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英语

六艺与六经的关系，汉朝人在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概念的时候，有时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有时是从课本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六艺与六经是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儒学史上的两个重要名词。六艺有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的说法，后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称作六经。这是稍有文史修养的人都会知道的常识。那么，六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什么既可称作六经又可称作六艺？经和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笔者的见闻来看，古来学者对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唐朝颜师古注《汉书》，于《艺文志》、《儒林传》、《韦贤传》等篇中的“六艺”一律释曰“六艺，六经也”，这可以说代表了古代学者共同的看法。注意到六艺与六经的区别并试图对之作出解释的专论，仅见今人邓安生先生的《论“六艺”与“六经”》[1]。该文正确地指出了“‘六艺’决非六部儒家经典”的事实，但其最终解释——“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就是六艺，名异实同，都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技艺，称六经者，儒家推尊其术而已”，在我看来却与历史事实似乎有较大的出入。我认为，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六艺除了六经还包括解释六经的传。经之得名，乃对传而言，并非推崇六艺的产物。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两种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现将鄙见略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一六艺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的《地官》篇，原指周代贵族社会用以“造士”（即培养武士）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的人，从《周礼·地官》“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一段文字来看，是应该包括“万民”在内的。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几句话，据此认为只有具备“国子”身份的高级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国子和万民都有接受六艺教育的权利，只不过他们接受六艺的地方不同，一在国学，一在乡校而已。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周礼·地官》所说的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的万民，并不等于一国所属的全体民众。在西周及春秋时代，周王朝及其所属的诸侯国普遍实行一种“国野”分治制度，将一国所属的全部人口依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工、商住在“国”（即城市户口），称“国人”；农住在“野”（即农村户口），称“野人”，也称“庶人”。《国语》载，春秋初叶管仲治齐，将齐“国”分为21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将“野”分为五属，每属30乡。按当时规定，四种职业世代相袭，不得改变。这即是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据管仲估算，齐国“士乡十五”以每家出一人计，即可“有士也三万人”[2]。据此可知，《周礼》所说的“万民”当指士乡之民。也即是说，六艺是为士乡子弟开设的课程。因为只有士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士，而且士乡的人口也适合以万为单位来计算。至于农工商三种职业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士，当然也就没有资格接受培养武士的六艺教育了。《左传》中对此种制度也多有反映。例如，楚国大夫子囊在向楚王介绍晋国政治的修明时说道：“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啬，商工皂隶不知迁业。”[3]可见“竞于教”是士阶层独有的生活。据章太炎的研究，在孔子以前，儒人即是在乡里从事六艺教育的人[4]。除了培养武士的六艺课程之外，周代还有一种以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为目标的、以各种历史文献为教材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的设置在不同诸侯国可能并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可能并不固定。不过，关于这类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及其教学目的，《国语》中楚国大夫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申叔时建议开设的课程一共9种。从《左传》和《国语》等文献来看，申叔时的这一课目表在当时贵族教育中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当时贵族精英的内政外交活动中，这些内容是经常会提到的。二如前所述，六艺本是与周代国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旨在培养武士的课程体系。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与武士阶级的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流传至今的《仪礼》一书来看，士人的礼、乐生活十分丰富，所以礼、乐被排在首要位置；在春秋时代以前，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所以射、御成为必修的军事课程；书、数作为基础的文化课程，反而置于六艺之末。