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王莉心理咨询师

——答王莉老师问王莉:您在《教育的过程也是自我救赎的过程》一文中说，“万言信”事件后，您的课堂非常自由，之前的压力、妥协一点儿都没有了吗？ 杨林柯：教学的自由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受环境气候限制的，当然更决定于你和学生以及家长的关系。压力一直有，妥协也一直有，毕竟一个人先要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求快乐，求价值和意义。教师都希望有更多的教学自由，认为这才是对教师的最大福利，但同样需要关心的是，在自由依然是奢侈品的现实面前，你自己在讲台上能站多久，你得关注天花板的高度，毕竟，碰头也会有痛感的。 王莉:您是怎么保证学生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是语文成绩还是大部分科目？就是说您这种教育和应试是如何结合得妥帖的？这么多年来您的这种语文教学方法有没有在哪些方面做些改变、调整和完善？您这种方法适合大多数学生还是适合语文特长生？ 杨林柯：不敢保证总是名列前茅。成绩和学生的素质有关，当然也和试题质量、阅卷质量以及学生的复习质量都有关系，很多因素是不可把控的。平时的成绩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毕竟，语文的收获像一座冰山，量化的成绩好像水面上的那一部分，而水面下的那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希望成绩好一点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不让家长和学校担心，我其实不怎么在乎成绩。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甚至宁愿殿后，让年轻老师面子上能好过一点，毕竟是老教师，脸皮厚，知道语文的显性分数和隐性分数不一定对榫，甚至南辕北辙，毫不相关，因为“考不到”“考不准”是语文多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语文偏人文，重成长，工具性只是一面，且微不足道。 我多年不带班，也只能关注到语文成绩。至于教育与应试的结合，那当然在于教师的教育智慧，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对成长与成功的认识。课堂、作业、阅读甚至讲试卷乃至于课外时间，都可以做，互联网时代的联系都非常方便。 我的教学没有固定的方法，一切都在于当时面对的内容和场景，因为教育机会转瞬即逝，没有学生的兴趣和求知动机，你自己一厢情愿，教育教学的目的也难以达到。改变、调整都是随时随地的，要根据学生的需要。作为一个为语文教学至少是为自己的教学探路的人，肯定有很多失误乃至教训，说“完善”，那是一种理想境界。在一个不能选择的教育现实面前，面对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的学生，不可能有完善的教学，对一部分学生的恩惠，可能是对另一部分学生的不公甚至伤害。我也只可能尽自己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满意，谁也不可能三头六臂，让每一个学生满意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把你变成钞票，也有人不喜欢。 王莉:学生的时间毕竟有限，您是如何教他们平衡阅读与刷题的？ 杨林柯：我自己读得多，课堂上有机会就多分享一点，毕竟也能给学生开几扇天窗，影响到他们的精神走向。可以推荐一些书，让他们去阅读，和他们一起写读书笔记和随笔，在网络上开自己的写作空间。我也在群里和个人空间里分享一些值得阅读的文章，供学生自由选择。至于刷题，我经常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但毕竟还是要考试，我就少布置或布置一些弹性作业，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做或不做。我个人认为，学习不宜强制，让学生学会选择，自负其责，这是对学生最大的仁慈。 王莉:之前向您砸砖头的家长是怎么改变的？现在还有砸砖头的家长吗？ 杨林柯：至于这些家长能不能改变，那是他们的事，我无能为力，因为价值观是最顽固的东西，一些家长也是既往教育的受害者，也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人，而可怜之人往往也有可恨之处，我希望他们有意见和我直接沟通，不要以己心度他人。我不是心胸狭隘的人，我了解到他们的诉求，也许会对孩子更有利。作为一个现代教师，必须允许服务对象有不同看法、对你提建议甚至要求，因为教师和家长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孩子好。奇怪的是，家长购买的是应试教育的硬座， 你给他的孩子提供的是生命教育、全人教育当然包含了应试教育的软卧，结果还总有人不满意。近几年，几乎每一届都有家长向学校投诉我，但从来没有一个家长直接和我沟通。我理解他们的恐惧，但这是一种巨婴心理，不愿意进行正常平等的沟通，而是希望通过权力对你的打压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希望把你变成他家孩子个人的家庭教师，从不考虑你和其他学生的感受。你别看小看这一个家长的投诉，即便99%的学生和家长满意，一个家长的举报或投诉，你都会面临危机和挑战，甚至会被“下课”。这样的教育没有道理可讲，也很恐惧，多数人的民主变成了个别人的暴力。我在想，以后谁还愿意当教师？