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德珩税务师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 ,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 ,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 ,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 ,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处于第一提琴手的位置 ,进而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 ,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心与主导者。在回顾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时 ,注意寻本溯源 ,探讨更为内在的联系 ,对于理解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当更有意义。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10余年间，特别是蔡元培执掌教部以后的五六年间，固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能脱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以致在蔡元培接任前也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有所顾虑。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於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终南捷径也。”12 因此，学生在校不专心学问，而是汲汲於权欲名利，等待混到文凭了事。非常明显，如此学生，如此北大，怎能表率群伦，有所作为？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恐怕即使其后发生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也很难想像会有其后那种震撼世界的五四活报剧。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具有那麼高的威望，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而是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结果。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才使在突然而至的巴黎和会消息面前，北京大学才有条件几是水到渠成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对於北大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应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13 而是那种使北大能够水到渠成地适应社会与历史需要的那些更深广的源头和更本质的精神。这种更深广的源头与更本质的精神，是由蔡元培校长为首的以北大精英集团为中心的全体师生经过历年的共同励行培育而开发形成的，它对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是更有深远的意义，是北大更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为了表明其形成的背景，简称为“五四”传统当然亦可。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只能是特定，表现或发挥这种传统与精神本质的某些方面，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过去，往往以部分代整体，以特殊代一般，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 蔡元培的革新和他支持下的新文化运动，足为五四运动以及北大此后发展的更深广之源和更本质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这自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讨，但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来看，此时北大确已形成新的素质，确已在学术上、思想文化上、社会活动上具备成为人们信仰中心的条件。这种条件，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 “高”与“大”、科学与民主的校格 蔡元培要把北大办成什麼样子？其理想目标是什麼？他所要确定的校格是什麼？简言之，我认为就是“高”与“大”两者。所谓“高”，是指学校在德、智、体、美而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水平；而所谓“大”，则是主要指各种人才和学术的包容性。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当时北大所追求的标准和校格，是它在中国和在世界所要追求确立的地位。 北大的前身，由於其是国立钦定的京师大学堂。论高，当然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蔡元培所求的北大之高，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主要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是高而且深的。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的是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先知学校的性质”。他强调：“大学者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 因此，它决不应是官、商的养成所，也决不是一般的只获得某种工作与养生技能的专科学校。蔡元培正是根据这个格和标准，去寻求相称的教师，去招收相称的学生，去规划学科的设计与建设、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训练与培育，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种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按他所考察和所熟悉的标准，首先就是比肩於柏林大学。 为了达此目的，他说：“我对於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之所以为大的最根本条件和保证。蔡元培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5 蔡元培这种在学术上力求高深与在人才、学派充分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方针与实践，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上的最切实的体现。蔡元培在整个学校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不搞集中於一，大权独揽，这同样是浩然之大。离开真正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高”与“大”，“科学”与“民主”，实际也就是北大的校格，这就是北大在五四时期崇高地位的根本源头。 （二）健全奋斗的人格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曾以一些人人格有亏而受訾议於当世。极为重视塑造北大新人格，是蔡元培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点，简言之，则是健全与奋斗。所谓“健”，首先是抵制和清除封建遗毒和不良习气。所谓“全”，则是适应与满足现代人生知、情、意的需要。在此方面，蔡元培始终颇费心血。 在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在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端正人生趣向的同时，要求必须“砥砺德行”，要抵制清除种种卑俗、自侮有害的思想行为，首先是克服将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也就是让学生真正认清：“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6 他要求学生“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足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17 他认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8 於是，他继而发起成立“进德会”。将“不嫖、不赌、不聚妾”三戒作为甲种会员；另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作为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作为丙种会员。蔡元培认为，这既可以“绳己”，又可以“谢人”，更可以“止谤”。19 这对於在社会上树立北大形象、挽回北大声誉是最关重要的。 从要求师生人格“健”的方面说，《进德会》已是很严的。但是，如果仅限於此，则不免有些偏枯与消极，既不可能为多数人所长远奉行，亦不能完全体现人生意义与现代社会对於人的需求。所以，蔡元培又极力倡导美育与其他多种高尚的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以达到健与全的统一。 和蔡元培相比，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对於青年人格塑造就更偏重积极锐进方面。