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总税务师

一 创办洋务运动与“革新”素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魏源曾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友天下士”所“谋”之“救时方”，是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曾国藩依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之主张，故曾国藩实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开启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在之先河，使国人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萌生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基础。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所受顽固守旧势力之冲击自不必说，虽清统治者最终还算认定了诸洋务是功而非过，曾公本人亦算得善终，然对于诸功业皆取法“夷”这一事实仍是如鲠在喉，不很痛快。恐怕这也是为何后世学者有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之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只是使清朝回光返照（也许在一些学者眼中尚算不得）似的“同光中兴”了一把，奠定的近代化军工业基础亦未使得中国真正富强，国人的排外心理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曾国藩的功绩不过尔尔，洋务运动也根本就是卖国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罢了。建国以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其主要目的毕竟是为“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好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虽败犹荣”与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当今中学教科书中曾国藩其人仍是“疑似”反面人物，亦不容忽视。可见国人崇尚纯粹的“自力更生”远胜于恰当的“拿来主义”（毕竟农民起义乃“自力更生”，历来评价较高是自然了），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一斑。 再论洋务运动的失败。（近来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历史运动[③]，可以一揆，在此仍按旧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及洋务派均未认识到清朝之腐朽乃根源于封建制度之濒临崩溃。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而存在，故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这里所言之“制约”并非只指思想层面，其实窃以为更多是行为层面的。曾国藩身处帝制时代，况位极人臣，圣眷隆重，从人性角度而言也不会起兵造反，其思维自然是改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深谙中庸之道，思想方面有革新开放的光芒却并无本质性突破。举一不甚恰当的例子，王莽、王安石之改革虽亦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已大有资本主义改革成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非他们囿于时代，而是时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扼杀了行动所应引起的效用。这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概而论之。当然，思想的突破乃可遇不可求之事，不可因王安石有突破就要求曾国藩亦如是，其功绩仍值得肯定。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且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二 镇压太平天国与“立功”之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言罪者云：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故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④]，故应当肯定。 从“功过之争”中可知，评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需明晰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 窃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功绩有三：一，极大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二，太平天国虽形式上未超出旧式农民起义之桎梏，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代表为洪仁歼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政新篇》。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之外国侵略者，一百余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这些功绩必须肯定，不可抹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太平天国亦有其过失，主要有四：一，太平天国未解放农民，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二，太平天国亦未使农民得到政治自由，未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三，太平天国亦未代表或建立新生产关系。不论有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其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不良影响。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之绰号以形容其杀人如剃头之残忍严酷。这一点确系事实。