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aine暖阳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康保成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6年2期第28～33页
【内容提要】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中国戏剧史更毋须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须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学者们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结在于学者太以自己为中心，未能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关 键 词】中国戏剧史/学科归属/开放/面向世界
【作者简介】康保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康保成，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关于中国戏剧史的学科归属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戏剧史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已臻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研究领域的自觉延伸。当前，无论从事剧本文学抑或是表演艺术的研究，都不会也不应当受到非议或是冷遇。
不过，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惑：这门学问，究竟属于文学还是艺术？当我们从事民俗、宗教与戏剧关系的研究时，会不会造成文学或艺术自身的迷失？怎样防止仅仅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研究的材料？等等。其实，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回事，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更不宜强作划分。何谓“文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仅仅把文学当成“书面著作”之一种[1] (P1，第1条)，却无疑是一种偏见，因为它排斥了文字产生前和产生后的口传文学。事实上，文学的产生和存在要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把汉语词汇中“文学”的“文”和“文字”、“文献”中的“文”字划等号。在英文中，文字为language，文学为literature，文献为document，三者界限分明，不容易混淆。《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2] (P1)在刘勰看来，“文”者“纹”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装饰。显然，这种对“文”和“文学”的解释，要比后人对文学意义的狭隘理解宽泛得多，也准确得多。
我国大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把“中国文学”和“艺术”分成两个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史作为三级学科，可以横跨两个一级学科，同时归属于“中国文学”门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门类下的戏剧戏曲学这两个二级学科之下。但从功能上看文学应是艺术的一种。《晋书》把左思等文学家和顾恺之等画家一同列入《文苑传》，可见这一观念由来已久。过去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而今在大学“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有一个“文艺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就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国内外的著名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例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都没有把“文学”和“艺术”分开。此外，目前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新华文摘》的“报刊文章辑览”中，就只有一个“文艺”栏目，其下收辑的文章篇目包含了“文学”和“艺术”两大类。
可以这样说，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对于“文学”和“艺术”这两大学科来说，分有分的依据，不分有不分的理由。然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无论勉强地把它划归于“文学”还是“艺术”，都有画地为牢、人为挤压研究空间之嫌，弊大于利，所以最好是不分。我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曾经以《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为题，对这门学科的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展望[3]。周华斌先生提出“大戏剧”概念，认为广义的戏剧不仅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木偶剧、皮影戏等传统戏剧品种，也应包括电影故事片、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4]。我对此极为认同，当然在具体表述中存在差异，此处不详述。总之，我认为，在当前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下，对中国戏剧史不宜强作学科划分。
当我们不把中国戏剧史做某种学科归属时，写出来的著作，当然带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这与其说是赶时髦，还不如说是依据戏剧的本质特点使之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这却遇上了另一种尴尬：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发表阵地。以“文学”为标题的学术刊物，一般都不大欢迎这类稿件。在当前的评估体制下，属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后者)，不能在冠以“文学”标题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认为，这既是开放的戏剧史观与滞后的学科分类之间的矛盾，也是活跃的研究实践与凝固的评估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尴尬，其实随处可见。一方面，“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研究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自国务院而下的各级学科评议组、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依旧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等学科分类。“跨学科”究竟怎么个“跨”法？谁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评委、专家？不知道。哪家刊物发表“跨学科”的文章？似乎也不甚了了。
其实，传统的学科分类早就有改进的必要。以民俗学为例。中国大陆最早的民俗学学科博士点设在以钟敬文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按照学科分类，民俗学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授予法学学位。在中山大学，民俗学博士点为中文系、人类学系所共有，且不说招生、培养、答辩等等操作起来如何不便，而如我等对法学、社会学一窍不通之人，所带出来的学生竟然被授予“法学博士”头衔，岂不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改进学科分类，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改变当前学术成果评估中重刊物轻文章质量的倾向，也十分必要。而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保持自信、开放的心态则更为重要。
