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上观望
90后初涉职场沟通方式是问题
90后初涉职场沟通方式是问题，在面试的时候留下一个好印象是成功的开始，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是职场的必修课，职场不会相信眼泪，90后初涉职场沟通方式是问题，你学会了吗？
新人症状
1、“办公室代沟”难逾越
刚毕业于华南师大的宋同学现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之前在这家单位实习了几个月，由于政府部门工作稳定，待遇丰厚，所以毕业前她就听从父母意见，顺利考上这家单位。由于有过实习经验，所以能胜任基本工作。唯一让她苦恼的是，身边的同事大部分是70后，平常除了工作之外，很难找出共同语言。“同事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孩子、房子、车子这些问题，我根本插不上嘴。”而相比起下班之后和同事聚餐、聊天，她更喜欢回家通过微博、人人网等与同龄的同学、朋友交流。久而久之，和同事的关系也就更淡了。
HR诊断：东莞智通人才市场的H R专家蔡小梅称，这是新生代员工在职场上遇到的新问题，也有人将其称为难以逾越的“办公室代沟”。90后生长在信息时代，喜欢用网络获取信息，他们往往忽略了现实的沟通，对老员工敬而远之，有了问题，习惯性地使用百度、谷歌搜索，殊不知当面请教是拉近距离、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
2、工作琐碎不受重用
小刘是毕业于北方一所名校的高材生，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组织过几场大型校园活动，在学校是有名的才子。毕业前如愿与东莞一家效益不错的通信公司签了约。可到了新单位后，他发现尽管身边的同事学历并不是很高，尽管他很优秀，但在公司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吃香。
近一个月来，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接电话、开会、复印、收发传真等，有时一些跑腿的琐事也需要他来。此外，他没有得到任何施展才华的机会。小刘十分想参与一些具体的项目策划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看似不难，但领导并不愿放手让他来做，因此他很烦恼。
HR诊断：蔡小梅表示，这种情况在一些高学历的毕业生中时有发生。刚进单位的所有新人必须从基层做起，一方面是让新人充分了解单位的运作情况，熟悉各项业务;另一方面不要小看一开始领导指派的琐碎小活，这往往是领导考察新人工作态度、锻炼其能力的方式。在做好这些工作之余还可以主动表现个人能力，让领导增加对你的信任，才能有所作为。
3、工资没有零花钱多
江同学是东莞本地人，毕业于东莞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她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了一家旅行社做前台接待。她对目前的工作整体是满意的。但唯一让她觉得有些窘迫的是，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目前只有1500元左右。她告诉记者，班里同学的工资普遍都是这个水平，“连月薪2000多的都很少。有些人说工资都没有老爸给的零花钱多”。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几乎每个月都月光，如果再要给家里钱，就更难了。但迫于目前的就业形势，不得不接受这个薪水。
HR诊断：蔡小梅认为，新人的这个工资水平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表面上看尽管企业给了雇员1500元的薪资，但是实际上为这个岗位还花了很多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背后的投入可能达到3000元。毕业生为了提升薪水，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利用公司提供的各种培训活动和锻炼机会，让自己积累更多经验，成为更有价值的员工。
雇主心声
新人却现“老鸟”倦怠
黄先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部门经理，公司也有一些80后，90后的孩子。黄先生认为他们往往一开始工作时很有激情，对领导和前辈同事吩咐的工作积极地完成，学习能力也很强，没多久工作就能上手。但存在的问题是，这工作的热情没多久就消耗殆尽了，能躲的活儿就躲，“就像在这岗位干了一辈子似的”。
此外，这些孩子不太能吃苦，有时候人手不够，需要帮忙搬运货物时，有些人会嫌累，还要求发额外补贴。平时和他们一起出差，也会常常抱怨条件太差。他还建议90后们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多找自己原因。
