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SGGS南都
洋泾浜 英语略知近代上海历史之人，大多都知道什么叫洋泾浜英文，按《上海闲话》的作者姚公鹤的说法，这是一种 “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为上海特别之英语”。洋泾浜本是原黄浦江一条支流的河名，曾是英、法租界的界河，后被填没筑路，即今天的延安东路。由于洋商华贾经常在附近做生意，来往周旋免不了要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交谈，加上洋行上班的中外职员和买办间也有必不可少的语言交流，一来二去，这种奇形怪状的中英混合语也就应运而生。“洋泾浜”三字集中地反映了租界华洋杂处的社会文化特征，在上海地区英文专修学校和更高级的大学尚未成立时，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和本地居民普遍都使用这种语言。在英文中，所谓的洋泾浜语被称为Pigeon English，即”鸽子英文”，也叫Pidgin，即皮钦语，转指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而成的混杂语言。这种沪版皮钦语一度广泛使用于沪上，连正宗的英国佬到上海码头落脚，也得先从师学习几个月“洋泾浜话”，这样才算通过初步的语言关。对普通的上海市民而言，掌握洋泾浜英文的难度似乎并不太大。由民国时人汪仲贤撰文的《上海俗语图说》中曾记载了洋泾浜歌诀：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靴叫“蒲脱”鞋叫“靴”；洋行买办“江摆渡”，小火轮叫“司汀巴”；“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烘山芋叫“扑铁秃”，东洋车子“力克靴”；打屁股叫“班蒲曲”，混帐王八“蛋风炉”；“那摩温”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也有的类似歌诀中加上“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有一点得清楚，就是该歌诀须用宁波人的甬音念来，更属原汁原味。这也间接反映了宁波生意人在上海滩的地位。一般在上海市民观念中地位较低的“江北人”，在生活中使用洋泾浜语的机会要少得多，即使有拉黄包车的脚夫和洋顾客讨价还价，有时做个手势也就足矣。倒是一些洋商开办的工厂里，由于许多工作用语和器具材料皆为舶来品，不少老工人在干活中，往往会夹杂一些洋泾浜语，笔者年轻时在上海闸北电厂工作时，常能听到诸如“这只凡尔（valve阀门）要修了”，“做只猛格”（mark做个标记）等话语，有时需要到车间里楼梯小平台干活，大家也都习用“格兰汀”来形容，我忖度可能指“go to landing”之意。初进工厂时乍听这些陌生的词汇，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很快就习以为常，这种在上海工厂中形成的特殊语境，与讲话人自己是否明白英文原意己完全无关。另如20世纪30年代沪上打扑克牌的风气一度流行，有些洋泾浜英文也往往混杂使用于牌桌上，典型者如“拉屎揩”，以中文写出来非常不雅，根本上不了打牌的台面，可从英文原意来讲，却是“Last Card”的音译，作最后一副牌解。此语沿用至今，还被人作为中文“最后”之意派用处，譬如某人考试成绩不理想，会自嘲是“拉屎揩”，而不会说“拉丝特”（英文“Last”），那张“Card”却怎么也“揩”不掉了。引自internet
亓亓小屋
在洋泾浜英语中，个别英语单词以错误方式被频繁使用。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只有大约700个单词，所以一个词不得不兼有原先几个甚至十几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例如，“belong ”（属于）这个英语单词在洋泾浜英语中用得很频繁，这一个词可以代替几个汉字、十几个汉字甚至几十个汉字用。例如:“You belong ploper ?”(你好吗?) ploper就是proper；“How muchee belong?”(多少钱?) muchee就是much。真正造成belong一词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原因是，在洋泾浜英语中，连系动词to be以及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存在，一律用belong代替，如 I am、you are , he is统统说成I belong、you belongest、he belongs。如果要说“对不起”，并不说“I am sorry”，而是说 “My belong , sorry”。如果要说“他现在在中国。”不说 “He is in China now ”，而是说“He belong China-side now”。在洋泾浜英语中似无give一词，要表示“给”这个意思时，常用“pay”譬如，外国女主人在接待自己的客人时，让中国仆人上茶，就得说：“Pay the missy tea.”甚至连外国人跟中国舞女告别时都会说：“Pay my kissy”。受汉语量词的影响，piecee (piece) 这个词的使用很广，洋泾浜英语说two piecee book，而不说two books；用side和time表示空间和时间，用top-side表示”above”(上边，上面)，用nother time表示 “again”(再一次)。 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特点就是没语法，即未形成独立的语法体系，我们无法依一定的规则、句型和词法来复制和扩充它。另外，洋泾浜英语虽被冠以“英语”之名，但它受汉语的影响较受英语的影响要深。它似乎宁可服从于汉语表达习惯和词序，而不肯遵从英语的基本语法，置英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基本造句结构于不顾。