大约从春秋中叶开始，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各阶层人口的增长，以及兼并战争的加剧等客观社会因素的影响，国野制度逐渐受到破坏，贵族沦为野人以及野人希望分享士人权利的历史趋势越来越不可阻挡。特别是礼崩乐坏和步战方式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动摇着六艺教育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呼唤出现新的教育模式。儒人出身的鲁国思想家孔子成为最先起来掀起教育变革的代表人物。从《论语》等文献材料不难看出，孔子及其有名的弟子们对六艺都是十分娴熟的。在孔门的课程体系中，六艺可能仍然被保留下来，以培养“童子”阶段的学生。但是，孔子本人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却与儒人们以前参与的用来培养武士的六艺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即《史记·孔子世家》所总结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在六艺之外，孔子开创了一种以诗、书、礼、乐为具体课目的新的课程体系。这种新的课程体系，与前面提到的以申叔时开列的9种课程为代表的周代用以培养高级政治人才的历史文献教育十分相似，可以说一脉相承。与其不同的是，申叔时说的课程乃是对高级贵族子弟开设的，应该是接受六艺教育之后的一种高级教育，而孔子的课程则是面向所有三千来学弟子开设的。来到孔子这里求学的弟子，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之外，还有不少出身于野人和商人家庭。这些人本来连接受六艺教育的资格都没有。由此可见，孔子开创的新式教育实际上是使广大被统治民众获得了分享贵族阶级所垄断的文化与政治特权的机会。这与当时贵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历史发展趋势无疑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不仅体现在教育对象的改变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变革上。孔子所使用的诗、书、礼、乐教材，虽然大都是从当时鲁国贵族教育家那里搬过来的，但在对教材的讲解上却增加了许多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新观点。如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7]他开设礼、乐教学的目的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之外，还在于限制贵族的僭越行为，从而间接地减轻民众的负担。又如《春秋》，孔子在教学中除了总结历史教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讥世卿”，反对贵族特权无条件地代代相传。除了诗、书、礼、乐之外，孔子开设的课程在他晚年又增加了春秋与周易两门，与六艺一样，正好为六门。由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课程内容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并兼顾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孔门成了当时最有活力和最受欢迎的教学园地。孔门弟子将孔子的政治思想应用于实践，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到战国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便成了弟子遍布天下的显学，占据了教育市场的最大份额。而正是在战国时代，以培养车战的武士为目标的六艺教育因国野制度的崩溃和车战被步战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六艺这个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用来称呼培养武士的礼、乐、射、御、书、数变成儒家用来培养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一历史变化之所以产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六艺作为一个课程组合名称，已经广为人们接受，有很强的品牌效应；儒家的前身儒人本来就是从事礼、乐、射、御、书、数这老六艺教育的人，在老六艺教育被历史淘汰以后，儒家通过课程改革继续掌握着教育大权，为了满足人们对六艺这一名词的眷恋心理，利用好这一品牌效应，儒家人士便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门课程，并沿用六艺这一名号来称呼它们，藉以证明自己在教育史上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如果咬文嚼字的话，用六艺来称呼诗、书、礼、乐、易、春秋，未必是恰当的。因为它们并不像礼、乐、射、御、书、数那样是六种技艺。新六艺中的礼、乐与老六艺中的礼、乐不同。老六艺中的礼、乐比较简单，且带有表演性质，礼指吉礼（祭祀之礼，共12目）、凶礼（丧塟之礼，共5目）、军礼（军旅之礼）、宾礼（宾客之礼，共8目）、嘉礼（婚冠之礼，共6目）等五类礼节仪轨，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六个乐舞。新六艺中的礼、乐则主要研究礼、乐的社会政治功能。三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新六艺与培养武士的老六艺有一显著区别。老六艺是一种技艺教育，除了书、数也即识字和算术两门课程之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活动都不需要课本。即使书、数两门课程，是否有课本也很难说定。而新六艺则不同。新六艺主要是一种文献知识和思想理论教育。这种教育需要书本作为媒介。《论语·先进》中载有孔子和子路的这样一段对话：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乎佞者。”子路让子羔担任费邑长官，孔子不同意。原因是子羔当时还在孔子那里读书。子路却认为，即使不读书，也可以出仕。子路的看法代表的是一种落后观念。在周代社会，贵族出身的人大都在接受老六艺教育之后即走上仕途，无意进一步读书求学。