专家建议
善用90后“信息反哺”
对于目前90后进入职场后的适应现状，智通人才市场的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经理蔡小梅也表示，其实有些并非是90后独有的特质，这是任何年代职场新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同时90后也有一些优秀的特质，比如他们普遍知识面广、乐于接受新事物。有些公司也会反映曾收到他们非常有创意的好点子，虽然暂时不具备可行性，但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从这一角度看，90后进入企业，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反哺”，90后熟暗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价值观和信息源，这些观点的革新能为公司提高工作效率，拓展业务领域。在这方面，很多60后、70后员工反过来需要向新生代员工学习。
心理咨询师
90后易患“社交恐惧症”
记者就90后大学生如何调整工作心态的问题采访了东莞市教育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郝东，了解到这一代“职场新人”常患有“社交恐惧症”。
郝东告诉记者，前几天他到广东医学院和大学生们做交流时，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90后的一代，他们当中有80%的学生选择留校考研，而不是进社会找工作。这个现象一开始让郝东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和学生们的沟通发现，很多学生还没进入社会就已经开始害怕，害怕进入社会接触新的工作，面对新的人，宁愿选择留在更有安全感、更熟悉的学校继续读书，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交恐惧症”的症状。
此外，网络时代来临也催生了一大批宅男宅女，这在90后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有些人甚至害怕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习惯一切用Q Q、私信等虚拟通信工具来表达，有些人甚至对老板或同事打电话都有障碍，习惯发短信，其实这背后都是一种缺乏社交勇气的恐惧心理。
郝东认为，“职场新人”要克服这种心态最好的办法只有在身边寻找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打开心防，向资深前辈请教待人接物的技巧，这远比一个人独自在内心纠结要好。
莞好生活
高校“软实力”日益受关注
高考分数已经揭晓，填报志愿问题也让考生和家长十分纠结。为了争夺优质生源，各个大学都铆足了劲儿，各显神通。网络上也掀起了一股“攀比”各校文化软实力的恶搞之风。你说你们是侨校，港澳帅哥多，还不用军训;我说我们师范美女多，全天不断网。而多年来武汉大学与厦门大学的“最美大学”之争，也于近日分出了胜负。厦大说：我有海。武大说：我除了有樱花外，今年还可以到武大来看“海”。这种调侃其实并不会让考生因此却步，反而让人更加向往这样的轻松自由的校园文化。
每年六七月份，一批批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跨入职场，经历着从“学生”向“员工”的角色转变。各大企业也迎来一年一度的“迎新”高峰，公司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同时面临着管理方式的挑战。
学业人生转向事业人生，没有了明确的课程安排，没有了老师的指导，而要应对公司领导的任务要求，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职场人际关系，面对角色转换，不少90后毕业生感到困惑与彷徨。
在惠州，一些“初涉职场”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大半个月，感觉自己所学的知识难以发挥，不知如何处理与上司、同事或客户的关系，而且经常要加班。也有一些经历过较长时间“实习期”的大学生在职场上已经驾轻就熟，能够迅速投入工作中去。
困惑1：为何老让我做搬水复印的活？
初入职场，毕业生张胜(化名)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大学毕业到一国有企业上班的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基本就是搬水、打印复印文件、收快递、送文件等杂活。“刚入职的一点新鲜感，很快就被这些琐事消磨殆尽了。”张胜无奈地说。