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奋斗”。它要求青年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 它强调：青年们“立功立德，首当辨此。”否则，一切都是奴隶身上的点缀品。按照这一根本标准，它带领青年进行思想与文化批判，敢於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反抗强权。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21 （三）开新向上的学格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学术在空间状态的要求是“高”与“大”，而在时间状态上则要求“新”。他总是反复强调，“科学的研究”，“是本校的主旨。”对这个“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22 他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3 为了使北大在学术上“不断更新”，他激励人们在精神上确保上进。他曾说：“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要求学生学习法、美、英、德诸民族性之长，“养成”这种精神。24 北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开新向上情况，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北大月刊》、《新潮》、《国民》等刊物上的成果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北大学术品格的最光辉的表徵。也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他甚至说：北大尽管为此遭受“许多暗算”、“谣言”的伤害，师生也“逐年地有些改换”，“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25 而蔡元培最反对的学术状态，就是“专己守残”。26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思想革命等，都是发端於北大。 （四）个性自觉的群格 救国需要合群；国家盛衰，有赖於群治——这是本世纪初一些探索者早就曾提出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方法。 1901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能受复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以所见的中华会馆为例，称其开会议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像这种团体，自是专制之一种变形。另一种则相反，不是“有力者”操纵一切，而是由一些“无赖少年”、“群起鼓噪”，以致一事无成，这又是一种“暴民专制” 27 的形式。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又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的群治？梁启超认为：“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但如何解决，他认为：“合群之德”，就是“以一身对於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28 简单化地以“绌身而就群”来解决国家之力的问题，当然也貌似有理，而且也有国家搞过，并曾收一时暴效。这自然是20世纪的法西斯。其实，清王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把“忠君”与“尚群”放在一起的。那种“群”究竟是一种什麼东西，当可想而知。 由蔡元培与《新青年》共同培育的北大群治观，这才把此种观念与实践都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而其核心，就是把这种群建立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与自觉、与重视人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习惯能力的培养训练，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北大一系列现代意义的团体，都是由於蔡元培倡导或支持才出现的。例如，《新青年》团体，是他刚上任就从上海请到北大的。其后，则各种社团（包括各种学会等）纷出。例如，1917年3月，成立讲演会、评议会；4月，成立俭学会；11月，创办学生银行；12月成立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小说研究会、雄辩会、教授会。1918年1月，成立进德会；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团、美学会；7月，成立新闻研究会、救国会；10月，成立卫生学会；12月，出版《每周评论》、成立《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消费公社。1919年1月，成立教职工学余俱乐部；2月，成立健身会；3月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成立留美同学会；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不完全材料可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北大属於全校性的团体，（其中有的超出学校范围，但非全校性团体此处不列），究已呈现何种热烈的景像！这种景像，如果不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唾弃、被批判、科学民主思潮的高涨，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所有这些团体的出现，都不是以什麼先“绌己”为前提的。而是恰恰相反，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自觉为前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团体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对於新教育、新文化、培养新人才都曾有过不同的作用。 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五四”前成立的最有影响的是《国民》社、《新潮》社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们的成立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於《国民》杂志的创刊，蔡元培为之作序。他认为：按北大学生之“义务”是“在求学”，其天职应在“研究高深学问”，并不应该办这个刊物。但是，现又“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於普通国民之业务”，实在是“迫於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对国事是“漠然”状态，而一部分“有力者”也即掌权统治者，则又“日以斫丧国家为务”，故在此时只能靠少数爱国家的学生起来奋斗。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出自於学生的个性自觉。蔡元培叮嘱他们，务必“副学生之人格”，即（一）正确；（二）纯洁；（三）博大。而在“博大”之中，蔡元培提出：要“积小群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准。”而大群利害的标准，既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也是不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与国家一致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他说：“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29 因为，国家主义这种东西，正是刚刚失败的德意志所奉行的东西。 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更著重的是培养学生的自觉、自立与自治，而不是简单的服从与纪律。“五四”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时时把压制管束学生放在首位，大叫要“整顿学风”。但即使如此，1920年开学，蔡元培仍特别“望大家励行自治”，“以身作则”、“各自检点”。“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30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主张“大学独立的。”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的责任；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著重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煞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31 从北大看，此时期它的所有社团，都是在个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结合的，是体现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的。这也正是北大社团群体的特殊可贵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此后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经受严重风浪考验、担当大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大在形成了上述一些基本特点后，它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了。 