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信长庆
每晚十点，刘丽萍要吃红白蓝三颗药片，混上小拇指指甲盖一样大的钙片——47岁了，骨密度偏低，得补钙；而红白蓝是保命的药，用来抵抗艾滋病病毒。刘丽萍性子急，药摞在手心，和着一口水就全吞了下去。
抗艾药的种类、剂量各有不同，根据服药人的身高体重等变量做调整。和刘丽萍一起生活的孩子们，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不按时吃药，艾滋病患者会产生耐药性，影响治疗效果，长期会威胁生命。
有些孩子年纪小，不爱吃药，刘丽萍就把药藏在馍里，半哄半骗地喂下去。为了督促孩子吃药，刘丽萍曾把每一种药都尝了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难吃的味道。”
刘丽萍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也是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生活老师。红丝带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2006年，红丝带学校成立，本是病房志愿者的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红丝带学校里的学生，全部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半数以上是孤儿。
十多年来，刘丽萍照料近50个艾滋病患儿的生活起居、治疗服药，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心理 健康 ，教会他们认同自我。
刘丽萍与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母老虎”
每天早上8点，刘丽萍坐进办公室，能听见背后一排教室中的朗诵、问答、嬉笑——声响持续一整天。
刘丽萍将近一米七高，短发、五官精致，爱抹亮一些的口红。她说自己两年前动了场大手术，鬼门关边走了一回，术后就学会了化妆，因为“想漂漂亮亮地生活。”
因为长期服用抗艾药物，脂肪代谢障碍的副作用体现在她身上——双腿如晾衣杆般过分消瘦，脂肪堆积在颈背部，按病友们的说法，这叫“水牛背”。她爱穿裙子，从网上“团”来的黑色长裙，一条几十块钱，宽大的裙摆盖着纤细的脚踝。
上课时间段里，她与学生的交流相对少，一下课，学生就撞进她的世界：也是受药物影响，孩子们多数比同龄人矮小，十岁左右的孩子看着只有五六岁。
到了晚上，刘丽萍趿着拖鞋在宿舍走廊来回地走，催学生洗澡、洗衣服，问他们有没有完成作业，有没有复习。有学生跑回宿舍，她跟着过去瞧一眼，门一开，就好气：“你看你的房间，像猪窝。”她对内务要求很高，如果房间脏得过分，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叫回来收拾。
睡前发零食，也是朝走廊里喊一嗓子，一人一包辣条，28个学生，谁拿了、谁没拿，刘丽萍记得很清楚，发得只剩一两包了，还能准确地喊出被落下者的名字。
9月4日下午，18岁的甄遇乐回学校看望老师，前两天，甄遇乐被天津一所专科学校录取。
甄遇乐微胖、白，面颊上常有两块红晕，一米六的个子，看上去与普通孩子无异。
两三岁起，甄遇乐开始频繁发烧，身上溃烂，捱到三年级，一次高烧连烧了两个多月，到运城的大医院做检查，才知道是因母婴传播得了艾滋病。
等病情稳定，再回老家的小学，班主任劝她“回家去吧”。
甄遇乐想继续读书，但是离异的父母都不管她，奶奶和姑姑将她送到红丝带学校，她在红丝带学校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考上大学，她很高兴，但她父亲的态度模糊不清，母亲更是闪烁其词，“我一提钱，她要么说没钱，要么就不说话。”
她这次来，带来了录取通知书，刘丽萍当即向她拍板，不用征求家里的意见，“上学必须上。”若实在凑不出钱，母校给她想办法。
除去学习、 健康 ，二十多个学生的吃穿用度，刘丽萍也全部要管：学生的衣服是她挑的，零食由她发，连零花钱都可向她要。
刘丽萍自认是严厉型的师长，常常和校长郭小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郭小平说，自己哄孩子，刘丽萍就负责批评，气急了会吓唬学生，有学生在手机通讯录里将刘丽萍备注为“母老虎”。
她和另外两位生活老师将学生看管得很紧，周一到周五要上交手机，一旦发现私藏者，则半年不得再用手机。
刘丽萍的严厉来源于担心，作为艾滋病患者，她明白艾滋病群体的前路艰辛。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许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城市的主干道转出后，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达。
2005年，时任临汾第三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发现在院的几位艾滋病小病人无处上学、渴望上学，就召集几名医护成立了“爱心小课堂”。
刘丽萍的人生转折也发生在2005年。