许多学者慨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难以超越，那么，它属于文学(史)还是艺术(史)？冯沅君的《古优解》、任半塘的《唐戏弄》、胡忌的《宋金杂剧考》、钱南扬的《戏文概论》以及董每戡、周贻白、张庚、廖奔的戏剧史著作，皆可属于文学(史)，也皆可属于艺术(史)。当今青年学子的成果更凸显出突破传统学科分类的倾向。例如，同属中文系文学学科的车文明的博士论文《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宋俊华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先后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传统文学学科所能包容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史》、《国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都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戏剧史研究论文。尤其是后者，虽冠以“文学”之名，却能打破“文学”与“艺术”的学科界限，更为学界称道。可以这么说，在当今，只要是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无论属不属于文学，属于哪个学科，都不愁没有问世的机会，至于专著出版，就更不受学科限制了。
“大戏剧”之下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也应给予关注。“大戏剧”观指导下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涵盖了自“家为巫史”、“绝地天通”的上古蒙昧时期至1949年两岸分治这一广阔的历史空间；地域上包括中原汉族和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居住区域；戏剧品种既有古代的优戏、角抵戏、参军戏、杂剧、南戏传奇，也有流传至今的京昆传统戏曲剧种和各种地方戏、农村祭祀戏剧、民间小戏、傩戏、目连戏、傀儡戏、皮影戏等；其研究领域有机地包容了戏剧理论、戏剧文献、剧本文学、作家演员生平、比较戏剧、戏剧文物、剧场戏台、声腔音乐、舞台表演、服饰化妆、布景道具、戏班剧社、演出习俗等方方面面。这些领域，可称作子学科或研究方向，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组成了一幅全息的网络化图景。可以说，只有具备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使用文献、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参证的方法，全方位地、立体地研究中国戏剧史，才能建立起这样一幢屹立于学术之林的宏伟大厦。毫无疑问，以任何人之力，都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前辈学者如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卢前、王季烈、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吴晓玲、郑振铎、赵景深、王季思、郑骞、孙楷第、董每戡、钱南扬、黄芝冈、严敦易、杜颖陶、叶德均、欧阳予倩、李家瑞、李啸仓、傅惜华、徐慕云、张庚、华粹深、徐扶明、庄一拂、陆萼庭、胡忌等人，均以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积累，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白。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限的，而且学术研究一直在向前发展，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在当前，全面地研究中国戏剧史，不仅需要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文献学、戏剧学知识，而且需要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然而学海无涯，人生有限，每个学者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知识结构、研究条件，选择某一个或数个子学科作为主攻方向。这种宏观视野下的自觉分工，与人为地画地为牢本质不同，就在于“大戏剧”视野下的各个子学科之间，完全是平等、互补、呼应、交融的关系。因此，各子学科之间不应该厚此薄彼、相互封闭。虽然就戏剧的本质而言，角色扮演占据核心的地位，虽然各个时期的研究热点会有变化，但某一具体成果的价值，主要是依据该成果的创新程度与科学性而决定的。当然，一般来说，旧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不大容易出新，所以，紧跟学术潮流(即陈寅恪所说的“预流”)，选择前沿课题就十分必要。
我看到过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在列举以往相关的研究论文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不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严重削弱了其文献价值。不能不说，这是由于视野狭窄、惟我独尊的心态或者门户之见造成的。即如上文所列举的自王国维而下的“前辈已死名公”，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成就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公认的戏剧史家，只有站在他们的肩上才能突破他们、超越他们。对他们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今后的研究成就也必然受到限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学问。
然而，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机械“反映论”造成文学艺术失去自身的品格，所以有人担心把戏剧与民俗、宗教结合起来研究，会不会掉入新的陷阱，走入另一个误区，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的材料？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担心依然是对古代戏剧与祭祀仪式的关系了解不够造成的。在古代，民俗事项、祭祀仪式与演出活动有时结合在一起，因而研究仪式也就是研究戏剧本身。当然，独立于仪式之外进行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情况也很多，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勉强“跨学科”。跨与不跨，要视研究对象而定，很难一概而论。
此外，古代戏剧作品中保存了许多民俗学、宗教学资料，对这些不了解，就不能正确地、透彻地解读作品。元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就是一个典型。此外，元杂剧中已婚男性往往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大嫂”，这种奇特的称谓是怎样造成的？对一种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研究，我们知道这是一妻多夫、兄终弟及婚俗在称谓中的遗存[5]。这就通过对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解决了元杂剧中的这一特殊称谓的来源问题。以往给剧本做注释，要求对作品的历史背景、语言典故、方言俗语、切口黑话、典章制度等等都要熟悉，似乎没有人担心，这种研究会偏离戏剧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把剧本当成风俗史料、社会史料的可能。但只要清醒地把握研究目的——通过研究风俗去了解戏剧，而不是相反，就会尽可能不偏离或少偏离戏剧本身的研究。