三、五四运动的中心与主导地位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革新以及其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为了“五四运动”的需要，而是为中华的振兴发展立长久之基。但是，突发的五四事件，却确实展现了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成果。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北大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实践所证明的。在此，本文只能略述其若干主要之点。 （一） 五四前，北大已确立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与教育界第一提琴手的地位。 经几年努力，至“五四”前，北大已经成为我国真正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这里不但有世无其匹的第一流的校长，而且有第一流的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与著名教授。在学生中，也出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的成果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已对全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二） 五四前，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上，北大已进行了两场演习 1、击败林琴南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攻击 1919年3月，林琴南攻击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公言报》、《神州日报》也都大造谣言。这是封建守旧势力对於北大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扑。蔡元培随即予以有力驳斥，32 全国知识界也予纷纷声援，终於使这次进攻灰飞烟灭，使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大张，提高了社会对於北大的信任。 2、首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已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进行了一次冲击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到北大与许德珩、邓中夏进行联络，由北大带头，发动组织了两千余名学生，向总统总理请愿。如此巨大规模的请愿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它进行的本身就是次年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此次请愿失败后，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成立了“学生爱国团”，因爱国一词在当时被认为有民族狭隘性与落后性，才改为“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国民》刊物，明确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他们又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天津、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联络，学生界的活跃人物差不多已联成一气，甚至与孙中山、冯玉祥也有联系。1919年春北大成立了学生会，“学生救国团”一起加入，成为其中骨干力量。这实际上又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三）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始终处於中心的地位和起著主导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校或团体所无可代替的。在这里，仅约略举其要者。 1、 中国人民坚定立场的最早表达者 巴黎和会开幕不久，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在法科礼堂集会，当场举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合各校学生，致电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33 2、运动的最早发动者 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於5月1、2日传出后，《国民》杂志社即已决定策划组织“五‧七”的示威游行。5月3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国务院已密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开会。蔡元培亲临讲话，谓：“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遂决定於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届时，北京高等师范，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学校也派代表参加，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学，会场气氛十分悲壮。邵飘萍报告形势后，学生们争相演说，形成一次誓师的动员会。决定於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随即分头连夜做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的如此迅速的激烈反应，至少5月4日的示威是不会发动起来的。 3、集会游行的组织指挥者和正义之声的传播者 三千余人的天安门前的集会与游行，由《新潮》社的傅斯年担任总指挥，会上宣读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沿途又散发了由《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宣言》中说：“夫至於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於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讲演，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4 《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5 这两个材料，实际是由北大带头发出表示全国人民意志的最强音。 4、全国性运动的发动者 为了使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推选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传呼吁。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许德珩等在会上演说，会后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许德珩又在会上报告北京情况。此间工商界终於“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起进行。”表示“誓不反顾“。 6月9日，在北大倡议下，在上海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6月16日，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北京的学生代表11人，其中北大代表3人，即许德珩、黄日葵与段锡朋。其后，各地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无畏的牺牲精神的体现者 北大既为“戎首”，北京政府的镇压与迫害就以它为主要目标。而最为狠毒的，则是逼走校长蔡元培。北大师生不仅在“抗恶”、“去恶”上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而且在挽蔡与“卫善”上也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识破反动政府各种阴谋诡计，不怕反动政府的军警刺刀，枪炮、马队以至扬言要烧杀，不怕反动政府的训令，监狱、法庭，不怕拷打，饥饿和一切折磨，真正是做到为真正与正义“威武不能屈”。他们在反动派的镇压中，北大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最大。例如： 在5月4日所捕的32人中，北大的学生就有20个。 在6月3日的演讲中，学生被捕达一百七、八十人，而北大的学生则占百分之七、八十。 24岁的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又被军警欧伤，吐血致死。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北大在全国各界支持下，终於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革新和《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光辉，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起著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历史作用。

