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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以及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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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最早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研究日本的《菊与刀》一书中。“耻感文化”用于描述日本,“罪感文化”用于描述西方社会。“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美)著《菊与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22页。但本尼迪克并未给出“耻感文化”的定义。只是说“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根据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零零碎碎的介绍,有学者认为“耻感文化”就是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相对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后来“耻感文化”一词被广泛引用,由于东方文化具有相似性,有人用此概念阐释中国文化。(如许兰的《耻感文化溯源》,)甚至还有人以此阐释八荣八耻:(《践行八荣八耻要充分利用"耻感文化"》,作者郭松民,)注:参考资料的那个链接讲解通俗易懂,若想获得更多相关知识一定先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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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为论语首章,中国人都会背诵,其意思并不高深。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 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会,旧注常说“朋”是同学(“同门曰朋”),因此是来研讨学问,切磋修养;在古希腊,“朋友”也是关于晢学、智慧的讨论者。其实,何必拘泥于此?来相见面,来相饮酒,来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别又从远方来,一定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在古代,这就更不容易,当然更加快乐。这“乐”完全是世间性的,却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与你”的快乐,而且此“乐”还在“悦”之上。“悦”仅关乎一已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谊情感的快乐。人类的一些基本情感本是生物性的,动物也有友谊和友情,包括狗、马对主人的亲密依恋等等。但把情感保存、延续和提升到如此高级水平,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却正是文化的功绩。文化使情感人化。友谊、友情的快乐正是通过文化的积累又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直接塑造,而在人的心理中培育成长。当然,“情”有好些不同的层次。在李泽厚《美学四讲》中,曾分出审美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层次。其中,“悦神”的层次就接近或进入某种宗教境界或宗教体验。它以“天人交会”、“天人合”为皈依或指归。“悦志”则充满了悲剧精神,特别是因为无人格神的设定信仰,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 中国实用理性之所以强调韧性精神、艰苦奋斗,其故在此。中国乐感文化之所以并不浮浅庸俗,其故在此。其中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其故在此;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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