大学时张胜所学的专业是行政管理，还选修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希望毕业后能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可是进入国企后，作为该国企办公室里的新人，办公室的领导和同事却经常差遣他做各种琐碎的杂活。
作为新人，张胜为了尽快融入集体，对于同事们需要帮忙复印文件、送文件等活，他十分乐意去帮忙，但后来他发现，越来越多人差遣他做各种杂活，时间久了，张胜十分无奈。有一次他向一名老员工抱怨，结果该同事却说他：“作为新人，帮大家跑跑腿是应该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毕业生小张入职半个月，目前也在做着各种办公室杂活，她所学的专业是英语，然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只好先找份文员的工作先做着。
困惑2：表现出色受到老员工冷落？
大学生张婷(化名)毕业后去到一企业上班，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一开始她与同事相处还不错，由于此前有着较为丰富的实习经验，张婷在工作上得心应手，业绩很快就超过了公司的几位老员工，她也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领导也经常让她提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然而张婷渐渐地发现，有几位老员工得知领导和她联系密切后，对她的态度却慢慢转淡，以前他们经常会一起出去聚餐、唱K，但是现在这几位老员工却很少叫上她了。张婷很是无奈，“难度我工作出色也会得罪人？”
毕业生小黄毕业后进入了一国企的党委办公室，办公室里基本是年纪四五十岁的员工，作为一名90后，小黄发觉跟这些老员工没有共同话题，老员工关心的是教育孩子的话题，而小黄则比较喜欢看NBA和网球比赛。小黄说，“跟办公室的上司和老员工难以“打成一片”，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工作环境很枯燥，每天就盼着赶紧下班，去找同龄的朋友一起打球、看球赛。”
困惑3：为何试用期如此长工资却很少？
试用期是大学毕业生踏入职场的第一关，在此期间，大学毕业生要经历一个从校园到社会的转变，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总是比较容易遇到种种困难。
毕业后在惠州某医院工作的护士小李跟医院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见习合同，见习工资只有1200元。医院没有提供宿舍，小李还要在医院附近租房，她租了个每月400元的单间，每个月还要花几百元的伙食费，再买些日常用品，基本每个月所剩无几。“每天工作很辛苦，这一年不知如何熬。”小李感叹地说。
毕业生小陈目前在一民企上班，公司规定，新人要经过半年的试用期，而且试用期过后再签劳动合同，试用期的工资只有1500元。小陈说，虽然试用期工资较低，但是自己和其他新人都不敢抱怨，毕竟还没有签合同，现在只有认真工作，希望到时能够顺利转正。
作为刚刚离开校园、踏入社会的职场新人，如何实现从青涩、稚嫩的学生转换为职业人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初入职场的新人应该如何转变角色呢？总结如下，仅供参考。
1、注意着装和仪态，做好入职转型
进入职场，就要塑造出与工作角色对应的形象。这意味着新入职者要告别可爱的卡通造型、随意的牛仔裤和波鞋，穿上不那么舒服的高跟鞋或是戴上不那么舒服的领带。
2、迅速进入工作角色
向HR询问你的职位说明书，向领导了解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要对入职培训寄托太大希望，入职培训只能教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工作的实质和窍门需要你去体会和请教，在组织中找到一个mentor是最迫切的事。
3、少说话，多做事
校园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地方，职场则是一个适当展示个性的地方。初入职者要谦虚，要少说话，多倾听；少抱怨，多做事。
4、学会服从上级，坚决地执行上级指示
对于新人决不能因你的上级比你年轻或是比你学历低就不愿接受指挥，要清楚他能成为上级，一定有道理。你的建议也并不新颖，你只是不知道前人这么尝试不可行的原因。“初生牛犊”的迷茫：想干出成绩，是不是该换一个“更好”的部门？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入职者干劲十足，非常想迅速做出成绩，得到组织和领导的认可和赏识。
jialing612
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两年，苏星还是偶尔会梦到她在“大爱无疆”游学营里被“惩戒”的经历——用一根30厘米长的戒尺打她的屁股。
她16岁确诊躁郁症，“走投无路”的父母尝试了无数种方式，在她20岁那年夏天，将她带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参加一个叫“居裕然”的人开办的游学营。
