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心理咨询师

王怡的近况是在台北的西门町.他的麦克风已经换了几代了，原因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他说，“有麦克风就有窃听器。有窃听器就有麦克风。网络就是麦克风加窃听器。”玩麦克风的王怡其实跟摇滚歌手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宣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只不过一个是在感情上，一个是在理性上。并且手握麦克风就不可能一个人私语，而是要面向广大观众表达。 互联网从上世纪末兴起，便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息来源。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度使人们对促进言论自由和言论空间寄予广泛的热情和希望。互联网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更新中适逢其会，它对公民观念改变提供了廉价而又高效的机会，对国人独立思想和民主尝试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减少了一般社会转型期间的波动和代价，直接进入“新民权时代”（王怡语），网络就好比是可溃千里之堤的蝼蚁之穴。事实上，象王怡这种类型的作家，在1949年之后的五十年里，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可操纵的平台。网络时代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统治，使民间私语第一次大规模地流行开来。 王怡被称为“网络意见领袖”，在他之前的网络作家中很少有思想者，更多是些文学票友。王怡以他深厚的法学修养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来书写了一大批针砭时弊的文章，在他那里，电影，饮食，武侠，历史都可以成为他解读世界的符号。冉云飞说王怡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扔给他任何事情,都能扯到宪政上去。因此他也被人戏称是“宪政王”。王怡的文章表达理性使用的是非常性感的语言。所以在阅读他的政论文章时获得一种快感，这种快感不是来自意淫和偷窥，而是源于对禁区的触摸。独裁者总比常人有更多的性敏感地带，一触摸就会亢奋和呻吟。他们虽然为自己树立起了贞洁的牌坊，却总是难以掩盖婊子的事实，一骚动就露出淫荡下贱的本来面目。而王怡的文章总是能搔到他们的禁区，所以读他的文章有些像是电影中的偷情场面，紧张又刺激。说白了，这年头，思想家跟独裁者玩的就是心跳。 王怡的文章有如孙子兵法，讲究以奇致胜。谁能想到黄飞鸿和毛泽东的无影腿的关系，谁能想到法海和岳飞居然是一个党支部的，谁又能想到傅红雪的逻辑与地毯式轰炸？但王怡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些看起来不可思议，不可混为一谈的事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两者的相似点一经他口里说出，便具有全新的意义。 我是很晚才知道王怡的，大概是2005年吧，四川的《文摘周报》上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天涯也是他的活动范围。网上一查，找到他不少文章，先看的是他闲话武侠中的《丐帮的退休制度》。他用现代人的民主政治观念解读丐帮的退休制度，读起来妙趣横生，拍案叫绝。我也是金迷，但何曾读出什么制度来？象所有的武林高手一样，一出手就知道这人功夫高深莫测、怪异非常。 后来成为他博客的常客，几乎他的每一篇博文都能给我带来全新的东西。他的博客不是文化快餐，而是正宗的四川麻辣味道，带给人刺激和想象。几乎可以说，他的博客是中国民主现状的测验器和试金石。本来王怡的文章就是安装在独裁者身上的一枚探测器，准确地感应着不良症状，并且可以开出药方。而独裁者的通病偏又是讳疾忌医。博文遭黑则是家常便饭。网络其实使这个独裁政府置于一个相当难堪，相当尴尬的地步，一方面要借助网络来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自由又使得它彻夜难眠。王怡认为未来两年是决定中国民主走向的很重要的时期：“政府在最近这一两年很明显是下了一个决心，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下这样一个决心就是说：我还能不能把我觉得是完全失控了的这种言论局面彻底地给扭转过来。他认为他还可以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如果他失败了的话，我想他再也不没有这样的能力、勇气，再也没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认为他能够扭转地过来了。”如果恰如王怡所说的这样，那我们也还不失为有些盼头。即便期间有波折，也不过是加深了政党与民众的普遍仇恨。 博客本是相当私人化的地方，我称它为“私人后花园”，可是私人的领地里常常被暴力的莽汉横冲直闯，指手画脚。你看王怡的麦克风都换第四代了。但是，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也偏要说。王怡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圣徒，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基督徒的身份。单看他的这种执著，这种义无返顾，这种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信念，就不能不让人敬佩。我骨子里也是相当的狂野，入我眼界的也没有几个。但是每次坐在王怡旁边我都只会三缄其口，觉得自己浅薄，生怕唐突了大贤。就像我写这文章不会拿去给他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