这一年她的舌头上长出一层白疮，吃饭、喝水都疼，辛辣的东西一点儿不能碰。她家所在新绛县的医生看了她的症状，委婉地让她去市里做个血液检查。
在运城的医院做了检测，两小时后，接到通知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的电话，“顿时觉得昏天黑地。”
其实疾病早已初现端倪。那几年刘丽萍经常扁桃体发炎，“跟白喉一样，嗓子里边全是白的。”她推断，病毒感染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她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医院那时候是混乱的，从献血者身上抽了血就给你输上，也不做检测，血型一样就直接给输。”
刘丽萍回忆，她随即赶去临汾三院治疗。站在院艾滋病区的门口，眼看标注着“病一区”的走廊长且阴森，无底洞一样的绝望，“我想着我不要进去，我一进去就真成了艾滋病人了。”她忍不住在门口痛哭流涕。
这时，有护士领着一个女孩儿走在走廊里，“胖嘟嘟的，大概只有七八岁。”那是后来就读红丝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女孩儿跑到刘丽萍跟前，盯着她看，“觉得你一个大人在那儿哭什么闹什么？”
护士告诉刘丽萍，孩子是因母婴传播的。刘丽萍形容自己“忽然就平静了。”
“我想这病孩子也会有？我至少已经有过几十年的 健康 人生，而他们从出生起就完全没有选择。”
郭小平说，刘丽萍2005年5月开始在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就来到“爱心小课堂”做志愿者老师。
最初的“爱心小课堂”里有4个孩子，2006年9月1日，小课堂升级为学校，孩子从4个增加至8个，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刚开始，授课老师特别难招，没有编制，只能请村小的民办教师。第一个外聘的老师待了不到一年，与孩子们相处时戴着口罩、穿着白色医护装。第二个老师只待了一学期。孩子们想和老师亲近，抱一下、拉个手，都会被有意避开，“完全不发生身体接触，不会直接碰孩子碰过的东西。”
2011年，红丝带学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有了编制，可以正式招聘老师。现学校有编制内老师十名，编外老师及工作人员数十名。
红丝带校内现有的28个孩子，多在艾滋病确诊后受到当地教育系统歧视，无法继续上学，有的因为发病早，到了八九岁还从未上过学。
数学老师贺延庆介绍，许多孩子送来了，得从认识阿拉伯数字教起，更遑论简单的加减乘除。学习习惯也不到位，“乱拿别人的东西，听到上课铃不知道进教室，不愿意写作业。”普通学校的一年级语文课，两三个月就能教完拼音，但在红丝带学校，得反复教一年。要让孩子们跟上普通学校的学习节奏，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
学生卢昆来自四川西充县，戴副厚厚的近视眼镜，15岁的年纪，个头还不到一米四，火柴人一样瘦小。他的父母不知所终，一直由爷爷带着。
2014年，他被老家村民写联名信“驱逐”，后经好心人联系，2015年时被送至红丝带学校。
刚来学校时，卢昆的认知、语言能力都只有三四岁，讲不出十字以上的句子，经常偷跑出学校。刘丽萍就漫山遍野地找他，吃饭、上课、说话，一点一点来。
毕业生王子晨是红丝带学校的第一届学生。他的母亲因艾滋病去世，此前与父亲、奶奶生活在一起。在老家，他与家人的碗筷分开，不在一个锅里夹菜。偶尔回家，他打电话给刘丽萍哭，说自己在家无所适从，只想马上回学校。
郭小平说，孩子在老家分餐、分居很平常。“那群孩子就需要刘老师这样一个像母亲的角色，她是病人也是长辈，懂感同身受。不用说什么大道理，给煮碗面条，买个苹果，陪他们玩，给他们陪伴。”对艾滋病患者，尤其是年幼的病童，除去治疗，“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在红丝带学校，没有寒暑假、双休日的概念，孩子们基本不回老家，老师们也经常要住校值班。
刘丽萍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她的丈夫、女儿对她放下家庭、侧重学校的行为，“不支持也不反对。”这在她看来就是一种支持。
红丝带学校成了她的另一个家。她不爱光亮，选了一间没窗的宿舍。房间格局向阴，会泛潮，屋内的被褥常不干爽。但日子久了，她很习惯：“在学校总睡不醒，回家反而睡不安稳。”
刘丽萍形容自己和学生是“抱团取暖，互相治愈”——艾滋病患者的世界，完全 健康 的人很难深刻体会。她在“圈内”充当了半个媒婆的角色，为艾滋病人们“在内部找对象”。她觉得人生漫长，比起“双阳”，“一阴一阳”的伴侣组合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017年，红丝带学校第一批16名学生参加高考，共14名学生考上专科及本科；今年，有两名学生即将考研。对这些开蒙晚的孩子来说，“是质的飞跃。”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刚办校时，学生们去村里理发，理发师一见他们就说有事，要关门走人。学生们回来全哭了，刘丽萍只好带他们去更远的、陌生的理发店。“那时候觉得科普没用，你也不能骂人家、逼人家。”
