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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傅雷、杨绛、草婴、刘殿爵等
一、季羡林（1911-2009年）：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他曾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等印度古典名著。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二、傅雷（1908-1966年）：上海市南汇人。宇恕安，号恕庵。雷系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国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其中巴尔扎克的名作占了14部。
由于他对巴尔扎克深有研究，曾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为会员。其主要译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伏尔泰小说选》、《幸福之路》、《贝多芬传》等。
三、杨绛：英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江苏无锡人。原名季康。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1935年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回国。曾任苏州振华女中分校校长、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第一届理事。
1986年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著有剧本《风絮》、论文集《春泥集》、散文《干校六记》等，译有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小癞子》等。
四、草婴：原名盛峻峰。浙江镇海（今宁波）人。南通农学院肄业。曾任时代出版社编译。建国后，历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曾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翻译成汉语，1987年获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奖者。
五、刘殿爵：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生于香港的他中英文修为皆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近30年，期间英译《道德经》《论语》《孟子》等经史典籍。但凡刘教授的英译著作，均被视为严谨学术的典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翻译家
张伟妮妮
在我国，“翻译”作为一个词出现，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传》中：“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早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周礼》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北方日译。东汉以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佛教传人中国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代逐渐式微，入元代已近尾声。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等。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比如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五失本”与“三不易’’从理论上解决了“质”与“文”的关系，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344—413)。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径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到了唐代，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诸如增补、省略、变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中国最早的英语翻译是传教士，他们因为需要将教学传达给对方，所以需要交流，交流就需要沟通，随之在长一段时间的磨合，理解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批懂”外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