我去过几次苏州大学，找我的同学玩苏州大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宿舍条件比较好，他的本科宿舍四个人一间，而且有独立的卫生间，所以洗澡什么的都比较方便。这个是很多学校没有的，而且听说他们的博士生是一人一间，研究生是两个人一间，所以他们的住宿环境特别好。

然后学校的交通也十分便利，虽然不是市中心，但是学校的交通非常发达，你会发现出了门就是地铁口，而且也有一些公交车站，所以去哪里都特别方便。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里的老师授课都很认真，我听他们说如果你平时总旷课的话，老师可能就会给你挂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管理会教出好的学生，因为大学生都比较散漫，只有严格的管理，才会学到很多东西。

苏州大学给我留下了唯一深刻的感觉，那就是特别小资。当我在高三的时候在看那些所谓的鸡汤发现苏州大学是那么的美，而且自己也是被中学课本上的苏州介绍所吸引的。苏州的美景美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是现在苏州大学已经不允许游客进去逛逛，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那些古树和古建筑等等。

在之前听表姐说苏州大学现在的住宿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几乎都变成了四人间，而且有独卫，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所谓的门禁，没有断电断网，也就成就了很多年轻人大晚上在外面玩的梦想。

还有一个人们比较好奇的问题，那就是大部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人们都认为苏大的文化氛围学习氛围都不太浓厚，学生们每天都是安逸，也是相当的佛系~当然了，我认为这个和苏州这个水乡城市的节奏有很大的关系。总的来说，学校会提供给你很多的学习锻炼机会，不管是讲座或者是比赛等，只要你抓得住那么就是你拨云见日的好机会。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在苏大的校园走一走，那真是一种享受啊（｀Δ´）！

我是苏州大学2016级的大二学生。在苏州大学已经待了两年了，刚开始完全是冲着苏州报了苏州大学，没想到现在我因为苏州大学更爱苏州了，哎呀，有点矫情吧，不过也是事实啦。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这句话用来形容苏州大学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尤其我在的苏大本部校区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占尽地利，超级方便，离观前，万科，欧尚，印象城都不是很远，交通也极其便利。吃喝玩乐的地方非常多，现在我已经清楚的记清了每一条通往美食的路线，没办法，没事的力量太强大了。对，就是北门出去观前街平江路可以时常遛一遛，本部小南门十梓街美食敲多，另外插一句，步行几分钟去苏大附属医院简直和校医院一样方便，东区东门出门就是万科，步行可达欧尚超市，坐公交十几分钟就到金鸡湖畔的苏州中心大裤衩啦，想吃什么玩什么就全都有了。我们大一班级聚餐的时候去阳澄湖尝了尝农家乐，这里的大闸蟹也很不错。我们班都合计着等开学有时间要再去一次。所以我大学之后胖了不少，哎。对于我这个从小城市来的孩子来说，苏州真的是一座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都做的很好的城市。

而且它离我梦寐以求的上海很近啊，出了本部北门就是相门站，坐地铁到达苏州站。或者坐五分钟一班的高铁到上海站只要二十几分钟，或者坐的绿皮小火车，节假日里我已经去了好多次上海了。有时候还会邀请去上海读书的高中同学来这里玩。偶尔又人还会对我吐槽，从苏大去上海黄浦玩比他们处在上海远郊的学校还要方便呢。嘻嘻，不得不说我每次都会很骄傲啊。

还有我们苏大美丽的校园风光不得不提，苏大本部的建筑和绿化都很有风格，定时响起的钟楼，大片的情人坡和情人坪，满校的桂树，极有风味的绿窗和爬山虎，这里简直不能细数，还是侧面描述下吧。刚入学的时候我一个可爱的舍友由于晚上睡不着，忍不住去逛校园，因为太漂亮了，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可以在这么美的校园里生活四年。而且我们一个人慢慢走都感到如此美好了，估计苏大情侣在学校散步一定会有更加美妙的体验。哎呀，来自一个单身狗无奈的呐喊。而且听说《何以笙箫默》好多情节都取景自苏大，可惜了我来的晚，没有机会见到，扶额叹息，这足以说明把我舍友迷倒的环境到底有多美啦。

我一直觉得，好大学不愧是好大学。只要出了宿舍，学习氛围还是很浓的。不论是平时日常的接触还是各种校媒的报道，都能听说到很多学霸或者大神，请教问题或者搜集资料也都比较容易。另外，只要有心，就能大家一起约自习约早读，像是我报的英语兴趣社团就会定期举办一些早间沙龙活动，虽然对于我这个不爱早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但是还好认识了很多朋友，好歹让我每次活动都有动力到场。而且苏大是没有晚上的门禁或是断电断网什么的，刚听说的时候表示非常震惊，我的其他高中同学给我抱怨的大学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对夜里想在外面玩的同学还有晚上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很方便。每逢考试周，大晚上我坐在自习室复习的时候简直很感谢学校了。

苏大苏大真的很大，我几乎每天都要念叨一边这句话。六个校区啊，六个校区！都说校内恋爱要谨慎，高考相约考苏大也白搭，毕竟异地恋的可能是极大的，在这里我一定要实名心疼我的曾经有这个美好幻想的舍友，哈哈。

热烈欢迎学弟学妹们报考苏州大学啊，来了绝对不后悔，还能收获意外的惊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咨询啊，祝你们在这里生活的愉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