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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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示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译“明显消费”、“炫耀性消费”、“显示式消费”等）是美国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一译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在维布伦看来，夸示性消费是与有闲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所遵守的总原则是，“低贱的劳动阶层只应消费生产必需品。就物品的天性而言，奢侈品和生活享乐品属于有闲阶级”。因此，“以夸耀的方式消费贵重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望的一种手段。不过，随着手头财富的积累，仅凭独自消费而没有外援，是不足于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财富的。于是，他就通过赠送贵重礼品、举办盛大宴会及招待会，把朋友和对手的帮助引了进来。……所以，一直以来，炫耀就是人们沿用礼品和宴会的实质性根由。豪华的招待会，如社交聚会和舞会，尤其适用于夸示目的。”在此基础上，维布伦又进一步指出：“在任何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业社会，声望最终都取决于经济实力。而显示经济实力以赢得荣誉、保全声望的办法，就是有闲以及进行夸示性消费。”与此同时，有闲阶层的示范作用又使这种夸示性消费之风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任何社会阶层，包括赤贫阶层，都不会彻底摒弃惯常的夸示性消费。除非面临极大压力、受到最急切的需要的压迫，否则，人们不会放弃最后一线夸示性消费的可能。人们宁可忍受肮脏和不适，也不肯在可以回旋的情况下抛弃最后一件小饰物或最后一丝门面上的伪装。”（《夸示性消费》）关于夸示性消费，匈牙利学者豪泽尔也有如下分析：“上层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对文化材料进行‘显示式消费’，其目的纯粹是炫耀地位。这样，至少就其功能而言，精英艺术又变得时髦了。象歌剧和严肃的戏剧这样一些艺术样式对‘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可能失去了它们的实际意义，但它们继续保持着以前的声誉。一张歌剧的季节票可被看成‘显示式消费’，阅读经典可被看成‘显示式消遣’，这时人的内在需要可能不复存在。那些在自己家室的墙上挂满了艺术珍品、以制造一种有教养的文化环境的人，不过是在装点门面而已，不管那些真品如何珍贵，但对他来说是没有实际艺术价值的。”（《艺术社会学》）把夸示性消费与书籍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他指出：“有些人为了‘炫耀’才购买‘必须有的’书。他们把买书看成表明自己富有、有教养或者高雅的标志。（这是法国图书俱乐部最常利用的手段之一），有些人是把购书作为投资而购买稀有版本的，有些人是出于习惯购买某套丛书中的各种图书的。有些人是因为忠于某项事业或者某个人（其作品受到行家的赏识）而购买书的，有些人是因为喜欢漂亮的东西而购买书的。（如果一本书的装祯、编排或者插图很精美而被认为是艺术品的话，）上述例子中所说到的书是‘作为物品的书’。”（《文学社会学》）在埃斯卡皮看来，这种拥有书的方式只是一种夸示性消费，它们与真正的阅读活动无关。进一步清理此概念，我们会发现波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中也蕴含着对“夸示性消费”的思考。波德里亚借助于符号学理论，试图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他认为，在今天，只有去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商品会成为人们心醉神迷的欲望对象，为什么某些消费形式（如夸示性消费）会出现并长期存在，为什么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受欢迎，为什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着如此重要的功能。而那种为了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消费，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其实就是符号消费。一件商品，无论是一辆汽车、一款大衣还是一瓶香水，都具有那种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如果说在20世纪初，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还主要是存在于社会的上层，那么，在波德里亚看来，今天符号价值的消费已构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