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彭鑫

看看彭鑫博士的电子书，还有陈大惠老师的讲座。我没有被生命意义狠狠敲打过，这是我的幸运。因此，我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活着的意义，这是我的不幸。今天，我之所以想写写关于死亡的话题，是因为一个作家米奇·阿尔博姆。阿尔博姆对死亡有着持续的热情，他用清澈、轻盈的文字，一次又一次碰触这个浊且重的主题。我两次阅读他的三部作品《相约星期二》、《一日重生》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中间跨度十余年。这十余年，我曾经自我破碎，然后又重建自我。我用自己重生的眼睛，去过滤他写下的死亡故事。滤网中留下的，就是这些文字。爱和责任可以净化不堪的人生那时，我十一、二岁，是一个退缩、自闭的农村女孩。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我给她打下手，负责烧锅。我把棉花柴、玉米杆、枯树枝、半干的烂菜叶、肮脏的破布——我的右手所能抓到的东西——塞进灶间，左手拉动风箱。我盯着跃动着的黄色火苗，它们欢快地舔着黑黑的锅底。这时，我想到了死亡。燃烧之火把一切垃圾和肮脏的东西都化为灰烬，这种彻底的清除让我着迷。死亡就像清除之火。再扭曲的身躯、再污浊的人生，再痛苦的遭遇……被死亡这把火一烧，都会变成灰。灰是这个世界上最洁净的东西。少年时代的我，认为死亡是一种净化。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鸡仔查尔斯·贝奈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在《一日重生》中，这是鸡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鸡仔要自杀。因为他的人生，就像我塞进灶间的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他不可救药地酗酒，工作即将不保，妻子离他而去，唯一的最疼爱的女儿连结婚都不通知他……他想通过死，把这一切都清除干净。午夜时分，他喝得烂醉如泥，冒着小雨，开车上高速公路。他想回到老家，准备在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错过了出口，索性逆向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猛烈相撞。他的车飞出护栏，他飞出车子……他见到了死去十余年的母亲。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边缘，他与母亲共度了一天，这一天改变了一切。在边缘世界，处于弥留之际的人，会想起一些人，那些曾在人世给予他们温暖与美好的人。鸡仔陪同母亲去见的，就是那些在临死前想起他母亲的人。有母亲生前在美发店的客户，有他们家的女佣，还有一些男人——她的美丽曾经照亮过他们的人生瞬间。鸡仔怨恨过母亲。怨她与父亲离婚，怨她在父亲想回归时不把他留下来，怨她在大学报到时让自己难堪，甚至怨她的美丽……在“要么做妈妈的好宝贝和要么做爸爸的乖儿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为了父亲的愿望——成为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他从大学辍学，去参加棒球比赛，且很快结束了昙花一现般的职业运动员生涯。最后，还是为了父亲愿望，他撒谎并从母亲的生日派对中逃走，去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棒球表演赛，母亲却在当天意外去世。在与母亲共度的一天中，鸡仔知道了一切：作为一个“离婚的女人”，母亲因流言被医院辞退，失去热爱的护士工作，最后在美发店找了一份工作。为了提供他与妹妹两人上大学的费用，母亲与女佣一起，去给别人打扫房间。而那个消失了很多年，又在他大学比赛期间突然出现的父亲，一直在外面有另一个家，另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儿子。知道这一切，鸡仔为自己试图轻生感到羞愧。论不堪，母亲的人生比他的人生不堪好多倍。但母亲很尊严地面对人生挑战，在孩子面前没说前夫一句坏话，不要他的一分钱，辛勤工作供养两个孩子……而自己，却懦弱地逃进酒精里，让家人嫌弃。鸡仔变了。他和女儿改善了关系，与前妻恢复了联系，在公园和体育场管理办公室做兼职。他常常组织孩子们进行棒球比赛，定出严格的规定：每个孩子都有参与的机会。在他去世前，他告诉周围的人：“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十几年后再读这个故事，有些段落让我哭出声来。我对鸡仔的母亲产生深深的敬意。我意识到，真正能净化不堪的人生的，不是死亡，而是爱和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它们有时在拐角相遇，有时它们一个压着一个，重重叠叠，就像河底的卵石”。一个人在《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中写下的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部作品通过一个死亡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爱迪是一个矮墩墩的白发老人，瘸着一条腿，每天在红宝石码头游乐场内巡视，以确保游乐设施的安全。在他83岁生日这一天，一个游乐设施发生意外，电缆断裂，游乐车飞驰而下。游乐车金属底座上有一个小女孩，在那一瞬间，爱迪扑了过去……爱迪的人生很不如意。因为在战争中伤了一条腿，他没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能一辈子在游乐场当一个维修工。爱迪进入了天堂，遇到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有的他认识，有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但他与这五个人的人生却奇妙地联结在一起。少了哪一个，也许他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模样。联结后的世界是这样的：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差点撞到蓝皮人驾驶的车上，蓝皮人为了躲避他，突发心脏病而死。那次死亡带走了蓝皮人，却留下了他。