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心理咨询师

职场病态文化的告状和勾心斗角是不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呢?我们邀请到了生命艺术创作与心理设计专家刘明和北京泰德人和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心理咨询顾问文稚嘉，请他们解析告状和勾心斗角这两种行为背后的心理问题。中国经济时报：如果说撒谎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话，那告状是不是一种攻击的行为?刘明：原因还是在于个人的情感需要。他看别人好，心里就不平衡，而告状可以让他心里平衡一点。文稚嘉：从实质上讲，还是跟个人利益有关系。比如，我说张三的作品是抄袭来的，我在贬低他的同时，其实是为了突出我自己，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干。刘明：除了情感需要，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需要。撒谎和告状都牵扯到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我是个正值的人，当我发现我的某位同事有不正当行为时，我也会去告状，向组织揭发他。为什么不公开讲，怕遭受打击报复，所以选择了告状这条比较保险的路。文稚嘉：刘老师这样说的话，告状本身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正义的……刘明：是价值观需要，不能说是正义的。有些人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就认为自己的告状行为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撒谎和告状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知故犯，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还执意去做;另一类是因为认识的局限性而觉察不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别人却认为他撒谎了，告状了。文稚嘉：后面这一类人的自知能力有限。中国经济时报：撒谎因为得到了利益而上瘾，那告状多了是否也会成瘾?刘明：告状也得分秘密告状和公开告状。告状就是把我自认为我知道的别人的秘密，告诉更有权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个人或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凸显我个人价值观的胜利，或者是维护我个人利益需要的价值，其中可能也掺杂了个人情感方面的自我平衡。存在个别告状成瘾的情况。文稚嘉：我觉得任何一种行为，如果持续地让人受益，那它就会成瘾。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类人的告状行为明明是损人不利己的，但他还坚持自己的行为，这是出于怎样一种心态?刘明：我觉得这是一种小人物的强者心态需要。如果是大人物的话，根本用不着告状，直接拉过来修理。正因为自己动手解决不了，所以才要狐假虎威，才要通过告状借他人之手解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撒谎和告状对个人的心理损害哪个后果严重?刘明：告状到一定程度容易偏执，特点是敏感，总觉得社会不公正，自己是受害者，要奋力抗争，非常固执。撒谎的人最后连自己都糊涂了，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不能跟现实很好地对接。中国经济时报：柏杨曾说过，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是不是说勾心斗角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呢?刘明：勾心斗角的根源在于资源的匮乏，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当某种资源匮乏的时候，为了得到资源只能勾心斗角排挤他人。就好比小猫小狗为了抢奶吃，就会把兄弟姐妹扒拉开。大家还没尝到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蛋糕，看到的只是我把别人杀掉就能多吃一块。文稚嘉：这样一说，勾心斗角也是一种应急行为，为了保护眼前的这点利益。刘明：中国的地理环境复杂，人口众多，又多自然灾害，如此，为了自保，除了要辛勤劳作，就是要想方设法争取资源，有我没你。文稚嘉：这是出于生存的必然。刘明：如果把资源给了你，我能生活得更好，我肯定就不抢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源给了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出于社会现实必须要抢。当下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人太多，机会太少，机会就是一种资源，所以职场就有人总想着把身边的人干掉，以此获得更多机会。文稚嘉：如果你的需要总是能被及时地满足，比如婴儿刚觉得饿，奶瓶就送到嘴边，他就不会有抢的念头。反之，如果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抢”就成了生存的必备技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是人的本能。刘明：之前谈过的撒谎、告状这两个问题也是，都是由资源匮乏造成的。匮乏分两种，一种是绝对匮乏;另一种是相对匮乏，这是由不平衡导致。改革开放之前，大家都穷，那是绝对匮乏;现在是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文稚嘉：当人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后，就滋生了强烈的精神需求——要求公平。比如在一个环境里面，别人的工资都是五千，只有你一个人是四千，你肯定会觉得不被尊重，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去向领导申请加薪。刘明：现在的情况是相对不公平导致的资源匮乏。中国经济时报：勾心斗角源于攀比，那攀比的心理从何而来?文稚嘉：攀比是尊重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延伸出来的一种情绪。刘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语言系统。语言和文字一形成，就一定要有攀比。因为在文字上已经制造出了高矮、胖瘦、大小、美丑等词，这些反义词分别代表了好与不好。文稚嘉：没有语言系统的动物也有着在群体里面当老大的心理需求——优胜者需要，它在无意识中也想显得自己更重要。中国经济时报：撒谎、告状、勾心斗角这三类对个人内心的腐蚀哪一个更严重?刘明：都挺严重的。文稚嘉：我认为是勾心斗角对当事人的伤害最大。勾心斗角是一种有意识地攻击行为。撒谎有一种不得以，勾心斗角并非不得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整别人。刘明：撒谎、告状是勾心斗角的手段，而且不局限于这两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