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它有别于常提到的Chinlish(中国式英语)。中国式英语虽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但毕竟符合英语一般语法规则。而洋泾浜英语既不符合英语惯用法，也不符合一般的英语语法。例如，“这不关我的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It s not my affair.” 或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Chinlish 可能会说: “It’s not concerning my thing.” 而在洋泾浜英语中则会说: “No belong my pidgin.” 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这一特点尤为明显。例如，在洋泾浜英语中my就是I、we、mine、ours等人称代词的同义语。因此，“我不能”被说成“My no can”，“我们什么也不要”说成“my no wants”。
suki子雅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签订了一份协议《上海土地章程》，将当时上海县城外一块河汊纵横、无人居住的滩涂荒地，租借给英国人修建房屋居住。
这一块地盘，位于洋泾浜北、李家场南，大约有800多亩。3年后，英国人将它扩展到2820亩。这是外国在中国取得的第一个租界。后来，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纷纷在洋泾浜周边地区跑马圈地，设立租界。
上海租界设立后，迅速热闹起来，吸引了许多西方洋行和公司纷纷来此开设分行和子公司。可是，洋人之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会说中国语言的，这给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初，有一部分懂得英语的广州人来到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可随着洋人越来越多，这部分广州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一种读音不准、语法不通，但是洋人能够勉强听懂的“洋泾浜英语”应运而生。
说“洋泾浜英语”的人，主要来自上海、宁波等地方。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翻译训练，所说的英语，主要来自于与洋人的日常交流，根据口头语，结合自己的理解而成。因此，读音是不那么准确的，更别说符合语法了。
1860年，冯泽夫、张宝楚、冯对山、尹紫芳、郑久也、姜敦五6名宁波商人，出版了一本《英话注解》，将一些常用的英语单词、词组、句子，用宁波话进行注解。比如，将英语Matches（火柴）翻译成“袜乞史”，将英语Tea（茶叶）翻译成“梯”，将英语Cup（杯子）翻译成“克泼”，将英语Small（小）翻译成“史毛而”，将House（房子）翻译成“好胡司”……如此，不一而足。
《英话注解》相当于一本口语版本的英语教材，能够让一名完全不懂英语的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初步掌握英语的对话技巧。而且，虽然这本《英话注解》是用宁波话作为标注拼音，但由于宁波话与上海话非常接近（上海开埠以后，有许多宁波人在上海经商，语言互相交融），因此上海人也能够读懂《英话注解》。《英话注解》便在上海流行开来，培养了更多的“洋泾浜翻译”。
不仅如此，当时上海还流传着一段让人捧腹的“洋泾浜英语”顺口溜：“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是叫也司（YES）勿讲拿（NO），一洋元钿温得拉（ONE DOLLAR），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翘梯翘梯喝杯茶（HAVE TEA），雪堂雪堂请侬坐（SIT DOWN）……”
这段“洋泾浜英语”的顺口溜，是一名懂得中文的洋人查理斯·李兰德编写的，作为学习英语的歌诀，在上海民间传得非常广泛。
这里说一个“洋泾浜英语”的趣事。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曾经在伦敦参加一场正式的宴会，一位美国将军坐在他旁边。美国将军以为顾维钧不会英语，为了拉近距离，用洋泾浜英语问顾维钧：“喜欢这个汤吗？”
顾维钧有些惊讶，但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后来，顾维钧被邀请上台发表演说时，说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让美国将军非常尴尬。演讲结束后，顾维钧回到座位上，用洋泾浜英语笑着问美国将军：“喜欢这个演讲吗？”
百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英语教学的正规化，“洋泾浜英语”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洋泾浜英语”中的一部分词语，到现在还在被使用。
比如马达（motor，发动机）、麦克风（microphone，话筒）、扑克（Parker，扑克）、三明治（sandwich，夹肉食的面包）、吐司（toast，烘焙面包片）、吉他（Gaiter，吉他）等词语，直到现在还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只是大家在使用时，没有想到是由“洋泾浜英语”演化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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