2010年，刘丽萍带着王子晨进电影《最爱》的剧组做群众演员。剧组中有六位艾滋病群演，片方要同时拍摄一部艾滋病群演的纪录片，挨个问群演们是否愿意在镜头前“露脸”。
起先，刘丽萍见到摄像机就下意识地回避。挣扎了几天，她决心坦诚：“如果你自己都在歧视自己，怎么再去反歧视？”最终，她和王子晨，以及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男性艾滋病患者“露脸”参加了纪录片的拍摄。
2012年5月26日，刘丽萍和郭小平一起发起“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邀请各界志愿者和艾滋病患儿共同进餐。甄遇乐记得，她第一次参加“午餐日”，大家搬了桌椅到学校的后院里。小小一片院子挤了上百人，“有明星、企业家、大学生、公益人士，还有外国人。”就吃些普通的家常菜，每张桌子坐几个孩子、几个志愿者，互相夹菜。“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更多的人不惧怕艾滋病人，不歧视。”
今年，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已办至第九届，成为我国仅次于世界艾滋病日的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
常年参加公益活动，频频被媒体曝光，刘丽萍不再避讳向公众告知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渐渐地，她对自我的态度，从躲避变成认同：“（得病）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不是我的错。”
甄遇乐说，刘丽萍是学生们的主心骨、教导员，“她会和我们说，不要因为自己是HIV感染者就感到自卑，只要我们把药吃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来红丝带学校任职之前，刘丽萍开过服装店、加油站，做过保险推销员。她出生在农村，但不喜欢农村生活，觉得节奏慢、没意思。现在她过上最慢的生活，每天一成不变地徘徊在宿舍和教学楼之间。
从前学校没有围墙，但院子里种的果树从来不会遭窃。摘了果子主动往附近的村庄送，也没人敢要。现在，学校收获了果实、蔬菜，村民们也想来弄些吃。“以前宣传工作不到位，大家害怕，可以理解。后来我们每年都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有歧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9月5日傍晚，刘丽萍走出校门散步。田间开阔，横向里吹来凉风，刘丽萍说多自在。
正在地头干活的老农和她攀谈，给了她一把花生。小路上，成群的学生觅食而回，在双休日去附近购物、闲逛已成常事。这天他们问村里人买了一袋油炸鸡锁骨，“买两斤，送一斤。”
（文中甄遇乐、王子晨、卢昆为化名）
早秋2013
郭小平为了能够更好地陪伴和照顾艾滋病儿，愿意放弃医院的院长职位，然后去积极为孩子创建一个能够快乐健康成长的胶原，这样的选择说明一个人为了给另外的人建立一个安全的港湾，愿意放弃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金钱，这样的选择和付出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
一、爱和责任让他放弃了前途美好的工作。
郭小平曾经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可是在他早年接触了一批艾滋病儿童后，他看到了他们生活的困境——没办法正常上学，父母去世无人看管……最终，郭小平出于道义，选择帮助他们。然后在经过跟孩子的长久相处后，他对孩子滋生了更多的爱和更大的责任感，最终他舍弃了医院院长的职位，反而回头去学校当一名校长，去监管和陪伴孩子。
二、情感的付出却让他获得了精神的满足。
虽然郭小平的日子不再如当院长时候那般过得光鲜，但他每天却都是充实且快乐的，他自己每天都引领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成长，还为了孩子去邀请不同的老师来给孩子上课，教孩子们画画等。这些孩子逐渐长大，不少已考上大学，有的甚至已毕业进入社会工作，开启另一段人生旅程。但是郭小平对他们依然放不下，还是喜欢花时间来关心孩子，即便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三、持续的努力帮孩子撑起一片蓝蓝的天。
这么多年来郭小平一直默默付出，因为他一直这么认为——“他见到我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生命托付于我”，所以不管时间再如何流逝再怎么便签，郭小平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孩子成长，愿意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让他们在这个安全的学校中健康快乐地成长，并在孩子的心理驻下了不去伤害他人的最低底线。
