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小伶伶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鷟《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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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李贺(公元790-816年)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又是从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的一个代表者。 李贺虽然只活了27岁，但存诗达200多首，诗中充分显露他的天才。他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怀才不遇的苦闷，风格幽冷凄婉。他喜欢用「死」、「血」、「鬼」、「泣」这类字眼，驱遣千奇百怪的形象，表现惊人的想像力，如《马诗》23首，通过马表现贤才的雄心壮志及其不遇的愤慨。有些诗则是描写幻想中的神仙世界，表现他的苦闷和追求。如《梦天》写梦游月宫，俯视人间的情景，表现了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它，转而厌弃现实，逃避现实的心情。描写人民疾苦是另一类题材，如《老夫采玉歌》写采玉老人的艰苦劳动，是一篇情景交融的佳作。有些诗篇则是揭露统治者残暴荒淫的诗篇，如《猛虎行》影射藩镇割据，《苦昼短》讽刺皇帝迷信求仙。李贺还写了一些恋情、闺思、宫怨之作，这类诗则以形象鲜明、意境美丽、格调清新、感情真挚为特点，如《江楼曲》写少妇等待夫婿归来，很有生活气息。 李贺的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白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形成独特的冷艳风格。李贺诗歌的意象带有很大的虚幻和想像的成分。构思不拘常法，意象之间跳跃很大，常常超越时间和空间。语言极力避免平淡而追求峭奇，为了求奇，便在事物色彩和情态上著力。 唐朝的诗人 ,号称“诗鬼” 骈文：骈文 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运为最后一个作家。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一）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三）骈文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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