谁还敢教书?几届毕业生，优秀学子几乎没有人主动报考师范院校。没有好教师，哪里有好教育？所以我急切呼唤教育的变革，呼呼走班制的尽快实现，让学生可以选教师，而不是靠运气通过权力之手硬绑在一起，这对于教师成长和学生的学习都有好处。毕竟，强扭的瓜不甜。电影院都有多个影厅供选择，而我们还是一个大课堂。捆绑式的学习或教育不会自由，也不会快乐。 2015届高三刚分班后，我进入一个新年级，一开始就有家长投诉我们几位科任老师，嫌我不布置作业，嫌一位特级教师讲得简单。为了配合学生（学生大都是支持我的，让我教育他们父母）做好这些家长的工作，也让学校满意，我花费了不少时间，也耗费了不少心力，直到第一次月考，我的两个班成绩远超出同类班级，家长才不再提意见，后来我的教学改革受到了家长们的理解支持，甚至我把语文课开到雪后的操场了，赏雪、玩雪、堆雪人、打雪仗，家长们也不再有意见，而且还很支持。 现在扔砖头的家长照样有，而且是在黑地里给你扔，你根本不知道这位家长是何方神圣。去年就有匿名举报的，理由很可笑，也暴露出家长受了不良教育后的无知与价值观的扭曲，让你觉得这个家长和教师之间，信息太不对称了。遇到这样的家长，就是教师的灾难，但你不能怨谁，后悔也没有用，只有面对。一个互害社会，教育也存在互害，人家害你，你却不能因为个别家长的问题而对不起学生，因为你吃的是良心饭。 王莉:您如何做到坚持在一所学校教书三十年的？这期间哪几个年份强烈想要离开？后来怎么决定留下来的？ 杨林柯：觉得这个学校的人际生态环境还不错，领导还相对比较民主，同事关系比较融洽，收入也可以满足生存，有一些价值观一致的同道，住房不大，基本够用，老家不远，随时可回……就留下来了。其实，工作开始的那五六年里，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学校，许多朋友同事都南下深圳、珠海等地，对我也有一些影响。当时主要想做文化传媒工作，也就是吃文字饭，要不是了解到实情，甚至差点成为省委组织部《先锋》杂志的编辑或《西北信息报》的记者。后来知道社会上许多工作还不如教师自由，没有假期，收入也一般，加之朋友劝说，爱人反对；再说，干了五六年教育，基本适应了这种工作，也有了一些感情。促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力量，是后来对教育意义和个体意义的发现，尤其是对生命、死亡、信仰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加之血压升高，身体报警，觉得应该自己去寻找点什么，不能白活一遭就走了，也不愿和那些耗费你生命能量的人再玩下去了，于是就独自上路，一直走到今天。 王莉:您的学生如何评价您？您和大多数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 杨林柯：应该是好评居多，当然肯定有差评。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会让每一个学生都满意，而你也没必要讨好每一个学生。师生的相遇是一种缘分，和有些学生无缘，你也没必要强求人家喜欢你。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我和绝大多数学生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做教育时间长了，你会越来越对人性有深刻洞察，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会包容和理解每一个学生，而且我从不用成绩评价学生，不管学习好坏，我都平等看待，更不会因为家长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对学生区别对待。更重要的是，我做了多年的学生心理健康的义务导师，把思想能量融进课堂，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努力让学生每一天都生活在快乐中。 多年来，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对我的信任——有些话，学生不一定对父母讲，但会告诉我，比如有学生说他偷偷爱上了班级哪个女生，被父母发现；比如女孩子说她和第三个男朋友分手了，非常痛苦，甚至把分手的信件也拍照发我；比如有同性恋的男孩告诉我秘密：“老师，我如何找到我的爱？”；比如，有男孩因为逆反母亲的粗暴教育，推倒了母亲后，一夜未眠，写了七首诗给我看，表达了仇恨、苦闷和离家出走的决绝，让我发现后，及时劝住，并给了他后续的补救建议；更有让我感动的是，一个男孩和喜欢的女生偷吃禁果后，因为恐惧、担心、后悔、寝食不安、郁郁终日，几欲自杀，不敢给父母说，把情况悄悄告诉了我，通过和我一周多的聊天，他终于排解了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后来男孩女孩都考上了重点大学，也没有什么意外……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这些孩子的信任常常让我独自感动。 王莉:您的学校教室里按照摄像头了吗，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莉：旧楼原来就有，新楼已经装好，还是有声的。以后领导听课也没必要进入课堂了，摄像头一打开，就可以知道任意一个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这虽然方便了检查与管理，但却妨碍了教育教学的自由与从容。真正的教育必须有自由空间，不管教师还是学生，如果时时生活在监控中，教育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春节前我去泰国旅游，发现泰国的普通公路也不限速，除了重要的路口，没见到摄像头，没遇到司机急刹车，当然也没见到一起交通事故，司机都守规矩，内心有法度，外在的监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让我想到很多问题，也给我很多启示。 