在那里，所有人都换上了统一的制服，饭桌上每个孩子都要向父母敬酒，不守规矩要接受“惩戒”。苏星尝试过逃跑、报警，但最终她还是被送了回去，接受“惩戒”。
5月1日，居裕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提倡“东方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使用戒尺来“惩戒”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能“恢复家风”。他把自己比喻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开办“大爱无疆”是为了拯救痛苦的家庭。“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儿女，我在用生命唤醒他们。”
但在苏星看来，居裕然是她生活中的阴影，家庭关系的破坏者。她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些去过游学营的孩子也站了出来，他们大多是家长眼中的“问题少年”——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在父母的“哄骗”下加入游学营，被居裕然要求断药，受到了语言辱骂、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5月6日下午，接到报警的盐城市盐东派出所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5月2日接到过一起未成年人报警，称“大爱无疆”是一个“传销组织”，该案已立案调查。
目前，“大爱无疆”盐城游学营已经提前结营。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集体静默，同时暂不接受新家庭的咨询”。
游学营里，正在被“惩戒”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草原上的游学营
苏星和妈妈李芳对家庭关系的彻底破裂，有着不同的表述。
苏星认为，起点是父母接触了“大爱无疆”这个机构。它宣称能解决“人生无目标、学习无动力、磨蹭拖拉、沉迷网络、初恋漩涡、厌学逃学、休学辍学、黑白颠倒、啃老蜗居、对抗父母、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她的父母把它当作了“救命稻草”。
但在妈妈李芳眼中，家庭关系变差是从苏星高中时确诊“躁郁症”开始的。女儿生病以后，她和丈夫产生了内疚的情绪，“对她太好了，什么都迁就她，她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以致于苏星成年以后，独自在武汉生活。平时几乎不回家，拉黑了母亲的联系方式，偶尔只跟父亲交流。
苏星的诊断报告。 受访者供图
李芳不承认女儿有病，为她找过心理咨询师，每周去见一两次，药也吃了，却都没改善。“大爱无疆”与她不谋而合——居裕然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只承认因脑外伤、神经受损引起的精神类疾病，抑郁症这类的“心理疾病”都不存在。
“大爱无疆”宣称截至2019年底，他们帮助了“153个被专家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自闭症、狂躁症、精神病等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住过特殊医院的孩子断掉药物。”居裕然举例说，“一个曾经吃了六年多精神类药物的孩子，跟我见面以后停了药，现在不仅工作了，还拿到了驾照。”
2018年7月，父母向苏星提出，想和她一起去“大爱无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参加游学营，为期十天左右。
父母为这次游学花费了9万元。他们将和十余个家庭一起，游玩景点，享受机构负责人居裕然的“个案辅导、深度链接、全家调整”。
在“大爱无疆”官网上，被称为“居爸”的居裕然身穿一件蓝色Polo衫，光头，身材高大、微胖，笑着倚在一棵树上。他的头衔很多，是“公益家教创始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全国20多所中学名誉校长，法国尼斯大学DBA在读。”
“大爱无疆”官网上，居裕然的介绍。图片来源网络
苏星不愿意去，但架不住父母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他们唠叨：“边玩边学，很轻松”、“去了之后跟居裕然聊一聊，如果他说的有道理，你就在那待着，如果没道理，随时都可以走”。
到了草原后，苏星一家三口被安排住进了蒙古包。他们去了额尔古纳，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地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居裕然带着他们骑马、看蒙古族的表演、参加篝火晚会，还安排了拔河比赛、跳舞等亲子游戏。