曾国藩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亦深有感慨，其致子曾纪泽信中有云：“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然这一切若以当时清廷角度看则全然相反——剿灭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乃清朝“救命恩人”是也。或许于清廷看来，剿灭太平天国乃曾国藩一生功绩之首，胜过办洋务之成绩。的确，无论古今中外，颠覆政权一事皆是统治者（皇帝或政党）最难以容忍之事，而对于叛乱者几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太平天国运动确因清廷腐朽而致，系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不可因此认为清廷不应对其予以镇压，此乃政府职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乃为臣之义务，不能苛求其走向反叛道路，更何况太平天国并不值得全力支持以致助其建立所谓“太平天国”，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统治。曾国藩于镇压过程中的残酷血腥的确值得批判，其作为清政府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是否需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但这些要另当别论。盖国人生性同情弱者，而农民自古至今一向以弱者面目出现，故农民起义一直评价甚高。而农民起义绝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这更赚取了善良国人的情感倾向。其实细细忖度，不难发现，农民起义军多很盲目，盲目这中包括首领。而因其自身诸多条件所限，建立政权后腐化速度可谓神速。故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 “洋务运动”间的内在关联。故若历数曾国藩一生功业，镇压太平天国理应算在其间。三 处理外事问题与“卖国”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历来亦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以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且他于书札中表示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一揆其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故其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可以说，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故该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激烈反对，他致信总理衙门，“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又强调：“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经曾国藩等人强烈反对，清政府只好遣散舰队，“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之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干预之功。 天津教案——1870年，因天津望海楼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之属，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有学者认为，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之卖国行径与汉奸面目，暴露十分充分。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即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而一到天津，即定下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之媚外卖国方针。且不顾舆论反对，送天津府县至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但窃以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罪有过当：一，曾国藩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之处，但亦作过有力抗争。如：在其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最小。二，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因清政府国力衰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而非曾国藩甘心情愿如是做。其致信他人时曾感叹：“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三，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者乃以慈禧为首之清廷，如：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权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是功大于过。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之结局。 汉语中比“鬼子”一词更遭人恨者便是“汉奸”（或“卖国贼”），但将一人认定为“汉奸”之过程往往仓促缺乏理性分析。故历史人物中之“汉奸”，是否该为其一一重新认定一番？总之，曾国藩以上奏激怒咸丰帝为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入一新阶段。历史之步履无论何其艰难，但历史并非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使中国得一喘息之机，于一相对稳定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之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其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其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与爱国人物之中，且其重要性，于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赫德，英国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曾把持晚清海关近50年，并插手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活动的外籍人士。