王莉:您如何面对与解决理想教育与现实的深刻冲突？ 杨林柯：经常有冲突，而且必然有冲突。一棵树改变不了一个城市的大气候，但你可以影响身边的小气候，虽然小气候经常也雾霾重重。为了走得远一点，经常需要你做出适当妥协：尽可能和现实近一点，和考试近一点，和学生既往的知识近一点……别指望班上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你的铁杆粉丝。油锅里捞孩子，捞出几个算几个，你又不是救世主。让我后怕的是，你没有捞出几个，反倒被拽入油锅，最后导致你对积极做事不再抱希望，感到平庸地混日子好像还比较安全。我不想自裁，但有人要活埋你。 王莉:我们知道您强烈抨击衡水中学教育模式，但也有人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之，您怎么看陶继新的《衡水中学解码》？ 杨林柯：没读过，仅仅知道这本书是陶继新和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合著的。衡水模式，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这很正常。毕竟人是价值动物，看你关注的是哪一种价值。有人说：“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它们只是草料。”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毕竟不在一个层面上。 王莉: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下，您如何保证读书、写作的时间与心境？ 杨林柯：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但也不苛求自己，一切顺其自然。 手机里有许多本电子书，身边也有书，只要你想阅读，时间还是可以挤出来的。薛瑞萍老师说:“恋爱的人不会没有拥抱的时间。”没时间读书，主要还是爱得不够。至于心境嘛，我对外界事务关注不多，更多的时候关注内心。读书或教育教学中发现一些问题，就及时记下来，有时间再修改成文。也不投稿，放在自己的空间里，谁要用，打个招呼拿去用即可。学术和写作其实都是为社会的，个人收获的不过是副产品。 王莉:教了许多届高三了，请问您对高三语文老师有何心得分享？ 答：别太关注应试技巧，关键是学生的思维素质和认知水平，语文素养不是刷题刷出来的。可以超越应试逻辑进行语文复习，别只跟着高考题跑。再功利的应试也不能忽视教育，因为教育是诗与远方，而应试只是眼前的苟且。可以让学生每天阅读一点东西，补充点精神能量。阅读是吃饭，刷题是吃药。吃药总是有副作用的。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 王莉:作为名师，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答：至今没想过要当什么“名师”，因为既不是“学科带头人”，更不是“特级”或“正高级”教师，也没有“工作室”，从来不参加“赛教”，也从不敢自称什么“专家”，就是一介“草根”，站了几十年讲台而已，和在工厂车间或田间地头工作几十年的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自己还可以算的话）对现实功利保持警惕，和这个世界有一些分别，也许有利于独立思考，有利于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 我的孩子已经成家，他是自由长大的，没有多少压力。我们没有想让他怎么出人头地，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自由、快乐、有责任感的公民。他三四岁就在冬天骑小三轮车取牛奶，小学三年级就骑自行车上学，考大学前就和同学投资开酒吧，高中毕业后就取得了汽车驾照，大学期间从事过十几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同学合作拍摄的电视片得过大奖，爱好广泛，口才好，行动能力强，是他们专业第一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后来的多次跳槽也都是自己的独立选择，且工作情况越来越好，我们从未干涉。现在和他美丽的爱妻幸福地生活着。 王莉:退休后您最想做什么？ 杨林柯：想到处走走，当然能发挥余热，做一些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工作也不错。其实，早已经想退休这事了。它迟早会到来的。 王莉:您认为理想的教育是什么？ 杨林柯:允许学生选课、选老师；教师有教育教学的自由，教室里没有监控摄像头；学生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阅读，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每年都有春游秋游，每月都有专家讲座，没有月考周练，家长会是家庭教育的心理辅导，教育问题沙龙，而不是念成绩名次，制造焦虑和教育问题；学校有独立的学生会和教师工会，也有独立的教育学术委员会，而不是一切都由行政权力说了算。 王莉简介：独立教育观察者，北师大教育学硕士，厦门大学新闻学士，自然生长教育与儿童阅读推广人，在北京当记者编辑十七年。现居上海从事教育研究与咨询及阅读推广。著有《童年可以如此美好》《陪伴的力量》《书香润童年》等。系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