让他放弃所有人生梦想、一再诅咒的断腿，竟然是上尉用枪打断的。上尉打断他的腿，是为了救他的命。那个他根本不认识的老妇人，却是他工作了一辈子，也痛恨了一辈子的游乐场存在的缘由——那个游乐场是她富豪丈夫一时心血来潮送给她的礼物。而妻子是他人生中惟一的阳光，却早早离他而去。而那个被爱迪意外烧死的菲律宾小女孩，却让他的一生都有了意义。以心理学视角来看，那简直是一个认知调整的卓越案例：当知道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让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失去生命，爱迪哭得死去活来。他说：“我很难过，因为我一辈子什么也没做。我什么也不是。我一事无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不该在那里。”“该在那里”，她说道。“哪里？红宝石码头？”她点点头。“修理游乐车？我应该那样生活吗？”他长长舒了口气。“为什么？”“孩子们”，她说道。“你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你为我做好事。”这句话，让爱迪简单而平凡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意义。爱迪的故事，让我深深明白一件事情：万物皆为一物。我们每个人都是河底的卵石。你以为和别人毫无联系，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流经你的生命之水也必将流经我。在宇宙的河流里，我们都是一体的。学会了怎么死，也就学会了怎么活很多时候，死比生能教给我们更多东西。为阿尔博姆带来永久声誉的《相约星期二》，就是一部死亡教科书，当然，也是一部生命教科书。那个被萎缩性侧索硬化囚禁在自己身体里的老教授莫里，把自己的死亡变成了一本教科书。十余年前读它的时候，我刚刚移植到这个城市。在那段坚硬的岁月里，我贫困潦倒，苦苦寻找可以存活的土壤和空间，没时间去思考人生意义这类宏大而深刻的问题。当我经历了自己的人生苦难，当我重新排列了人生重要事件的优先级之后，我发现我真正读懂了莫里，读懂了阿尔博姆。所谓读懂，是你真正想明白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问题。人生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金钱？名誉？权力？我有一个标准，凡是在生命最后时刻不能给你带来慰藉和温暖的东西，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在你的日程安排中都应该往后排。在莫里生命的最后阶段，环绕着他的是家人、朋友、学生，以及他们的帮助和爱。特别是家庭，它提供了莫里所说的“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莫里说。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之后，那么怎么活？“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莫里的建议是，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就像他说的那样，莫里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在他的“小文化”中，他建立了一种人类互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十年前，这个观点就深深地影响着我。现在，我也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读书会，开展家庭教育成长沙龙，为心理咨询师搭建成长平台，为贫困的人提供公益心理咨询，写心理科普文章……“投入到人类的大家庭里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里去，建立一个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组成的小社会”，莫里说。你有没有害怕变老和死亡？学生问老师。“我乐于接受老”，老师说，“衰老并不就是衰败。它是成熟。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你会因此而活得更好。”莫里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我记起一个故事：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贵族学校叫伊顿公学。有学生家长问其中一任校长，“学校培养我儿子，将来是从政呢还是经商呢？”校长说：“都不是”。家长追问，“那您能用一个词来说明要培养他干什么呢？”校长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理解死亡”。后来，另一位校长这样来解释这个词，如果我们的学生一毕业就死了，根本没有什么未来，那么这几年，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呢？当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们才能给他最好的教育。我还想起了存在主义大师欧文·亚隆的的一然话：“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他说，“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你越不能充分体验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我也问过自己，你怕老吗？不怕！你怕死吗？不怕！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怎么活。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用爱和责任应对自己的人生挑战，我和更多的人建立情感联结，我建立自己的文化……“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做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莫里说，“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吗？”你看，小鸟，就停在你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