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心理咨询师杨文丽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亮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是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是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是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匾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里——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的恨不得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加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炭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冷冰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的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的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

我百思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我拿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棱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匾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的滚动……罪魁是缝纫机锐利的折角。怎么办呀？妈妈非常钟爱这支体温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

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觉察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的像支秃笔）。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的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

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情感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是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一撂，丢到垃圾堆里完事。大人和小孩，是如此的不平等啊！

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母亲是严厉的人。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树一样栽在心中。

毕淑敏，女，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注册心理咨询师。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7年，毕淑敏以36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引发广泛关注。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畅销书。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