明月三五夜》《行宫》等。主要成就:倡导新乐府运动。我们为您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御路犹存禄山过”的详细介绍:一、《连昌宫词》的全文点此查看《连昌宫词》的详细内容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谟_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蛇出燕巢盘斗_,菌生香案正当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_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_。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二、注解连昌宫:唐代皇帝行宫之一,公元658年(唐高宗显庆三年)建,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九里。森似束:指竹子丛密,如同扎成一束束的。森森然,密貌。千叶桃:碧桃。花纷纷落下貌。小年:年少时。指唐玄宗与杨贵妃。望仙楼,本在华清宫,此是作者的想象。炫转荧煌:光彩闪烁。备言:说尽。寒食:冬至后的一百零六天为寒食节。唐俗在此前后三天禁火。贺老:指玄宗时以善弹琵琶闻名的一个艺人,名贺怀智。即今“压场”意。唐人称戏场为场屋。念奴,天宝(742—756)中名娼。善歌。每岁楼下杯醭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之罢奏。欲遗念奴唱歌,分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如此。然而玄宗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遣从行而已。”高力士,唐玄宗宠幸的宦官。侍卫或其他艺人。因禁火,故特许燃烛。掠削:马上就装束停当。宫中。二十五郎:_王李承宁善吹笛,排行二十五。吹管逐:即吹管伴奏意。逡巡:指节拍舒缓貌。大遍:相当于“一整套(曲子)”的意思。凉州:曲调名。彻:完了,终了。各种龟兹乐曲。陆续演奏。“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诣验之。‘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暮也。’玄宗异而遣之。按笛。大驾:皇帝的车驾。队仗:仪仗队。指玄宗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两人皆死于开元年间,这是诗人的误记。指杨贵妃的三姐姐。为玄宗封为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斗风:形容车行快。东都破:指安禄山占洛阳。安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旧历十二月占洛阳,此是约言之。过:指安禄山叛军沿途的所造成的破坏。供顿:即供应。两京:指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门:一作闼,指门中小门。六:应作五。玄宗时建。斫:砍。栉比:像梳齿一样紧挨在一起。文窗:雕有花纹的窗子。窈窕:深貌。花钿:金属花片,妇女饰物。风筝:此指一种檐鸣器。皆开元(713—741)年间贤相。燮理:调和。阴阳:代指社会秩序。杨与李:指杨国忠、李林甫。庙谟:朝廷大计。疮_:疮疤。吴蜀平:指平江南的李奇与蜀中的刘辟。深望幸:深深希望皇帝临幸东都。三、译文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连昌宫长满了宫竹,年岁太久无人来管理,竹子长得高而密,枝叶纠结在一起。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又有墙头碧桃,红色的花瓣被风纷纷吹落。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住在连昌宫旁的老人向我哭诉,少年时曾因向皇帝进贡食物而入到宫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唐玄宗正在望仙楼,杨贵妃一起倚着栏杆而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楼上楼前都是缀戴着珍珠、翡翠的宫女们,光彩鲜明闪烁照耀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归来后如梦又如痴,哪里能从容详尽地诉说宫中之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当时刚刚过了大寒食而到了小寒食,城里的店舍都不见炊烟,只有宫边的树木翠绿如常。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夜半月亮升得很高了,宫中传出了琴弦的鸣声,原来是贺怀志压场的琵琶声。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高力士传唤寻找名倡念奴,念奴潜伴皇帝的随从侍卫人员过夜。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片刻找到又接连催促,特别下令街上准许燃起烛火。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睡在红纱帐里的念奴满眼春意,充满娇气,用手整理一下头发很快就妆束好了。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来到宫中刚刚歌唱一声,_王李承宁随即吹管笛与之相和。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急奏整套的凉州曲调末了,各种龟兹乐曲热烈地连番演奏。李谟_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吹笛少年李谟靠着宫墙,偷学了许多新曲子。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天大亮的时候皇帝的车驾发往行宫,万人歌舞在道路上。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百官的仪仗队避开歧王李范、薛王李业,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的车行轻快迅速。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第二年十月洛阳被攻破,御用的道路还在,安禄山的军队经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强迫供应食宿不敢有私藏,百姓们无声暗暗流泪。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收复后六七年,却寻家舍在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的六位皇帝不到离宫,宫门久闭。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听来来往往的少年说起长安,知道了玄武楼建成,花萼楼荒废。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使者奉皇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偶尔遇上门打开,我跟着进去了一会儿。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杂草丛木像梳齿那样密密地排列着填满了池塘。狐狸、兔子胆大,见人并不逃逸,绕着树木。