1835年 2月20日，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马郡之波塔当，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1854年，被选派来中国。1854～1858年间，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85年 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辞谢不就。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但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到去世。在赫德把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他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又把他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他通过海关行政权的攫取，进一步侵夺中国港口的引水权，通过海关会审制度的建立，扩大海关税务司对海关案件的审判权。他在扩大海关行政权的同时，还把中国的邮政权控制在海关税务司的手里，又企图通过海关两和金本位的联系，进一步改组中国的币制。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又利用总税务司和洋务派官僚的联系，积极参预洋务派官僚的军火购买、海军建置和其它工矿交通企业活动。他还在幕后或台前，策划中国的外交活动。1885年的中法和约草案和1887年的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约，以及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缅交涉和后期的印藏交涉，都由他明里或暗里一手促成。他派驻伦敦的代理人，直接代表中国清政府和外国商议条约草案，所处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中国驻伦敦的使节。他还插手中国的文教事业。中国的第一个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经费来自海关税收，负责人也由总税务司推荐。他甚至插手中国高级官员的人事更动。封疆大吏的任命，有时也要咨询和采纳他的意见。1911年 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白金汉郡之马洛。他死后第三天，濒于灭亡的清王朝，还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穆麟德全名为保罗·乔治·冯·莫伦多夫。1847年2月17日出生于普鲁士采德尼克的一个容克贵族家庭，后搬至格尔利茨。1865年进入哈勒大学学习，主修法学，兼修东方学、语言学。他在大学期间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在经历了系统的语言学训练之后，不仅有能力掌握印欧语言，诸如他的母语——德语以及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波兰语、丹麦语、塞尔维亚语，而且尤其精通希伯来语，来华后又对汉语、满语等颇有研究，再后来又学习朝鲜语和日本语，不过已有些吃力了。 1869年，穆麟德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地的海关任职，深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赏识。1874年，穆麟德离开海关，前往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做翻译，后为副领事。1879年，由于他协助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购买克虏伯军火，所以又得到了清廷重臣李鸿章的重视。1881年，因为与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不和，穆麟德辞去外交官职务，加入了李鸿章幕府。 1882年7月，中国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清朝政府派兵入驻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朝鲜亦于同年11月派赵宁夏出使中国，请求中国派人指导朝鲜办洋务。李鸿章推荐了穆麟德，称赞他“明白交涉、关税各事，性情忠实，颇愿为贵国效用” ，又说“日本人最畏德国，又忌穆麟德，吾最憎日本人之侮贵国，故出送穆麟德而制之，日人必不敢如前恣横也”。 李鸿章派遣穆麟德到朝鲜并非是应赵宁夏的要求而临时决定的，而是在1882年7月上旬，当时穆麟德从津海关道周馥那里“听说了想要派我去朝鲜的事”，所以“不得不加快步伐学习朝鲜语，还要熟悉与海关制度相关的所有账簿和文件”。 李鸿章选择穆麟德，乃是出于当时协助朝鲜与美、英、德缔约的马建忠的推荐，这一点穆麟德也知道。 同时，李鸿章还派了中国人马建常（马相伯）与穆麟德同时前往，作为对穆麟德“联络钤制”的一颗棋子。 总之，清政府派穆麟德到朝鲜任职的目的正是为了强化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发挥清廷对朝鲜的影响力。穆麟德对这次任用非常满意，可谓踌躇满志。1882年11月18日，他与赵宁夏签订雇佣合同，12月初与赵宁夏、马建常等人一起离开天津前往朝鲜，12月12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1882年12月26日上午，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在昌德宫重熙堂接见穆麟德，穆麟德说：“以海外愚俗，敢到圣朝，必当恪勤于公务矣，伏望殿下亦为信赐事任。”高宗说：“当从尔言，尔其随事勤勉焉。” 此后穆麟德和朝鲜王室之间就建立起信任关系。穆麟德在朝鲜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兼外交顾问，协助清政府监管朝鲜。朝鲜政府授予他的正式官职是“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协办），因此他“袭冠带，朝参如百僚”，朝鲜官民管他叫“穆参判”。 穆麟德在朝鲜大力整顿海关、税务，可以说是朝鲜海关的创始人，被世人视为“朝鲜的赫德”。1883年3月出任朝鲜典圜局总办，其间铸造“当五钱”（在钱币上刻“当五”字样，使重量相等的铜钱以一当五来使用流通），导致朝鲜国内的通货膨胀。对外则积极参与朝鲜的外交活动，帮助朝鲜从天津购买军火，包揽朝鲜对外修约或缔约，被称为“最善折冲”，也可以说是当时朝鲜外交的实际负责人。当时赫德形容穆麟德可以做到朝鲜王 ，美国驻朝公使福特和尹致昊也不约而同地担心穆麟德会成为朝鲜王或朝鲜副王 ，可知穆麟德在朝鲜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穆麟德在朝鲜期间与闵妃集团关系密切，与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则势成水火，金玉均曾当面指责穆麟德“无学无识”、“心术不正”，穆麟德也说：“今为朝鲜除害，宜急先除去金玉均也。” 