父母们都表现得很兴奋，但苏星没心思。她感觉自己抑郁情绪发作，心情低落、焦虑、失眠，不想参与集体活动，看着满桌子的菜也只觉得恶心反胃。她带上了医生开的药，每天吃四分之一片。“但我父母都觉得我是没病装病，逼着我出去，说不去就不给我生活费”。
游学过程中，居裕然把苏星一家叫到了他的房间里，一对一“链接”。居裕然详细问了苏星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并全程录像，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聊完以后，居裕然下了论断：苏星没病，她的“情绪”是因为父母太过骄纵，加上平时和父母沟通不畅造成的。居裕然劝苏星把药停了，回去上学，或者去他朋友开的美容店里上班。
他还让苏星在纸上写下了对父母的要求，苏星写了一句“希望父母多尊重我”。苏星说，“当时他的态度很好，我的态度也很好，我也跟他讲了很多真心话，希望他可怜我，放过我算了。”
“惩戒是一种家风、家规”
很快，苏星发现，参加游学营的孩子很多都是被父母“骗”进来的，他们大多数只有十几岁。都带着抵触的心理——有孩子不愿意起床参加活动，也有孩子闹着要自杀。面对这些“不守规矩”的孩子，居裕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教育”。
有个爱打游戏的男孩，认为自己就是游戏里的“李元芳”。居裕然和工作人员拿着马克笔，在男孩的脸上反复写他真实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骂“不认祖宗、不是人”。后来，男孩的故事被“大爱无疆”当作正面事例在官网宣扬。
居裕然在一个男孩的脸上写满了他的名字。受访者供图
苏星还看到，营里有中途擅自离开的男生，回来之后，被一群人按倒在地，“使劲地扇他耳光、用筷子撬他的嘴巴、还把椅子直接砸向他。”
她吓坏了，第二天就偷偷买了回家的机票，在机场报了警称居裕然“搞传销”。因为没有证据，警察将苏星送回了游学营。
回到游学营后，居裕然说苏星犯了错，必须接受“惩戒”，掏出了一根30厘米长的戒尺，和苏星父亲一起打了她30下，打到屁股上全是伤。
居裕然从不避讳“惩戒”的事实，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宣传的噱头。据“大爱无疆”公众号介绍，用戒尺“惩戒”被称为“喝汤”，因为“戒尺是竹子做的，简称‘竹片’，打在身上‘噼里啪啦’响，‘汤’即被惩戒者灵魂深处流下的眼泪，戏称‘竹片噼啪汤’”，是该机构“最具特色、最为震撼的精神大餐”。
“虽然法律规定了不能打子女，但我极力拥护老祖宗的‘惩戒’的遗训，惩戒是一种家风、家规”。居裕然对新京报记者说，“惩戒”和殴打不同，是有度的，他们只“惩戒”18岁以下的孩子，一次打男孩的手或屁股30下，女孩的手或屁股20下。
“‘惩戒’的目的在于让孩子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能以下犯上，很多孩子被‘惩戒’之后都是心服口服”，居裕然说。
接受“惩戒”后的苏星想，不如装乖熬过这几天。她不再反抗，在饭桌上听话地给居裕然敬酒，还让父亲挽着自己的胳膊，装作很亲密的样子。“但我心里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只是不想再挨打。”
被改变的亲子关系
在游学营顺从地待了三四天后，苏星和父母一起回到了湖北老家。带回家的还有居裕然赠送的一把30厘米长的木戒尺，上面印着他的“语录”：“原则面前绝不让步、感情面前绝不含糊。”
这趟游学营之后，妈妈李芳把居裕然当成了指引自己家庭的明灯。每天，她都会诵读居裕然赠送的《居说集》，还会抄写、背诵，“居说，内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居说，道德的本质，是心中有他人”。不仅如此，她常常在“大爱无疆”建的微信群里反馈自己的阅读心得。
她和丈夫跑遍各地参加居裕然的“大讲堂”，第一次4800元每人，之后每次收费几百元。“大讲堂”中，居裕然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讲“成功”的案例，除了家庭关系外，他还讲职场关系等各种话题。
在一次讲座时，居裕然提到“有四个厕所的房子风水不吉利”，李芳想到自己家正好有四个厕所，便盘算着要不要把房子卖掉。
只要碰到问题，李芳都会说，“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居爸？” 她认为，居裕然的眼光很“毒辣”，一针见血地看出了家里的主要问题是对孩子的溺爱，而且每次回消息都非常及时，“能让我们在慌乱的时候镇定下来，给我们一个方向”。
一直以来，李芳无法接受女儿得了“躁郁症”这件事。她和丈夫都是医生，但在她看来，女儿除了头晕、厌食等生理症状外，没有什么不对劲。