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舞榭倾斜(榭:台有屋叫榭),地基还在,雕有花纹的窗子幽深仍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尘土埋没了粉壁,陈旧的金属花片。鸟儿啄着挂在檐棱间的铃铎或金属,发出碎玉般的声音。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玄宗皇帝偏爱靠近台阶的花朵,依然将皇帝的坐具靠近台阶斜坡。蛇出燕巢盘斗_,菌生香案正当衙。蛇出燕巢盘绕在斗_之上,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正在那天子所居的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寝殿相连的端正楼,杨贵妃在楼上梳洗。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晨光未出,室内已有人在活动,至今反挂着珊瑚制成的帘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我把宫中遗迹指示给人看却因此伤心痛哭,退出宫门时眼泪还不断地流淌。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自从此后宫门再也没有打开过,每天晚上只有狐狸窜上门屋。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我听了老人的这番话后心里也禁不住悲伤,问道:“是谁开创了太平盛世,又是谁招致这一混乱局面呢?”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老人说:“乡野老人哪能分辨得出呢?我就把耳闻目见的事情跟你说说吧。姚崇宋_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姚崇、宋_作宰相时,劝谏皇帝李隆基言语恳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宰相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粮食丰收,调和中外没有战争杀伐之事。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长官清正廉洁,太守杰出,人材的选用都说由于用人施政至为公正。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开元末年姚崇、宋_相继逝世,朝廷渐渐信任听从杨贵妃。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廷,无所禁忌。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虢国夫人门前倚势弄权,钻营者不绝于门,如市上一样热闹。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_。当时弄权宰相名字记不得了,依稀记得是杨国忠和李林甫。朝廷制定的国家大计颠倒,四海飘摇,安史之乱所留下的民生调敝的残破混乱局面持续了五十年。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当今皇帝圣明,丞相裴度贤明,诏书刚下,便平定了吴蜀两地的藩镇叛乱。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官军又攻克了叛乱藩镇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此贼又除,天下安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我年年耕种宫前道路旁的土地,现在乱世既平,为迎接皇帝出巡,今年就不叫子孙在宫前耕种了。”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老人这样做的意思是殷切地盼望皇帝前来,希望皇帝努力于国家大计,不要再起战争杀伐。四、元稹其他诗词《菊花》、《离思五首·其四》、《行宫》、《赋得九月尽(秋字)》、《晚秋》。五、赏析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_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诗中称赞姚崇、宋_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相同朝代的诗歌《三姑石》、《暖翠》、《赠别徐侃》、《幽恨诗》、《题贾岛墓》、《天台禅院联句》、《长恨歌》、《忆江南》、《钱塘湖春行》、《暮江吟》。点此查看更多关于连昌宫词的详细信息
那一朵云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对于人来说,所有的行为、思想、欲望,背后都有一定的“谋划”、“意向”模式,孔子对这些模式进行高度的总结,划分为两种:道之谋与食之谋。详解:对本章的曲解,为秦汉以来对孔子的曲解及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如这三位一样,所有曲解都源于不知何谓“谋道”、何谓“谋食”。按通常的曲解,说孔子是大混蛋,确实一点不冤。按曲解的“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只有两种可能:一、人人都当君子了,个个谋道不谋食,但“道”能当饭吃吗?而这种可笑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更可笑的是,在某个反孔最猖獗的年代,人人谋新人之道,精神凌驾物质之上,谋道不谋食地把对孔子的曲解闹剧般演绎,这确实是一出精彩的闹剧;二、让一部分人先“君子”起来去谋所谓的“道”,另一部分人成为所谓的“小人”去谋“食”来供养“君子”的所谓“道”之谋,这种悲剧,在奴隶、封建社会广泛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更成为最普遍的现实,所有的人,都成为谋“食”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君子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真正的“道”只有一个,就是资本之“道”,所有的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君子所统治下的“小人”,“小人”的谋食欲望与行为成就“君子”谋道的道德光芒,这,就是所有“人不知”世界里人与人关系的真相。而真正的混蛋是那些把孔子曲解的人,包括所有挺孔与反孔的人,都是十足的混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孔子究竟说的是什么。在“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章里,本ID有这样的话:““谋”,就是“征求解决疑难的意见或办法”,引申为“谋划、商量办法”等,《论语》后面还有所谓“谋道”、“谋食”的说法,和这里的“谋”是一致的。”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本章的“谋”,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营求”,而是指“谋划”。对于人来说,所有的行为、思想、欲望,背后都有一定的“谋划”、“意向”模式,孔子对这些模式进行高度的总结,划分为两种:道之谋与食之谋。这是人类所有欲望、思想、行为等的两种最根本模式。何谓“食之谋”?就是“馁、耕、食”三位一体。“馁”,饥饿,如果人人天生都不会饥饿,那就不存在“食“了;如果哪一天,人不用吃饭就可以活着,一切阶级、分工等等就自然会消失了。如果人人都不用吃睡、长生不老,个个能穿越宇宙、把太阳当足球踢来踢去,试问,人类的社会模式还可能一样吗?