郭小平对孩子的付出和努力，确实是太令人动容了，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坚守初心，为更多的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也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帮助这些孩子。
开心宝贝萱萱
在我心中，老师是我最敬佩的人，他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们相处的时候，他总是象长辈一样关心我，保护我。在我有疑难的时候，总是给我指导，我很感谢他！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三十岁时，远行洛阳，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向当时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老子学习，请教“礼制”学识。寒冬腊月，风雪呼啸。屋内，一人瞑目而坐；屋外，两个人，一尺雪，不惊不扰，在雪中恭候，只为向良师求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千百年来，为师者，以赤诚之爱，智慧之光，照亮中华民族强行的道路。一条丝带，一片爱心。2004年，山西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不忍艾滋病区几个孩子到年龄却没法上学，在医院的病房办起“爱心小课堂”，患儿们在绝境中重焕生机。之后，郭小平成立了红丝带学校，并辞掉院长担任校长，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挑起了特殊孩子们的未来。他说：“只愿有一天艾滋患儿能到正常到学校上学。”
师生缘，是这个世界上用光阴与爱、奉献与智慧雕刻的情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考前的“最后一课”：你们再看看书，老师再看看你们。这一课，也许是再也聚不齐的开始。纵然不舍，也只能在最后的告别中，多看一眼。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师生缘，是这个世界上用不断的分别、永远的守望凝成的情缘。陪我一程，感念一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一起成长，彼此成就。
师生缘，是这个世界上用理想与奋斗、付出与感恩谱写的情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是一年开学季，校园里，依然书声朗朗。阳光下，一片葳蕤。一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今世有缘，相伴永远！
lee是个小吃货
2007李丽：用轮椅画出爱心轨迹 李丽在1岁时患小儿麻痹症，童年从未站起来过；40岁时再遭厄运，车祸让她下半身完全瘫痪，从此与轮椅为伴。 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了一条向社会传播爱心之路。她创办了“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和公益网站“丽爱天空”，长期从事公益事业和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她还成了很多服刑人员的“偶像”。 【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 残疾打不垮、贫困磨不坏、灾难撞不倒，坚强和她的生命一起成长。身体被命运抛弃，心灵却唱出强者的歌。5年时间，温暖8万个冰冷的心灵，接受、回报、延伸，她用轮椅为爱心画出最美的轨迹。 2008年度：李桂林 陆建芬：悬崖小学的支教夫妻 烛照深山 男，42岁，彝族村寨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教师.女，41岁，彝族村寨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代课教师。 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村民上下绝壁都要攀爬5架木制的云梯，进出极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就是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从汉族地区来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妻扎根这里18年，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为村民走出彝寨架起"云梯"。 1990年，李桂林夫妻来到这里，村民的落后与贫苦深深的震撼了这对彝族夫妻。强烈的同情心和民族感使李桂林坚定了扎根二坪搞教育的信心，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他与妻子18年如一日地教书育人，共培养了六届学生共149人，其中有22人是从外村慕名而来的。