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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0日，杨波涛收到了当地警方的一份“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我国法律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时间为12个月。他被关押10年后重回社会一年了。这一年，对于杨波涛而言，还远远不足以让他重新适应新生活，在看守所时的生物钟每天6点准时让他睁开眼。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度过，鲜与人交流，他也无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别提了，丢人。”就连见熟人，他也认为：是一种耻辱。这一年，他努力与社会接轨，学英语、找工作，家里的废纸上写满了英语，如今，他在亲戚的制药厂打工，每月工资一千多元，他说：“这是最好的工作。”出看守所 1年后被解除取保候审2015年2月10日下午五点半，穿着黑色外套的杨波涛拿着由商丘市公安局前进分局盖章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站在商丘市公安局门口。杨波涛面容憔悴，头发已花白，生命中的10年他在看守所里度过。这10年，他从一个26岁的青春小伙变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中年人。事情起源于2001年8月13日，时年25岁的李月英带着包袱离开夏邑县桑固乡农村老家，准备去浙江打工。路经商丘时，李月英失去了踪迹。根据线索，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找到了6块被切割的尸体。六尸块拼接成一具长约162厘米的尸体，“符合掐、扼颈部、捂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又加以分尸”。两年后，梁园分局委托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进行的DNA鉴定结果认定，死者是李月英。警方认定这是一起强奸、杀人、碎尸案。而杨波涛成为警方的嫌疑对象。彼时，毕业于郑州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杨波涛和女朋友宋某在商丘“商品大世界”做着经营电器的生意，他们和所有的年轻情侣一样筹划着结婚。2005年起，该案进入了一审判决、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反反复复之中。2014年2月12日，杨波涛被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大门。时至今日，他重回社会已经一年有余。适应社会 为找工作各种小广告都接每天早上六点，杨波涛准时醒来。一年了，他在看守所生活了十年的生物钟还在起作用。这一年的光景对于杨波涛而言，还远远不足以让他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杨波涛会在噩梦中醒来。出看守所后，他喜欢看新闻，能够准确地记得新闻联播的条数。然而，即便这样的消遣方式，也无法让杨波涛忘记自己的过去。关于自己过去一年的生活，杨波涛很不愿提起。“别提了，丢人。”杨波涛用指甲掐了自己的半根手指说道。“走在街上，看到豪华的房子、来来往往的车、忙忙碌碌的人，看我跟其他人没什么差别，其实，我离这一切很遥远。”杨波涛的声音有些低沉，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拨弄自己的手指，像个小孩。取保候审的这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度过，很少跟人交流。即使和自己的父母家人，他也不知道能聊些什么。他对路边的小广告非常感兴趣，不管是谁给他，他都会接，并且还认真看，然后一一打电话去询问。他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有一次，他接到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宣传广告，就打电话询问，还去听了几次免费讲座并带回来几本英语书。“我跟社会脱节了，跟不上时代，希望通过学习英语与社会接轨。”在过往的这一年里，他经常看这本《新概念英语》，家里的废纸上都写满了英语。但是对自己学习英语的行为，他自己并不认可：“学了也没什么用，这个做法太幼稚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就像学习英语一样，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也很难接纳自己的想法以及干事情的方式，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纠结情绪中。怕见熟人 “见到他们是一种耻辱”2015年2月10日，拿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杨波涛并未释然。那一天，杨波涛跪在父亲的遗像前，点燃一沓黄表纸，俯身磕头。祭品是半碟山楂。蓝色的火焰照亮了他湿润的眼眶，他边磕头边念叨着：爸，让您受苦了……因为儿子进了看守所，在过往的10余年中，杨波涛的父亲经常在睡梦中哭醒。本来是杨波涛出狱以来，全家人真正团聚在一起的第一个春节，可是1月份，父亲却离开了人世，“全家人团圆的梦”成了杨波涛心底永远的遗憾。在进看守所之前，杨波涛经常去广东、上海等地见客户，谈生意。如今，杨波涛的很多能力都退化了。坐在副驾上，他却系不上安全带，系了半天安全带绕到头后面了。事实上，早在2001年，杨波涛进看守所之前就有了自己的车。路过商场的时候，杨波涛只是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敢踏进去。“这里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门口和店面都装修得更漂亮了。我之前的那个店面也在卖家电。只是我再也不敢进去了，见到他们(熟人)是一种耻辱。”出狱后，杨波涛总试着逃避见到熟人，但是有一个人是他一直很想见的——前女友宋某。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对方的电话，接通才知道她早已结婚、生子。“她安慰了我几句，也没什么话聊了。”杨波涛低着头，似乎是喃喃自语。后来，在家人的安排下，杨波涛相过亲。但是见了一面之后，双方便再没有了后文。“我案子还没了，没条件谈婚姻问题。”他这样说道。关于未来，杨波涛最期待的是能够有自己的家庭。“只要女方没有带孩子，长相过得去就行。”这是杨波涛对自己伴侣的定位和要求，他打算继续相亲。找到工作 在亲戚家药厂上班从看守所出来后的这一年时间里，他尝试着找一份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试着寻找自己的位置，却频频碰壁。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副食店招销售代理，就按照传单上面的地址找去了。和老板聊过之后，他知道了这份工作原来是去各乡镇的小卖部推销食品。“别提有多丢人了，放不下面子。”杨波涛说，他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一单都没有卖出。跟以前那个生意能人相比，他如今再也不喜欢和人沟通了，更多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觉得似乎街头巷尾有一双双眼睛盯着他。关押十年的经历成了他不敢面对世人的伤疤。离开副食店之后，他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派出所经常让我去，家里也有事，我只能干点零工。”然而，并没有哪家单位愿意接收他。在四处碰壁之后，杨波涛来到了亲戚家的制药厂打工。在这儿，杨波涛主要帮忙装药、搬运等。有时也会给客户打电话、销售等。几个月下来，他见了两三个客户。幸运的是，这些客户买了他的产品。每天早上8点半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这样的上班时间对于杨波涛来说“挺自由的”。下班后，杨波涛还是喜欢看央视的新闻。为了让他尽快适应，姐夫帮他买了电脑，杨波涛闲下来的时候会上网看新闻、看电影。“我比较喜欢科幻、言情类的电影。”杨波涛说。为了方便上班，他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房租200元/月。在药厂干了几个月，杨波涛开始渐渐地适应，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并不高，他都省着花。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是这对他而言，这是最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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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太靠谱，这么讲吧，如果学中文的话有很多途径，在你们培训中心也不只有你一个人，怎么刚好就选你了，不言而喻了，而且这个钱来的不正规，哪天崩了人家不给也没办法，如果他真想学自然有比你专业的多的人，而且他的朋友也不能没有中国人吧，这就好比大街拉来个人跟她要学中文一样，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