马克思、孔子理论的出发点都很简单,就是现实人的存在,现实的人都要吃、都要死,只要该前提存在,马克思、孔子就万古不磨。“馁”了,就要“耕”,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样就必然有物质的生产、进而有社会的分工、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耕”了,才能“食”,这个“食”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所有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馁、耕、食”,概括了“人不知”社会一切的行为模式,所有与“人不知”社会相关的理论、实践,都离不开这个模式。孔子的深刻还不在于仅仅指出了“人不知”社会的这种必然模式,而在于明确指出“耕也,馁在其中矣”。本来,因为“馁”、所以“耕”,但在“人不知”的社会里,“耕”却不能消灭“馁”,反而要不断产生“馁”。这里有两种含义:其一,“馁”产生一定的“耕”,相应又激发出新的“馁”,生产力的发展更激发起人类新的欲望,“得陇望蜀”,人类的欲望不断延伸,人类的创造力也不断延伸,人类生产力更不断延伸,这不断构成人的类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其二,一定的“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下,相应产生“食”的一定分配模式,使得相对的“馁”成为“人不知”社会的常态,“耕”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不能消灭“馁”,反而是不断制造“馁”,这构成了人的社会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对以上两个恶性循环,孔子都是坚决反对的。第一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该循环之所以是恶性的,就是其对应着一个荒谬的前提: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自然有无限的空间允许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相应地,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物质可以无限可分,人类被假设成一个只要给予足够时间,就可以无所不能的“准上帝”。这样的假设,其荒谬性已经在人类的实践中被不断证明,而孔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明确指出。第二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那种荒谬地假设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里,“耕”成为了新的“准上帝”,无论是斯大林式还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这都是其社会构建的思想核心。斯大林式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黑格尔化,社会的发展被当成一个必然的绝对过程;而英美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上帝”,把市场当成“上帝”,本质上和斯大林式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成“上帝”的逻辑是同构的。所有类型资本主义的共同荒谬逻辑,都要假设一个“看不见的手”,斯大林式资本主义如同天主或东正教,而英美式资本主义如同基督教,前者的救赎需要一个如同教会般的社会运动的媒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性、必然性进行人间的催眠,而后者的救赎可以直接、个体地在市场里“因信称义”,用所谓的市场、市场规律,以及每时每刻的资本自渎进行同样人间的催眠。上帝是没有的,所有的上帝不过是人的自渎。这类人间的催眠,无论如何表面地不同,本质上都要自渎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上帝的手”般去理论着、实践着、意识形态着。这宗教传统与资本主义模式间的对应关系,但在欧美历史中却有着最直接的印证:斯大林资本主义在东欧南美等天主或东正教发达的地区生根发芽,而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欧北美等基督教发达的地区根深蒂固。孔子明确地反对这两种荒谬的逻辑,明确地反对各种“上帝”、“准上帝”的思维、行为、社会模式。孔子明确指出,“馁、耕、食”的“食之谋”,必然导致“人不知”社会的恶性循环。孔子提出的是“君子谋道不谋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首先就要打破这种荒谬的“食之谋”,从而彰显“道之谋”。何谓“道之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对“馁、耕、食”的“食之谋”“不同、不相”也。“道之谋”,不离“闻、见、学、行”,前几章已经反复强调“多闻”、“多见”的重要,“闻、见”是“学”的基础,没有“闻、见”,就无所谓“学”,而没有“学”,就无所谓“行”。在第二章里,明确指出了“学”包含两个不能偏废的方面:1、对照;2、校对。而这个对照、校对,都是在“闻、见”的基础上,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闻、见”之“多”,归根结底不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这两个方面,那种从“馁”出发的“闻、见”,是不可能“多”的。要“多闻、多见”,进而能真正地“学”,真正地面对现实进行对照、校对,前提是对“馁”的“不同、不相”。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向量加法的比喻:每个人构成一个向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所有向量之和。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方向无限扩张的“馁”之分量,那么,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改朝换代,这总和之中,以“馁”为基础的“馁、耕、食”模式就不可能改变。要改变这种模式,就必须要对“馁”“不同、不相”。注意,这里并不是要鼓吹禁欲,而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关系的“多闻、多见”,使得能通过相应的“学、行”去把人类的“馁”“对照、校对”在一个自然与人的现实关系能允许的范围内。人的自觉,首先是对人之“馁”的自觉,因为不自觉、无限制的“馁”只能导致人的灭亡,而人的存在是一切关于人的理论、实践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个理论、实践都是废话。但对“馁”的“不同、不相”,不是要去制造什么新人,不是要去延续那些灵魂改造的闹剧。所有关于人性改造的谎言与妄行,都有着人性存在先验性的荒谬前提。人之“馁”,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并不是“不患”的,而是有其位次的,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不断位次的,只要这种现实关系存在着,人之“馁”就会不断产生。需要改造的是现实本身,而不是人本身。