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金之幻
常颖，女，1969年出生，满族，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心理函授大学，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天缘咨询服务中心咨询师，也是一名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她以超人的毅力客服自身的病痛，用激越的人生态度，丰富的心理学知识，拯救许多人的灵魂，在社会上弘扬了真善美，以残疾之躯奉献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荣获辽宁省扶残自强杯新闻竞赛一等奖；1997年荣获阜新市残疾人自强标兵；1998年荣获阜新新闻出版局首届十佳藏书家；1999年获市残联举办的报告会最佳奖；2000年荣获阜新市首届读书节优秀读书示范户；2001年荣入清河门区名人档案；2002年加入阜新作家协会；荣获清河门区第四届劳动模范；2003年成为清河门区文学骨干；2004年当选清河门区肢残协会主席；2005年担任辽西古槐书画社名誉社长；2007年当选为清河门区第七届人大代表；2008年在庆祝阜新市残联成立二十周年“有爱传递、自强奉献”演讲报告会上活的优秀奖；2009年荣获阜新市“三八红旗手”；常颖7岁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周身畸形、强直，靠激素类药物支撑身躯，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肉体痛苦的煎熬。但她身残志坚，乐观豁达，以奋斗不息的顽强意志，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语言校正人生航向，用文字记录生命华章。常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基础，然而，为了自强不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为了奉献社会，他深邃的求知欲促使她自学了文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并在文学、心理咨询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要事迹是：一、为别人活才能拥有头上整个天常颖本是以为需要别人细心照料的残疾人。但她不沉迷于自身的痛苦和不幸当中，而是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财富，反过来去帮助和给予那些残疾的、健康的人们。“为自己活仅有脚下方寸地，为别人活才拥有头上整个天”，正是常颖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她以体验各种痛苦、煎熬生命为代价，换去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在与命运抗争中，她把人生的坐标确立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上，通过自己的人生道路、人生感悟、人生哲理来引导和净化人们的健全人格，激励人们正确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她以崇高的使命感和和责任感，去市、区、乡镇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做“正确对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演讲数十场，使人们从中受到感召、启迪和教育。二、用豁达的心灵开启心锁常颖自学了心理学知识，为了使自己的只是更系统、更专业，她报考了北京心理函授大学，并取得了毕业证书。于2001年3月，开办了天缘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从此，她的斗室里宾客盈门，她的两部热线电话铃声不断。数年来，有多少认识、不认识的健康的、残疾的人们，在她激越的人生态度、在她睿智的思想、在她激昂的话语中，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从迷途中找回了自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有多少徘徊在生命边缘，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的人们，又焕发出对生命的热爱，重现生命的曙光。有多少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在她的感召下，又重新扬起幸福的风帆。常颖的朋友很多，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因为在咨询中感于她的豁达，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的。虽然常颖不能像健康人那样用体魄劳动，但繁忙的脑力劳动依然使他活的充实，使她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示。三、用拙笔书写人生常颖同志四十年的生命里写满了不幸，这种不幸却成就了常颖激越的性格；虽然她是一个女人，却有比男人更强烈的永不服输的劲头。常颖受身体所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无法继续读书了，但却没有阻住她那颗求知的心。在当时还十分贫困的农村，一个只有小学三年文化的她走的是一条怎样的求学之路呢？起初只能靠字典从认字开始，一点点的学习各种知识。倔强的她曾参加了石家庄人文函授学院文学创作学习班，并在义县《义周刊》发表了处女作《我是一只小鸟》，散文《古柳下的心曲》在省老年报上“辽宁省扶残自强新闻竞赛”获一等奖。2000年，一部25万字的自传体.《炼狱中的凤凰》出版，她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轨迹得到了更多的人的认识。2007年，她编写的《心灵的天使》正式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四、关注弱势群体，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常颖是残疾人，她更关心、关注、关爱残疾人事业。她把清河门区范围内那些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组织起来，建立了残疾人自强车队，用这种组织形式来帮助那些不肯服输的残疾人自强创业。如今，这个车队已经有100余量机动三轮车，行走在清河门区的路上，在方便了别人的同时，也为这些自强的残疾人提供了就业的平台。她经常走访、慰问有困难的残疾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时难免自掏腰包，几年来，她自己都记不清掏出了多少钱。现在，作为清河门区人大代表，她把周围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声音带到了人代会上，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尽心尽力的发挥着人大代表的职责，为清河门区的和谐与发展贡献力量。五、面对死神眷顾，昂起不屈的头颅常颖患的是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医生说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她在忍受着病痛的时候，依然乐观豁达，丝毫看不出有一点气馁。如今，依然依靠激素类药物支撑身体的常颖，突破世俗的压力，毅然向红十字组织捐出了身后的遗体，供医学研究机构研究类风湿这个不死的癌症。家人、朋友对她的行为很不理解，然而，她很从容的面对着这一切，就像她从容的面对死神那样平静。常颖同志受类风湿关节炎困扰达三十余年，在与病魔斗争过程中，历练了激越的人生态度，能够笑对一切困难艰险。她的人生态度影响了许多人，激动了许多人，感染了许多人。成为清河门区广大妇女自强不息的代表，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典型代表，她的精神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快乐的森蝶
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
给疫情后的心理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一名市民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往长江中抛洒鲜花，以示哀悼。图/IC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援助
本刊记者/ 刘远航
发于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是下午四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这是4月5日，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该中心主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
“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 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这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恐慌焦虑、抑郁烦闷，以及愤怒和疑惑，都很常见。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单从数量上看，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3月的前10天，接到了285次，平均不到30次。而到了4月初，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 “这是一个分界线，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 杜洺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哀伤反应治疗。康复患者、逝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在杜洺君看来，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有时候，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武汉正逐步恢复，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
整整一个月后，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疫情发生之前，儿子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李建国的印象中，儿子身体很好，从没生过什么病，感染新冠肺炎后，觉得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独自照顾儿子，结果也感染了。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李建国在五楼，儿子在十一楼。最后一次联系，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觉得快不行了，让父亲赶快上来。然而他不能上去。儿子住院的时候，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老伴忍着悲痛，决定先不告诉他。一个月后，李建国康复过来，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他先是感到愤怒，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他还是没有控制住，泪如雨下。
3月31日，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次日就要回到家里。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能不能扛得住。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亲属之间相互感染，一方去世，另一方活了下来。“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特别是老年人，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不是你。”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儿子刚刚四十岁，孙女不到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他感到痛苦。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杜洺君说着，做出向前的手势。 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杜洺君介绍说，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宣泄情绪，其次是厘清责任，澄清那些愧疚。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 “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焦虑（％）、失眠（％）和心理困扰（％）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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