进一步说，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应当是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哪一部《中国通史》没有李白、杜甫、关汉卿？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第一节”的小标题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这也可以挪用到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来。强调“戏剧本位”就不会迷失自我。不过，万一真的偏离了，也不可怕。比如，建筑学家和戏剧史家都可以研究剧场和戏台，要是一不留神，某位戏剧史家成了古建筑学家，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二、面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学者)怎么做的我们就该怎么做，外国人怎么说的我们就该怎么说，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错误倾向，提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文章还批评“海外某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提出与会者的论文至少引证若干条材料的“荒唐要求”[6]。
这种看法并不错，问题在于心态。实际上，“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倾向，在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并不突出，香港某大学个别人搞的繁琐规范也并不流行。至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即变成——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但无疑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
《新华文摘》2005年第6期在“国外社会科学”栏目下摘引了两篇“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访谈文章，其中德国汉学家凡埃斯说：“中国的汉学太以中国自己为中心了，人们的外语水平不高，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西方汉学家们不认为汉学只是需要我们到中国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性的，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从里面看不到的东西。”瓦格纳也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会对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学者也很难搞学术工作，因为得不到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来自日本、美国的书太少了。所以中国学者们一般都是你看我写的，我看你写的，范围很有限。”[7]
国内学者批评的倾向和外国汉学家指出的倾向，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呢？在当前，我们应该强调什么？纠正什么？中国学术是否“早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6]？我想主要以中国戏剧史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认识。
众所周知，我国的戏剧史研究一直是在外来文化、外来观念的推动下逐步走向现代的，被同行们一致推崇为中国戏剧史开山之作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汲取外来观念的代表作。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治学的3种方法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举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戏曲考》[8] (P247)。其后冯沅君、董每戡、欧阳予倩、周贻白、张庚等人，无一不是在借鉴外国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戏剧理论、戏剧史建构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农村戏剧、祭祀戏剧，开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现存的活态戏剧品种如傩戏、目连戏等。可以说，国外的观念、方法、成果，对大陆形成这一学术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居功至伟。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表明，我国已经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为文化遗产的戏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人类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
总的说来，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我们对日本、韩国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况要好一些，而对西方的研究则相当隔膜。如果说我们对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金学主等人还相对熟悉的话，那么对美国学者柯润璞(J. I. Crump)、韩南(Patric Hanan)、白芝(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国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为廉(William Dolby)，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L. Idema)，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们对中国戏剧史的全面研究和对杂剧、南戏及部分作家作品如关汉卿、李渔、朱有炖、《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长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鲜见解值得参考。而国内尤其是大陆的一般研究者，不要说借鉴汲取，就连见也难以见到。毋庸讳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外语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说自话、“自给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难以使大陆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界与海外、国外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也难以摆脱低水平重复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大陆敦煌学界是借鉴国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范。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曾经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令人“伤心”(陈寅恪语)的局面。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得以陆续复制回国或影印出版，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充分借鉴欧亚各国的成果，使大陆的研究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而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令人振奋的局面。可以这么说，在敦煌学研究中，不能直接阅读外文文献，其成果就很难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王承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60余万言的大著不仅旁征博引了我国古代典籍、大陆与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广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道教是属于世界的，欧、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道教史专家。