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StoneLiu
说明他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否则早被淘汰了。
1、学历和学力不是一回事。
2、学历和能力不是一回事。
3、在不了解你能力的时候,学历自然是评估的重要标准。
4、学历再高,学力不足也意味着职业生涯后继乏力。
5、不要宣传“学历无用论”,事实证明学历的核心是“历”,这是在看你的学习经历,你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学习经历,因为别人还不了解你的能力,除非你能够提供证明能力的证据(还的是别人不需要额外付出成本的前提下)。
罗永浩简介:
罗永浩,男,吉林省延吉市人。高二时因个性突出,主动退学。退学后依然坚持自学,具有极其深厚的人文功底。2001年自荐于新东方学校任教,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授课风格,迅速成为新东方极具传奇性的品牌教师之一。罗永浩的经历,无论如何与英语无关,他的学历能证明,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
傻喵喵123
不错的水平
樊登读书 ,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品牌。樊登读书是由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MBA资深讲师樊登博士于2013年发起,同年10月正式成立。2018年“樊登读书会”正式更名为“樊登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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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cat930
没听过这厮讲英文,从他的中文很容易得出结论:他的英文不好,口语更谈不上。母语不好的人不可能说好外语,在号称会讲英文的中国人中,英文能正常沟通的绝对不到百分之一,都是自我催眠自欺欺人。讲出来无论口音,习惯用语,英文的表达方式,都让人笑掉大牙。只能说勇气可嘉。
飞雪樱子
巨牛无比的求职信(老罗)罗永浩混迹江湖,先是摆地摊儿卖旧书,然后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后来跑到天津姐姐那里落脚,想学英语,移民加拿大,先学《许国璋英语》,练手参加了两次GRE考试,又听人说新东方不错,就来了北京。他买了新东方老师的英语书,听了教学磁带,上了新东方的班,心想,他妈的,我也能教。他先打探了新东方的底细后,猫在北京远郊区西三旗,三个月备课,编了一套GRE填空教案,觉得底气足了,2000年12月,给俞敏洪写了一封不客气的求职信。这封信相当别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透视新东方老师和教学的特点,故略有删节,引述如下 ====================================================================== 俞校长您好: 我先对照一下新东方最新的招聘要求: 1.有很强的英语水平,英语发音标准 英语水平还好,发音非常标准,我得承认比王强老师的发音差一点。很多发音恐怖的人(宋昊、陈圣元之流)也可以是新东方的品牌教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要求这一条,尽管我没这方面的问题。 2.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 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实力、马力之流的学校的要求。 3.有过考TOEFL、GRE的经验 GRE考过两次。 4.有教学经验者,尤其是教过以上科目者优先 教过后来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课,半年。 5.口齿伶俐,中文表达能力强,普通话标准 岂止伶俐,简直凌厉,普通话十分标准,除了对卷舌音不太在意(如果在意,平舌音也会发错,所以两害相衡取其轻)。 6.具备较强的幽默感,上课能生动活泼 我会让他们开心。 7.具备较强的人生和科学知识,上课能旁征博引 除了陈圣元,我在新东方上过课的老师(张旭、王毅峰、王昆嵩)都和文盲差不多,当然他们还小。说到底,陈圣元的全部知识也只是在于让人看不出他没有知识而已。 8.具备现代思想和鼓动能力,能引导学员为前途奋斗 新东方的学员是最合作,最容易被鼓动的,因为他们来上课的最大目的就是接受鼓动,这个没有问题。 9.年龄在40岁以下 28岁。 下面是我的简历或是自述: 罗永浩,男,1972年生于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 在吉林省延吉市读初中时,因为生性狷介,很早就放弃了一些当时我讨厌的主课,比如代数、化学、英文,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因为我和我国教育制度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协, 1989年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主动退学了。有时候我想其实我远比那些浑浑噩噩地从小学读到硕士博士的人更渴望高等教育,我们都知道钱钟书进清华的时候数学是零分(后来经证实其实是15分),卢冀野入东南大学的时候也是数学零分,臧克家去山东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这样的胸襟吗?当然,发现自己文章写的不如钱钟书是多年后的事情了,还好终于发现了。 退学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当然我的自我教育远早于退学之前),主要是借助书籍。因为家境还勉勉强强,我得以相对从容地读了几年书,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基于”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这样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因为书价越来越贵),我从1990年至1994年先后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实际上,和共同挣扎过的大部分朋友们比起来,我还要庆幸我至少没有赔钱。 我渐渐意识到我也许不适合经商,对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除非这同时意味着我将注定贫穷。 1994年夏天,我找了个天津中韩合资企业的工作并被派去韩国学习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 1995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转到了这家天津的公司并担任了副总经理,为了避嫌我只好另谋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因为那时候我爱上了西方音乐(古典以外的所有形式),大概收有上千张英文唱片,为了听懂他们在唱些什么,我在讲传销课的同时开始学习一度深恶痛绝的英文。我在一个本地的三流私立英语学校上了三个月的基础英语课,后来因为他们巧立名目拒付曾经答应给我的奖金(我去法院起诉过,又被法院硬立名目拒绝受理),我只好又自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