李芳认为，精神科的诊断并不科学，因为“其他疾病的诊断有硬性的指标，但精神科都是凭借医生自己的观点和经验来判断”。她也不认可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法、开的药物，因为“药物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还有很多副作用”。
她开始寻求专业医生之外的帮助，频繁地参加各种类型的家长智慧课堂、讲座，去过广东佛山、浙江杭州。但她觉得这些活动都没效果，“只会让我们父母产生内疚的情绪，却不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018年1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李芳第一次听说居裕然和“大爱无疆”。朋友说他“气场很足，在治疗孩子的精神疾病上有一套”。
那年5月，李芳和丈夫参加了“大爱无疆”在武汉茶楼里的一场“分享会”。一个叫“素红”的老师告诉在座20多位家长，要分清“感情和原则”，对不听话的孩子，必须要进行“惩戒”，这是中国传统的家风，也是父母不可让步的原则。
后来，他们和居裕然单独通了话，问他怎样才能缓解和女儿的关系，居裕然给出的建议是，“断掉苏星的生活来源，让她回家住”。
李芳说，他们按照居裕然所说的，不再给苏星打生活费，不久后，苏星果然搬回了家。这让李芳觉得，居裕然很有本事。她决定给女儿报名参加游学营，让居裕然进行更深入的辅导。
正在接受居裕然“链接”的苏星一家。受访者供图
在跟居裕然深入接触以后，李芳认为自己的家庭关系也有了改善，“至少女儿不再乱骂我们了”，“就算我们不给她生活费，一个人在武汉也能养活自己。”
但苏星却觉得，和父母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
以前，父亲几乎不对苏星使用暴力，但从游学营回家以后，苏星被父亲打过两次。第一次苏星的手被打骨折了，刚打上石膏没多久，又和父亲发生了冲突，石膏碎了一地。
回忆起这两次冲突，李芳对新京报记者说，“是我们太心急，对‘惩戒’的执行不到位才造成的。”
深信不疑的家长们
24岁的王梦在参加“大爱无疆”的游学营后，家庭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父母不再给她生活费，她从家里搬了出来，渐渐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但居裕然会把这当成一种宣传的手段，说到他那儿调整以后孩子都走出家门、自力更生了”，王梦说。
王梦在高中时被确诊为抑郁症，随后休学。去年夏天，她被父母以旅游为名带到了在内蒙古的游学营。在营里，因为不服管教，王梦被居裕然称为“无法管教的畜生”，多次被戒尺和木棍打了屁股、小腿。
抑郁症患者张婷一家也同样接受过居裕然的“调教”。
张婷的母亲回忆，别人介绍居裕然说是时下最厉害的人，只要跟他一见面，他就能洞悉对方内心，清除对方内心的杂草。“当时我家女儿正处于低谷期，我想能遇到这样的人太好了。”
在张婷一家和居裕然的对谈中，居裕然说自己从不认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的那一套都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将人对号入座，实际上每个孩子都没病。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还拿自己举例，说自己曾被精神学家诊断，患有十几项精神疾病。
“这一点让我父母特别信服他，因为我妈从来不想承认我有病，她对抑郁症这种说法特别反感。”张婷说，只要提到心理医生，居裕然就气得跳脚，像是被戳中了敏感点一样。
在“大爱无疆”机构中，有工作人员曾考过心理咨询的证书，居裕然会强调，不允许用心理医生的那一套对待孩子。
在游学营，张婷父母把居裕然当人生导师，道别那天，张婷母亲在居老师面前哭了。但离开游学营后，她和丈夫反思，游学营对他们的帮助并不大。“他肯定帮到了某些家庭，但他也不是神。”
张婷一家没再和居裕然联系，“除了效果一般外，我们家也确实不适合，收费太贵了，是有钱人的游戏。”
据张婷母亲提供的材料，“大爱无疆”提供的服务项目有5种类型，价格从3万元到120万元不等，服务期限最短1个月，最长无限期，每个项目都包括不同次数的电话或语音咨询、面对面辅导，而游学营最低收费是9万元。
张婷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她说，和他们一起参加游学营的家长中，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以上，其中不乏大学教授、企业高管。
事实上，像李芳这样对居裕然深信不疑的家长不在少数。在“大爱无疆”公众号上，许多父母写了反馈文章。文章中，休学的孩子回到了校园，抑郁症的孩子恢复了活力，而这一切，都是居裕然的功劳。他们把居裕然称为“铁人、侠客、非人类、灵魂摆渡人、上天派下来驱魔的怪兽”。
不可磨灭的阴影
但最近，苏星和王梦发现这个父母眼中的“完人”曾经因为传销坐过牢。