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在本书中，我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鉴和讨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著名学者汤一介、项楚、孙昌武、张泽咸、葛兆光，台湾学者陈鼓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汉学与道教讲座教授劳格文(John Lagerwey)、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道教讲座教授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教授、麦谷邦夫教授均给予高度评价。孙昌武教授称此书“考证精辟，新意迭出。国内道教研究长期沉滞，整体水平难望西方和日本学人项背，终于有大著可与争衡了”。傅飞岚教授认为“国际道教学界的灵宝经研究以这本书做得最好”。显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状况，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谈不到“争衡”与超越。当然，超越应当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应是把学术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
台湾同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可作为大陆学者的另一个参照。1949年以来，两岸的学术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行。在大陆，有两支研究队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戏曲，即以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剧本文学；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和各省的艺研所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研究当代舞台实践。相比之下，台湾只有一支队伍。所以台湾的学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戏剧、剧本文学，同时也从事京昆与地方戏研究，甚至兼任编剧、导演、艺术总监的工作。曾永义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说两岸的研究体制各有利弊的话，那么在对国外成果的翻译、介绍与汲取方面，大陆则远远比不上台湾。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首先在台湾被翻译成汉语。台湾《民俗曲艺》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世界各地的皮影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献86种，中文文献45种。这种文章，很难在大陆的文学、艺术专业期刊上看到。台湾中研院从事戏曲研究的两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们外语好，理论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戏曲文献的同时，又致力于推进戏剧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台湾学者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使大陆学者受益匪浅。而更值得学习的，则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开放心态——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有人指出参加国内(大陆)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外国学者往往水平不高。这可能是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拥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最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绝对优势，便造成国外中国学的一流学者或可以和大陆的一流学者对话，而一般学者则难以达到国内二三流学者水准的局面。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盯着人家的哪个部位？是取其所长，还是讥其所短？更何况就算是一般学者，也往往在某一课题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见。要是与会的外国学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会议承办方：谁让你不请(或请不来)水平高的？
另有一种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外国学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国内重场上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田中一成的演剧研究视为先导；然而，田中先生本人对国内日益热闹的‘场上’呼吁却始终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9] 其实，田仲先生所关注是祭祀与戏剧的关系，而不是“案头研究”与“场上研究”之争。是谁把他的研究当成重视场上研究的“先导”？我们不知道。毫无疑问，在田仲先生看来，祭祀与戏剧文本、场上演出都有关联，而显然与后者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
最近有两本书值得关注。一本是民俗学家董晓萍和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合著的《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观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另一本是《韩国演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戏剧史家李杜铉，审定者是韩国的中国戏剧史家吴秀卿。两本书提供的合作模式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学者来说，应当不无启迪。
总之，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当前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既要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又要克服惟我独尊的心理障碍。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中出大师、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辞海·文学分册[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黄叔琳，等.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 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J]. 文学遗产，1999，(1).
[4]周华斌. 戏剧戏曲学书系总序[A]. 朱联群，等编. 戏剧戏曲学书系[C].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5]康保成. 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J]. 扬州大学学报，1997，(6).
[6]刘扬忠. 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J]. 文学遗产，2005(1).
[7]凡埃斯，等. 汉学家谈汉学[J]. 新华文摘，2005，(6).
[8]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C]. 北京：三联书店，2001.