李桂林本人还两度被评为县优秀教师。 二坪--这个过去的"文盲村穷山村"，现在成了"文化村"。昔日的荒凉到今天的精神巨变，与这两位老师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他们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 颁奖词：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阿来：乡村教育是重要的，但常常被忽略；乡村教师是伟大的，却不应该被遗忘。 阎肃写下这样深情的评价：星星和月亮在一起，桂林和建芬在一起，太阳和温暖在一起，桂林和建芬了不起！ 2010为留守儿童办学的女大学生李灵：心灵放歌事迹：2002年，李灵从河南省淮阳师范学院毕业。她回家后看到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辍学在家，便萌生了在家乡办学的念头。在父母和亲朋的支持下，她用家里20多万元的积蓄办起了周口淮阳许湾乡希望小学。在学校，她是校长兼思想品德老师。在她的辛勤操劳下，这个学校有了7个班，300多名学生。由于所有学生学费全免，学校无力为学生购置教辅读物和课外书籍。7年来，李灵为了办学已经欠了8万元的外债。 为了自己学校的孩子能坐在宽敞的阅览室里看书阅读，李灵趁着放暑假，向父亲要了200元只身来到郑州。她买了一辆破旧三轮车，沿街收购各种书籍。烈日下，李灵骑着破三轮车穿街过巷，拿着秤一斤斤地回收旧书本。她用汗水载回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刘姝威这样评价她：身旁是300多名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背后是那些在外打工父母们心中的挂念与寄托，这位乡村女教师赢得众人尊敬。 张瑞敏：为了孩子四处奔走，眼角有了皱纹，双手不再细腻，但是她把爱与温暖带进了乡村学校的课堂，她是让全国人民尊敬的“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颁奖辞：一切从零开始，从乡村开始，从识字和算术开始。别人离开的时候，她留下来；别人收获的时候，她还在耕作。她挑着孩子沉甸甸的梦想，她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她是八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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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和每个学习的阶段，老师在我心里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影响。而每个老师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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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我的劫数，每当我看到阿拉伯数字脑子就成了浆糊，所以我的数学老师就会用钢笔戳我的额头，但是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只是我没有把他教的知识发扬光大。
我的英语老师是城里来的美女，扎着一个麻花辫，很幽默，又很漂亮，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蔼可亲，对我这个差下生也不会有偏见。
那时候在我心中，老师是佛一样的人，可以度我们走出大山，竖立信念，又像戒律一样，每次犯错都会胆战心惊，惩罚都会留下一个印记。
当面对我的孩子老师，我觉得有的老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呕心沥血，苦口婆心的在教导，眼里看到的总是他的优点，憨厚可爱之处。
而有的老师则是平平淡淡，教学没有创新，埋怨，指责，总是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差的直接放弃了。好的永远是班干部。
当有一天我成为了一名幼儿老师，虽然眼前是一群爱哭的小孩子，但是从那一刻，我觉得老师不光是传授教育的使者更是一个妈妈，得有一颗疼爱孩子的心。一个保姆，关注着每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吃饭喝水，拉屎尿尿。也是一个安全员，保证每个孩子在校的安全。又是一个朋友，和他们融入在一起，让孩子喜欢学校的氛围。老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也是有爱心的。所耕耘田地都得努力的付出，才会有欣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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