据新华网报道，2007年9月，辽宁省通报了十大传销案件，居志国是涉案人之一。通报显示，2006年11月，犯罪嫌疑人卢珈伙同犯罪嫌疑人居志国等人在大连成立了大连商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搞饮水机、保健品等传销活动。在抚顺清原地区已发展下线150余人，非法经营额达80余万元。随后，居志国被抓获归案。
5月1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居裕然承认自己就是该案中的“居志国”。“我改了名字，因为居志国有一段那样的历史，而我在辅导企业家的过程中，也会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多人都会以此攻击我。”
从监狱出来以后，居裕然开始做“家庭教育”。他的初衷是“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高知家庭的儿女教育很失败、过得并不快乐”，而他的女儿被教育成了一名教师，自己有成功的教育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当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去拯救这些家庭。“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儿女，我是他们的父亲。”
可对于苏星而言，游学营的“惩戒”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些年，她梦到过自己被居裕然和父亲用戒尺打；也梦到过自己去了居裕然要她去读的学校，梦境中的自己坐在教室里，很胆小，只会呆呆地看着书。
躁郁的症状也没有得到缓解。苏星常常一下特别兴奋，一下又很低落，情绪变化很快，吃不下东西。有时，身边人跟苏星说话，她只习惯性点头或摇头，或者干脆装作没听见，“特别不想说话”。
回家以后，父母偶尔会要求苏星去见见“居爸”。去年5月，苏星在武汉见了一次居裕然，她有些害怕，叫上了自己的干妈。那次见面，居裕然跟苏星说，希望她去上学，而且自己有办法帮她弄到文凭，只要给他几十万。
见面后，苏星的干妈给李芳打电话说，“你们教育孩子还是要靠自己，花那么多钱请别人不靠谱。”但李芳不以为意，她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干妈对居裕然“不够了解”。
苏星感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居裕然的掌控之中，被他事无巨细地支配着。父母对居裕然的狂热让苏星感到害怕，“就像是邪教一样”。
于是，苏星开始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在游学营时的经历。很多孩子纷纷跟帖，他们大多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在父母的哄骗下加入游学营，被居裕然要求断药，受到了语言辱骂、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苏星、王梦等人建了维权群。他们收集了居裕然在游学营里的打人录音和视频，在知乎、微博上不断发帖，给教育部的监督举报邮箱发邮件。
15岁的高凡也加入了其中。他因为沉迷游戏休学在家，被父母带进了今年的盐城游学营。5月1日凌晨，趁父亲睡着时，高凡偷偷从游学营的卫生间窗户跑了出来，报了警。警察做完笔录，因高凡未成年，便让父母把他带了回去。
5月6日下午，盐城市盐东派出所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5月2日接到过一起未成年人报警，称“大爱无疆”是一个“传销组织”，该案已立案调查。
受伤害的孩子们还质疑“大爱无疆”的办学资质。5月6日，盐城市亭湖区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新京报记者，从“大爱无疆”的办学范围来看，不属于语文、数学等学科类教学，不在教育局的管辖范围内，只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即可营业。
目前，“大爱无疆”盐城游学营已经提前结营。高凡发来的一张截图显示，在“大爱无疆”的江西群里，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集体静默，同时暂不接受新家庭的咨询”。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在高凡的强烈要求下，父母决定带他回江西老家。
离开游学营前，他被要求写下一封“情况说明”，承认报警是对居裕然的诽谤和全体成员的污蔑。在“情况说明”的末尾，高凡作出承诺：“不再诽谤居老师和污蔑全体成员，正确对待父母，好好上学，按时吃饭、睡觉，自己的事自己做。”
（除居裕然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孔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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