[9]李舜华. 从祭祀到演剧、从乡村到城镇——田中一成的中国演剧史研究
莫非mioamy
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 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月光下的芙蓉
赵尚志:1934年3月底，赵尚志邀集十几支义勇军的首领，共同商议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大家选赵尚志为司令。1934年6月28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队伍扩大到450多人。哈东支队成立后，兵分3路，攻打了五常、宾县、方正等县城。三岔河激战两天一夜，歼敌百余。在肖田地，赵尚志率200余骑兵突遭500多日伪军的包围。他沉着指挥部队反击，双方一直激战到晚上。趁夜黑敌疲，他派出精兵携带30余马匹，突出敌人的结合部，敌误认主力突围，急忙尾追，留在原地的我军主力突袭其背后，歼敌130多人，赵尚志率部从容突出重围。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在特务刘德山的引诱下，带领小分队去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所途中，被刘开枪击伤。赵尚志回手击毙了刘德山。他命令队员携带文件转移，自己忍着伤痛开枪掩护。最后，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在昏迷中被俘。赵尚志在生命垂危时刻，不吃不喝，怒斥敌人，宁死不屈。2月12日9时，年仅34岁的赵尚志闭上了眼睛。凶狠的敌人把赵尚志的头割下来送到长春请功，把他的躯体扔到松花江的冰窟里…… . 戴安澜 :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1937年8月升任第13军73旅旅长。次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言儿庄之敌后撤，得宝鼎勋章1枚。5月，升任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8月，率部投入武汉保卫战，被第31集团军记大功1次。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师师长。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县)枣(阳)之战。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作战。次年1月，在坚守昆仑关的战斗中，戴部确保441高地，毙敌百余人，毁敌坦克2辆、炮4门，缴获枪械百余支。11日，戴安澜身负重伤。国民党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 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次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退，并歼敌5000余人。4月25日，又率部克复棠吉。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毛泽东的挽诗是：“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殉命，壮志也无违。”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杨靖宇:1936年7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他率部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鸭绿江畔，活动足迹遍及30个县。 杨靖宇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对敌斗争进入到异常艰苦的阶段。仅从1940年初到2月中旬的50多天里，杨靖宇就率部与敌作战40多次，有时一天打几仗。杨靖宇充分发挥他的指挥才能，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的围攻，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方无粮食弹药补充，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吞咽身上的棉絮，饥困交加，难再力战。杨靖宇不得不决定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以保存实力，待机重新集结。 1940年2月23日，孤身奋战五昼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壮烈牺牲。凶残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又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胃里除了没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竟没有一粒粮食…… 马本斋: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吉鸿昌:1933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回国任前敌总指挥，当时抗日队伍面临无法解决粮秣、被服的重重困难，吉鸿昌就变卖家产，将所得六万元支援军需，他坚信“师出有名，强虏必败”。有一次，部队出发前，他向全体官兵讲话：“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说罢，挥刀上马，队伍浩浩荡荡向察北进军。吉鸿昌率部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城，在克复多伦时，激战五昼夜，吉鸿昌亲率突击队歼灭守敌，收复失地，这一胜利，震惊中外，迎头痛击了“抗日必亡”的谬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正当同盟军全部收复察省失地，准备出兵热河，收复东三省时，亲日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向同盟军围攻，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抗日烈火被扑灭了。