由此可见,一切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即使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人,却依然掩盖不了其彻头彻尾的不马克思。任何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其实质就是不敢去触动或变相保护真正根本的现实利益。而不从“耕、食”出发,不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不可能有真正的对“馁”的“不同、不相”。“耕、食”关系中,在现实中,最根本地,就是显示出相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而站在人的社会层面,分配制度是最关键的。“民以食为天”,这里,不单单指“吃”相关的“食”,更指一切与人的欲望满足相关的“食”,以及一切相关的分配制度。前面的分析里已经详细说明,以“馁”为基础的“耕”,必然导致“馁”的常态,从而延续、扩大“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而以“耕”为基础的“食”,同样如此。“耕”为基础的“食”,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决定了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这里就关系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私有制必然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在分配中拥有统治的地位,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阶级性的“馁”的必然存在。所谓阶级,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要打破这种社会层面的“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必须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耕”中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进行“不同、不相”。当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调节,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恶性循环依然。而更重要的是,站在现实的层面,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除了各国内部生产资料私有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馁、耕、食”恶性循环,同样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象。这种恶性循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时代能实现类似国家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的相应治标性调节,就更不用说治本了。对“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进行“不同、不相”,就是要将之改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馁、耕、食”是不能改变的,“道之谋”是不能脱离“食之谋”的,否则,所谓的“不同、不相”就是自立其相了。正因为有“馁、耕、食”恶性循环之相,才有“道之谋”的“不同、不相”。这里,必须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对照、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所“需”,按照这个所“需”来确定“食”的分配,由此分配而确定其“耕”,从而构成人的现实之“馁”。也就是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是要把“馁、耕、食”的“食之道”恶性循环通过“不同、不相”反过来,形成“食、耕、馁”的良性循环。人的自觉,人类的自觉,就在于对现实之“需”的“闻、见、学、行”上。以欲望、以“馁”决定所“需”的,不过如禽兽、畜生,而人之“需”,必须首先要成为“人”,成为“天地人”结构中的“人”,成为“天地之心”,这样才资格成为真正的人。在“天地人”结构中,人之“需”的确定,只能在对人与“天地”关系的“闻、见、学、行”中进行,而这个确立,是“不患”而有其位次的。因为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有一点是“不患”的,就是“人”必然在世界中存在,必然在“天地”中存在,人存在的状态,必然在“人”与“天地”的结构关系中得到确立,这种确立是“不患”的,无论人类是否自觉,这个“不患”是无可改变的,除非人类有一天可以不在“天地”中存在。而自觉的人类,会在这“不患”中变其位次,从而使其所“需”也因此而位次,这就有了“食、耕、馁”不同位次的良性循环。而这,才是孔子所说的“道之谋”,也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真正解决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所谓的解决,并不是停止不前,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良性循环的真正开始,这也才是孔子、儒学站在“天地人”结构中所说的真正的“和谐”。所以,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这个“学”,这个“天地人”结构中人自觉的对照、校对,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关键所在,“多闻、多见”,归根结底是为了“学”,而“学”的目的是为了“行”。而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禄”,就在“学”之中。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贫”,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归根结底就是“馁、耕、食”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在此间打转,是不能打破的,担忧也没用。在“食之谋”打转是没用的,必须“闻、见、学、行”“道之谋”,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不同、不相”为“食、耕、馁”的良性循环,才是真正的解决。白话直译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按“道之谋”谋划而不按“食之谋”谋划。以人的欲望饥饿为基础的生产,新的欲望饥饿就在其中啊;以人与天地关系中对照、校对确定人之所需,福运、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啊。君子只担忧如何“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道之谋”,而不担忧“馁、耕、食”“食之谋”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的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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