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营部英文

绥靖主任看上去不起眼，其实能够调动一个省的军队，和省主席是一个等级的干部。例如阎老西，阎老西的官职就是山西省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所以，很多人喊他阎主任。其实除了绥靖公署主任，还有一种主任的级别更高，那就是行营主任。那么，一个行营主任为何能够调动五个省的军队呢？

其实，近代的官职和古代官职有很多的关系。在清朝统治期间，每个省都有巡抚和提督。巡抚负责一个省的全部事务，而提督负责一个省的军队，军政和民政是完全分离的。到了清朝灭亡之后，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控制局面，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每个省都有督军和省长，和清朝的提督、巡抚差不多。但是由于处在乱世，军队的作用很大，所以，督军的权力明显大于省长。

有的省长就是督军的部下，还有的督军自己兼任省长。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28年，为了调整督军和省长的关系，废除了这两个官职，出现了省主席和战区司令。省主席可以调动全省的治安部队，战区司令则调动1个或者2个省的野战军。当时，为了安抚一下军阀的情绪，出现了兼任的情况。例如韩复渠，韩复渠的职位是山东省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第3集团军司令。这些都属于封疆大吏，在省主席和战区司令之上，还有一个行营主任。

在30年代，为了应对一系列的战争，最高统帅部经常要赶到地方去指挥作战。这就是行营，属于最高统帅部的分支机构。在30年代，总计出现了重庆、武汉、南昌、西安四个行营。每个行营都有一位行营主任，负责自己所在地区的所有事务。例如南昌行营主任，他的辖区就是东南5个省。行营主任比省主席、战区司令都要高一个档次。一般来说，能够担任行营主任的官员，肯定是绝对的亲信，而且必须有能力。

在古代的历史中，没有类似的机构和官职。如果仔细对比的话，有点类似于明朝的大学士督师。比各地的总兵、巡抚的地位都高，当然能够管理好几个省的问题。不过，行营不是长期设立的，一旦这一地区的任务结束，就会被撤销，行营主任再回到中央工作。对于省主席和战区司令来说，本来自己说的算，当然不希望再加上一个顶头上司。在30年代后期，西安行营的主任非常有特点，因为军队都不是自己的。

在近代历史上，还有一种机构有点类似，那就是建国初期的各个分局。例如西北局、西南局、华南局等等，当时为了管理的需要，建立了6个分局。但是随后就撤销了，这种超出规格的机构不会太长久。参考历史上的钦差大臣，不可能一直待在地方上。

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 绥靖公署主任相当现在的省辖市的市委书记兼军区政治部主任（正局（厅）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序列是军事委员会指挥各战区（之间有个不尴不尬的行营建制），战区直辖集团军、军、师等作战单位，相对容易理解。然而抗战胜利后，又冒出了行辕、绥靖公署、绥靖区等一批新的机构名词或者番号，那么，这些军事单位与抗战时期军事机构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以下做简明介绍。

重庆行营主任何应钦

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前，重庆军事委员会先后组建了十二个战区（另有两个游击战区），以及桂林、天水、汉中、赣州等多个行营，理论上行营可以指挥若干战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晋升”汉中行营主任后，根本指挥不动第一战区的胡宗南和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基本就是“明升暗降”。

所谓行营，其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所谓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军政兼管的含义较浓。日本投降后，重庆方面为应对新的形势，先后改组和新建了六个行营：西南区的重庆行营（何应钦）、华南区的广州行营（张发奎）、西北行营（张治中）、华北区的北平行营（李宗仁）、华中区的武汉行营（程潜）和东北区的东北行营（熊式辉），不久以后又纷纷更名为“行辕”。

西安绥署胡宗南

而后将原有的战区改制为“绥靖公署”，每个行营可以指挥若干绥署、绥靖区和警备总司令部，比如重庆行营下属川康绥署、川鄂湘黔绥署和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北平行营指挥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等。其中第一战区更名为西安绥署（胡宗南）、第二战区更名为太原绥署（阎锡山）、第三战区更名为徐州绥署（薛岳）、第五战区更名为郑州绥署（刘峙）、第七战区更名为衢州绥署（余汉谋）、第十一战区更名为保定绥署（孙连仲）、第十二战区更名为张垣绥署（傅作义）。

另外，原第四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和两个游击战区被撤销，第六战区并入“武汉行营”，第八战区并入“西北行营”，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基本作战序列。同时，集团军建制更改为两个形式，机动部队组建整编军，守备部队组建“绥靖区”。

郑州绥署刘峙

因此绥署掌握的军政权力仍然非常之大，不仅统辖管区内所有野战部队、保安部队，还兼管地方民政，绥署主任是真正的“军政大员”。各绥署指挥的野战部队，则根据战场形势有所调整，比如徐州绥署要对付战力强劲的华东野战军，一度拥兵45万人，几占国军机动部队的三分之一，并且大多为精锐。国民党“五大主力”的三个，整5师、整11师和整74师最初都在徐州绥署指挥之下，还包括桂系的整7师、黄百韬的整25师、李天霞的整83师等等。其实早在红军时期，国民党这个机构名称就存在过，性质大同小异。

而各绥署之所以用某个城市的名字代称，主要是辖区不止一省，可能是数省的一部或者大部，与战区一样需要根据战场态势设置专门的作战分界线，而不与行政区域直接挂钩，因此以公署机关所在地来命名。比如刘峙的郑州绥署就管辖豫南、皖北和鄂北等区域，手底下30万人马。

太原绥署阎锡山

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的“剿总加绥署”体系已经被冲得稀巴烂，胡宗南丢了西安，阎锡山丢了太原。于是再次改换名头，某某“军政长官公署”的招牌又挂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