吉鸿昌辗转回到天津继续进行反帝斗争。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特务行刺受伤被捕，他面对“立时处决”命令，镇静安详地向敌人要了纸墨笔砚，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历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给妻子胡洪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殉难前，吉鸿昌身披斗篷，从容走上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当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对刽子手们厉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巍然坐在椅子上像泰山一般。他又向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们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赵一曼 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在一首《滨江述怀》的诗中抒发了她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追敌再度捉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谢晋元 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国王的咖啡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 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 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 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 上的奇迹。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 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 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 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 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 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 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 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 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八达岭长城 中国长城的一段。位于北京市延庆县西南部。八达岭地处居庸关关沟北口 ，地势高峻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达岭长城修筑得格外坚固。其关城有东西两座关门，东门额题“居庸外镇”，西门额题“北门锁钥”，建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嘉靖、万历年间曾加以修葺。两门均为砖石结构 ，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各有通道，连接关城城墙。京张公路从城门中通过，为通向北京的咽喉。从北门锁钥城楼左右两侧，长城沿山脊延伸，依山而筑。城墙高低不一，平均高度约米，墙的下宽约米，顶上宽约米。可容五马并骑，或士兵十人并行。城墙下为条石台基，上部为巨砖墙壳，内部填以黄土和碎石。墙顶地面铺砌方砖，顶部内侧为宇墙，外侧为垛墙 ，垛墙上有垛口（望口）和射洞，用以镃望和射击敌人。 城墙上每隔 30～40 米或100～200米，于险要处筑一堡垒式堡台。堡台建筑于山脊的高处、城墙的转角处或险要之地。堡台有高有低。高的叫作敌楼，上层有垛口可以镃望射击，下层有券洞、射口可以住宿、射击 、屯储火药和粮食。低的为墙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但突出于墙外，四周有垛口，是巡逻放哨的地方，原来上面还有房屋建筑用于士兵休息，现仅存地基。 在八达岭城墙向外眺望，远处还有零散的烟墩，上筑垛口 ，是守卫八达岭长城的警戒设施 。出北门锁钥关门不远，有明隆庆五年（1571）筑成的一座砖城，名岔道城，是八达岭前哨指挥处所在，可驻军 800 余人，并可储备大量的军械于此。八达岭长城在明代盛极一时，到清代后就失去其防御的历史作用，不再修葺。经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而日渐荒芜。1949年以后曾多次整修八达岭关城、关门及南北各4个敌台。1978年又重建了居庸关外镇的城楼。八达岭居庸关，翠岭重叠，花木葱茏，早有居庸叠翠之称，古代燕京八景之一，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维尼yuan