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也对穆麟德非常反感，评价他“挟私不公”、“惟充己欲，不顾人邦”。 后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时杀掉了赵宁夏，理由就是他带来了穆麟德 ，足见开化党对穆麟德的痛恨程度。穆麟德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也不佳，尤其是与美国公使福特的关系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但他却与俄国过从甚密，于是有了他的引俄之谋。 穆麟德虽然是李鸿章派来监管朝鲜、加强中国对朝鲜的控制的，但其结果却是李鸿章作茧自缚。穆麟德来朝鲜后不但从未请示过中国方面的指令，还向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王室大力鼓吹“联俄拒中”。关于穆麟德背叛清朝、联合俄国的原因，一般认为他是受到了德国政府的指示或是顺应了德国的政策，蒋廷黻即谓穆麟德的行为是根据德国俾斯麦政府“引诱俄国熊到远东牧场去”的策略，以此来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势力。 当时的英国驻天津领事亦告诉李鸿章说：“俄欲窥朝，德阴袒之”。 但是穆麟德又曾提出过朝鲜中立化、保证其免受外来侵犯的建议，说明他并不只是针对俄国，而主要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引俄”只是实现朝鲜独立所借用的手段而已。穆麟德本人曾指出清朝在协助朝鲜与欧美列强订约时要求朝鲜发出的照会中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故认为朝鲜仅是中国的朝贡国，中国无权干涉朝鲜内政外交，进而表示：“但如果特别指定中国的一个行政部门管辖朝鲜，似乎朝鲜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是朝贡国（als ob Korea eine Provinz Chinas sei und nicht ein Tributstaat），因此我反对这种政策。既然为朝贡国，该国的内政就必须完全独立，不受制于中国的任何影响（ganz unabhängig von Chinesischem einflussein müsse）”。 这就是他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表述，换言之即穆麟德认为自己并未背叛清朝的托付，反倒是清朝的干涉政策违背了原来的承诺，对朝鲜进行了不正当的压迫，因而他有义务维护朝鲜的独立。穆麟德最早的引俄活动是斡旋朝鲜与俄国建交，最后在1884年7月7日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穆麟德在谈判期间不断向俄国代表韦贝尔示好，并向他表达了进一步结托俄国的意向，由于穆麟德在朝俄建交过程中居功至伟，所以在韦贝尔回国报告后，沙皇俄国决定给穆麟德颁发二级圣安娜勋章。 但中国却对朝鲜私自缔约的行为非常不悦，穆麟德也因此被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参了一本，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就被叫去天津问话，并被李鸿章面加戒饬。穆麟德于1884年7月23日自中国天津返回朝鲜，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归后大怀愤怏，必欲与中国相抗”。 他在天津期间，就向俄国外交人员提议：以俄国为中心，“以比利时所享受的同样的保证”来对朝鲜实施“共同保护”，他所开出的参与共同保护的国家是俄国、英国和日本，故意把中国排斥在外。 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穆麟德在政变中救了闵妃的爱侄闵泳翊，更加得到闵妃的信任。而开化党的政变到12月6日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平定，金玉均等人逃走，穆麟德担当了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为此东奔西走，三渡日本，成为他在朝鲜活动最显眼的时候。他受到高宗和闵妃的指令，在出使日本期间秘密与俄国驻日使馆接洽，商谈俄国保护问题，甚至缔结“朝俄密约”（参见词条朝俄密约事件）。穆麟德在甲申政变前后的引俄计划先是请俄国出面划定朝鲜为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由俄、英、日共同保护；其次是在甲申政变后，鉴于中日可能在朝鲜爆发冲突，故改为俄国的单独保护；然后随着中日对立缓和、两国驻朝军队即将撤离，又变为俄、中、日共同保护，并且由俄国人训练朝鲜军队。总之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以“联俄拒中”为中心，只是随情况变化而有所修正而已。 穆麟德背叛清朝、推动朝鲜分离活动的行为在1885年7月随着俄国驻日使馆参赞士贝耶来朝鲜而彻底暴露。中国对此实施干涉，金允植等朝鲜事大党将朝俄密约说成是穆麟德的私行独断，跟朝鲜政府毫无关系，高宗和闵妃也不敢出面袒护穆麟德。最后朝俄密约流产，李鸿章也致函高宗，谴责“穆麟德搅权生事，各国皆深恶之”，要求朝鲜不能对他“假以事权”。 高宗迫于李鸿章的压力，不得不于1885年7月27日下令免除穆麟德外衙门协办的职位，9月4日免去了他海关总税务司的兼差。但穆麟德迟迟不离开朝鲜，也继续在高宗和闵妃周围活动。1885年10月5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见穆麟德仍在朝鲜从事反华活动，乃作《摘奸论》一文呈给朝鲜政府及高宗，针对的便是穆麟德。高宗不敢得罪袁世凯，又在10月17日罢免了穆麟德最后一项兼差——典圜局总办。穆麟德在朝鲜彻底成了闲人，非常不甘心，曾委托中国驻朝商务帮办谭赓尧上门请求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给他谋个差使。高宗和闵妃也有意继续留住穆麟德，让他做私人顾问，每月领有三百元薪金。 但穆麟德留在朝鲜自然为清政府所不容，李鸿章新派美国人德尼和墨贤理接替穆麟德在朝鲜外衙门和海关的职务，袁世凯则一面向朝鲜施压，令其断绝与穆麟德的关系，一面对穆麟德许诺回中国将有“优差” ，在袁世凯的一再催促下，拖了4个月的穆麟德终于在1885年11月25日乘坐清“超勇”舰离开朝鲜，回到中国，继续留在李鸿章幕府中。后来，穆麟德曾于1888年5月一度回到朝鲜，但此时的穆麟德身上担负着李鸿章用他来对抗德尼（继穆麟德之后又一个怂恿朝鲜独立的外国顾问，曾作《清韩论》（China and Korea）一文解构中朝宗藩关系）的任务，而朝鲜则识破了李鸿章的意图，没再用他 ，穆麟德与朝鲜的缘分遂结束了。不过他与滞留中国的朝鲜人闵泳翊等一直保持着来往。穆麟德回中国以后重新到中国海关任职，1889年起在上海江海关临时代理造册处税务司，1897年10月调任宁波浙海关税务司。在此期间，他倾心学术，出任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由穆麟德发明并提倡的满文转写方案至今广为满语研究的语言学家采用。1901年4月20日死于中国宁波，终年54岁。死后葬于上海。