这也即是郑国贵族子皮对子产所说的“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8]。孔子认为，要从政必须先学习，而学习则离不开读书。由这则对话可知，孔门的新六艺教育是和读书分不开的。孔子要弟子们读的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文献。如前所述，这六种文献本来属于申叔时所说的那种周代贵族社会用以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高级教材，这些教材本来又是周代文化部门的官吏所编纂和掌管的官书。这些官书在孔子之前大都已有定本。例如居于“诗书礼乐”教材组合之首位的诗，吴国公子季札于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就在鲁国接触到了与今天所见《诗经》差不多的本子。又如《周易》与《春秋》，晋国大夫韩起于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访问鲁国的时候，“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9]。《尚书》与《乐经》的情况不详。至于《礼经》（即今之《仪礼》），孔子之前是否有固定本子已经不能确定，《礼记·曲礼》中有这样的话：“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今本《仪礼》的写定可能与孔子有关。不过，从前面所引申叔时“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的话来看，孔子之前肯定有礼书无疑。孔子所做的不过是整理而已。孔子利用各种现成的历史文献作为教学用的课本，这些课本被儒家人士称之为“经”。至迟在战国中期，“六经”的说法就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而且人们普遍承认六经为孔子编定。《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耽（同‘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起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关于“经”之得名，汉以后的儒者大都从“常久不易”的角度来解释。例如，《释名·释典艺》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玉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这种说法显然是儒者尊经意图的反映。章太炎曾对此作过驳正，提出：“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易于百名以下用简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10]章氏的说法应有一定道理。春秋战国以迄汉代被称为经的书很多，并不为儒家所独有。《国语·吴语》中有“挟经乘桴”的话，经指兵书；医书有《内经》、《难经》；《墨子》有《经上》、《经下》；《荀子》曾引《道经》；贾谊《新书》有《容经》。这些书被称为经，恐怕与所谓不变的常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章氏的说法还有其不足之处。如果经仅仅是编丝缀属的话，那么当时其他一些类似的书为何不都称作经呢？《荀子》中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由此看来，经是学习活动中必须诵的一种书。所谓诵经，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背课本。上面提到的各种经，应该都是各家学派的教学活动中需要背诵的课本。出于同一门派的老师对课文的讲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课本则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兼有“恒常”“编丝缀属”二义的“经”来称呼课本，可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四孔子及其后学在以经作为课本教育学生的时候，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让学生记得一些死书，而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政治智慧。《荀子·劝学》、《礼记·经解》、《庄子·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文献都谈到了学习六经的这些目的所在。如《劝学》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要达到这样一些教学目的，孔子及其后学对经书的解说便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于是，与经相对的一个名词便出现了，这即是“传”。所谓传，即是对经的解说，除了“传”之外，还有“说”、“记”等说法，总的都可以称为“传”。正因为传的存在，六艺古经才有了“备王道”的新意义。例如《周易》有“十翼”，包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释《周易》古经的专题论文七种十篇，撰成于春秋战国之间，原来都是单行，汉代学者将其与《周易》古经合在一起，称作“十翼”。“传之于经，犹羽翼之于鸟也。”如果没有十翼，《周易》只是一部占卜学文献，对儒者来说就如同一只飞不起来的死鸟；由于有了十翼，《周易》就成了一部“道阴阳”的儒家哲学著作。又如《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写的一部大事记，但由于有了《公羊》《谷梁》等传记，就成了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论语学而篇》载有曾参这样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复习了没有，乃是曾参一日三省的大事之一，由此可见“传”在儒家教学中的地位。传不仅仅指对经书的解说，还包括所有与孔子学说有关的并不直接解说经书的文字。例如《论语》，据王充《论衡正说篇》的记载，汉宣帝下古文《论语》于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关于“传”之得名，章太炎认为：“‘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勿’（今作‘笏’）。……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11]此说应该有一定道理。学生听了老师对经的讲解，将其记录于比较方便的手版上，并以之作为自己将来当老师时要用的参考材料。