八达岭长城 中国长城的一段。位于北京市延庆县西南部。八达岭地处居庸关关沟北口 ，地势高峻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达岭长城修筑得格外坚固。其关城有东西两座关门，东门额题“居庸外镇”，西门额题“北门锁钥”，建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嘉靖、万历年间曾加以修葺。两门均为砖石结构 ，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各有通道，连接关城城墙。京张公路从城门中通过，为通向北京的咽喉。从北门锁钥城楼左右两侧，长城沿山脊延伸，依山而筑。城墙高低不一，平均高度约米，墙的下宽约米，顶上宽约米。可容五马并骑，或士兵十人并行。城墙下为条石台基，上部为巨砖墙壳，内部填以黄土和碎石。墙顶地面铺砌方砖，顶部内侧为宇墙，外侧为垛墙 ，垛墙上有垛口（望口）和射洞，用以镃望和射击敌人。 城墙上每隔 30～40 米或100～200米，于险要处筑一堡垒式堡台。堡台建筑于山脊的高处、城墙的转角处或险要之地。堡台有高有低。高的叫作敌楼，上层有垛口可以镃望射击，下层有券洞、射口可以住宿、射击 、屯储火药和粮食。低的为墙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但突出于墙外，四周有垛口，是巡逻放哨的地方，原来上面还有房屋建筑用于士兵休息，现仅存地基。 在八达岭城墙向外眺望，远处还有零散的烟墩，上筑垛口 ，是守卫八达岭长城的警戒设施 。出北门锁钥关门不远，有明隆庆五年（1571）筑成的一座砖城，名岔道城，是八达岭前哨指挥处所在，可驻军 800 余人，并可储备大量的军械于此。八达岭长城在明代盛极一时，到清代后就失去其防御的历史作用，不再修葺。经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而日渐荒芜。1949年以后曾多次整修八达岭关城、关门及南北各4个敌台。1978年又重建了居庸关外镇的城楼。八达岭居庸关，翠岭重叠，花木葱茏，早有居庸叠翠之称，古代燕京八景之一，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八达岭长城在古代就享有“天下九塞”之一的美称。明末学者顾炎武曾两度登临，并赋诗盛赞“雄托朔地当年大，不断秦城自古长”。对于八达岭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兼而有之，考证起来非常有趣，同时也足见八达岭长城载誉天下的盛名。 当地传说元代曾有一位名叫“巴达黎黎”的皇帝巡幸到此，看到关山险峻，崇峦叠翠，于是龙颜大悦，给此处赐名曰“巴达岭”，后人讹传为“八达岭”。这个解释未必真实，因为不但找不出史料依据，而且也查不出元代有过一位名叫“巴达黎黎”的皇帝。实际上，在八达岭所在的延庆县，确曾降生过一位元代皇帝，不过，他的名子叫爱育黎拔力八达，含有“八达”二字，也许“巴达黎黎”是一种误传。但联想到元朝时皇帝们每年要从北京到上京来往一次，而处于必经之路的八达岭，被这位皇帝乘兴赐名，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还有人传说明末李自成率军征战到此，由于关城易守难攻，大军受阻，累日不进，不由心急如焚。这时探马来报，前方还有七道险关。李听罢长叹一声，心想这第八道关都过不去，看来强攻是不行了，于是改途而去。后来这里被称“八道岭”，继而成为“八达岭”。 在明代，八达岭曾一度成为防守满族军队的前哨阵地。因为在古代汉人把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称作“鞑靼”，所以有人认为八达岭是“把鞑岭”(意为把守鞑靼之岭)的谐音和误传。但这一观点似乎也缺乏有力的依据。 看来，最可信的还是《长安客话》中的:路从此分，四通八达，名“八达岭”了。 “十口金镢露着袢，十口金锅露着沿，百样草药到处见。”这是流传在八达岭上的歌谣。怎么回事呢？有一段故事传说。 秦始皇修长城时候，征集了全国各地的民工和能工巧匠。北方人还好说，特别是南方人来到北方，不服水土，再加上吃不饱，劳动又重，死的人就多了。阎王小鬼把死在长城上的魂拘去，到城隍庙里注销户口。城隍爷打开户口簿，挨个一查，说；“这些人都不到死的岁数，不能注销。”小鬼回禀阎王，阎王来找城隍说理，说他们已经死了，填了长城馅，为什么不给注销户口？城隍说：“他们寿数未尽，根本就不该把魂拘来。”俩人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没办法，就去找玉皇大帝打官司。玉皇大帝听了俩人争执的理由，官司一时不好断，就让他俩先回去，然后让太白金星下到凡界去做调查。太白金星变化成一个老头，来到长城上一了解，确是死人太多，冬季一日上千，夏季一日上万。死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吃不饱，二是活太重。同时还了解到修长城是为了防御外族侵略。太白金星回天禀告了玉皇大帝，玉帝为了拯救民工，加速长城的工程速度，就派老君爷和药王爷下凡。老君爷造了十口金锅，十把金镢，这两样可是宝贝。那十口金锅煮上饭，不管有多少人吃，也吃不完。民工们再也不饿着肚子干活了。那十把金镢更是厉害，不管多大的石头，用金镢一比划，一块四棱见线的大石条就出来了，民工们再也不用费力开凿石条了。药王爷为了治民工们的病，就在长城内外撒下了许多药籽，长出了许多草药，什么柴胡啦、知母啦、苍术啦，不下几十种，民工们有了病，一吃就好。有了这几样宝贝，工程速度果然很快，不久，就把万里长城修好了。那十口金锅，十把金镢，老君爷没收回去，一直就在八达岭埋着，光听说露着沿，露着袢，就是谁也找不到。药材可是到处都有。 回头再说阎王爷和城隍爷的官司。修长城的民工，阳寿未尽，本来就不该死，不应把魂拘去，玉皇大帝断的是城隍有理，阎王无理，阎王的官司打输了。所以后来，人们给城隍修了庙，叫城隍庙，给玉帝修了庙，叫玉皇庙，也给老君修了老君庙，给药王修了药王庙，唯独没人给阎王修庙。不知旁处有没有，反正围绕着长城八达岭一带没有阎王庙。参考资料：图片到百度的图片找，很多
“『承诺』”
在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建筑中，最著名的一座应该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准确地说，长城不只有一座。在两千多年间，各代王朝在中国的北方修建了许多座长 城。其中，最"新"的而且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建于中国明代（1368－1644）。 明长城是一座结构庞大复杂的边防堡垒，绵延6700公里。它是世界最伟大的人工奇迹。 明长城翻山越岭，蜿蜒迂回于崇山之间。看见它人们不由肃然起敬，感叹在如此险峻 的地方使用数量如此众多而且巨大的建筑材料。长城见证了古代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 牧民族间剑拔弩张的激烈对抗。 明代长城是人类历史上耗费人力最巨，时间最久，物资最多的建筑。这使它成为一件 最大的历史文物。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护长城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挑战 性的任务。
优质心理咨询师问答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