赫德掌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段历史是一段丧权辱国的耻辱史，列强通过战争掌控了战败国的对外贸易，强迫其政府对外开放，

总的原因有二：

（1）时代背景下清政府和列强的需要。

（2）赫德的个人能力。

1、时代客观背景

大清晚期，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很多条约里面都有对列强的赔款约定。但是晚清政府国力已非常贫弱，没有现金白银赔付别人。

那怎么办？

列强想出了个法子，特别是英国人，有商业头脑，办法是这样的：你大清不是没有现金白银给我吗？但你有土地、有税收、有贸易等资产，可以带来现金流啊，你大清不是管不好吗，我来给你管。那何种资产现金流最好，对列强最有利，那当然是海关了，不但可以坐收过路费，还可以给各列强商人贸易便利。

海关赚了钱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还债，这部分叫做债赔款，另一部分扣除运营经费之后交给你大清，这部分叫做关余。

但这个管理海关的人必须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人，因为你们大清官员图洋图纳义乌，没能力管，我给你搞个职业经理人。你清政府总理衙门就负责发个任命文书，意思一下就行了。

这种背景下，执掌清朝海关的只能是外国人，这为赫德长期执掌海关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即是清政府的需要，更是列强的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精通中国文化的罗伯特赫德就被大英帝国当作代理人给推了出来，成为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

2、赫德的个人能力

罗伯特.赫德

赫德18岁毕业于英国女王大学，随即参加公务员考试，被英国外交部录用，成为体制内的人。19岁便被派往大英驻中国的领事馆，学习汉语并充当翻译。

问题出就出在这哥们不是一般的公务员，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混时间。人家来中国学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诸如《易经》、《孟子》、《大学》、《中庸》等都能熟读。史料记载，他曾花3420文钱请老师来教课。甚至连《红楼梦》这种小说，人家都能融会贯通。//汗颜，以上书籍我做为华夏子孙都没真正弄懂。

赫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钻研，对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有了深入洞察，这使他能在晚清官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特别是他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让清朝官员目瞪口呆，那感觉，就像你在路上碰到了大山兄弟。

以上是基本素养。但是想在外国当公务员，而且还要当半个世纪，仅有这些基本功是不够的，还需要做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经营能力、需要弄清大势，顺势而为。

业务能力：赫德自28岁担任总税务司，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特别是“高薪养廉”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较为清廉的机关。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这样的业绩，你做老板，能不喜欢吗？清政府总理衙门对赫德的态度逐渐由怀疑变成了依靠。

勤勉精神：作为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其勤勉程度连清政府官员都敬佩，当时人称三不停：脑不停、腿不停、手不停。

做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仅有业绩和勤奋，当然不够。要符合长期主义的需要，还得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赫德写下过这样一篇日记：

赫德的业务能力、勤勉精神、审时度势迅速征服了恭亲王奕䜣，奕䜣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并把他的薪水由原定的每月400两，涨到800两。

从1863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到1911年去世，赫德在这个衰落的东方帝国一干就是48年，总的来说，由于其个人能力的卓越，同时满足了各国列强入侵中国和清政府缺乏人才的双重需要，所以才稳稳的干了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