这大概是传产生的原因。五正因为传相对于经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六艺”这个课程组合概念，并不仅指诗、书、易、春秋、礼、乐六种经书而已，还应包括讲解经书的传。从现有文献来看，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艺”，最早见于汉初（这当然不是新“六艺”出现的最早时间）。贾谊《新书·六术》：“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从这条给“六艺”下定义的材料不难看出，六艺与六经之间绝不是一种完全等同的关系。诗、书、易、春秋、礼、乐六种经书本身并不能称作六艺，只有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才能称得上六艺。“术”的传播，除了借助于经，更主要的无疑是依赖于传。陆贾《新语·道基》中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后圣定五经，明六艺。”陆贾将“五经”与“六艺”对举，并且在其前面分别加了一个“定”字和“明”字。这说明，作为“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经已亡，故陆贾只提“五经”），只要“定”文字就可以了；作为“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是需要在讲解中“明”其意义的。艺的发明，显然要以传为载体。董仲舒在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2]这“六艺之科”，显然是从经传结合的角度来讲的。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而立五经博士，更是明确地体现了经传并重的传统。在当时能够读懂六经的人无疑是很多的，但有资格立为学官的却只有少数的几位：“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13]汉宣帝后，经师博士略有增加。能立为博士的条件即具有师法。所谓师法，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从名义上来说，是从孔子及其弟子代代相传的关于六经的稳定的解说。师法的表现，则是书面化了的传。西汉学者在提到“六艺”的时候，也都是在经传结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其中最明白的莫过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六艺之所以“以千万数”，原因在于它包括了“经传”两个部分。如果只讲经，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又，司马迁自述他写作《史记》时取舍历史材料的原则，乃是“考信于六艺”。所谓“考信于六艺”，即《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厥协六经异传”。从《史记》中的具体篇章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考信”的史料，不但包括六经，而且还包括解说六经的传，在他看来两者的地位是相同的。清代的崔适在《春秋复始》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现象：“汉儒引《公羊》者皆谓之《春秋》；可见当时所谓《春秋》者，实合今之《公羊传》而名之。”吕思勉发挥说：“余谓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经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豪厘，缪以千里’（此二语汉人引者甚多，皆谓之《易》），今其文但见《易纬》。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载孟子对齐宣王好勇之问曰：……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举此两事，余可类推。”[14]在汉儒那里之所以出现这种经传不分的情况，原因即在于汉儒引用的是作为六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不是作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不知六艺与六经的区别，故而感到奇怪。其实，汉人所作的图书分类法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历史真相。西汉末年刘歆作的《七略》（《汉书艺文志》所本），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术数”等七个类别，总称“七略”。被收入“六艺略”的图书，除了六经，还包括所有解说经书以及与孔子学说有关的书籍。那么，六艺又是怎样变成六经的同义词的呢？我认为，这与今文经学在东汉的彻底衰落有着重要关系。今文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经已不再讲究师法和家法。“传”不再具有“经”那样的神圣地位。于是，从晋代李充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开始，“六艺”被“经”取代，再也没有在中国此后的图书分类法中出现了。总而言之，六艺和六经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无论从六部经典的角度还是从六种技艺的角度把六艺和六经等同起来，都是不对的。六艺是从课程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六经是从课本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这与我们今天学校教育中的情况一样，“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等等，既可指课本，也可指课程。[1] 见《南开学报》2000年2期。[2] 《国语》卷六《齐语》。[3] 《左传·襄公九年》。[4]章太炎：《说儒》，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93页。[5]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6] 《论语·阳货》。[7] 《论语·里仁》。[8] 《左传·宣公三十一年》。[9] 《左传·昭公二年》。[10]章太炎：《文学总略》，[12] 《汉书》卷56《董仲舒传》。[13]《汉书》卷88《儒林传赞》。[14]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