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师在工地的安全帽

工程安全在过去被认为是技术问题，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对工程事故，特别是对重特大事故的分析研究逐渐深入，工程安全问题普遍被认为是复杂技术社会系统中的人员、组织、技术、环境、社会等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尝试，试图通过分析事故报告，找到事故中人员、机械、技术、环境、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机制，初步看起来，一人死亡的事故绝大多数都是个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而且其数量占到所有有人死亡的事故的90%；一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很多都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囿于数据质量和数量，很难得到显著的、可以明确划分的、适于发表的结果。听说有师妹在接着做，可能成果快要发表了，以后可能可以再来分享。在总结文献的基础上，我的论文中把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分为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管理手段、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手段。经济手段指使用现金、物品等手段对某种特定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惩罚而对某种安全行为进行奖励的机制。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安全管理能够对事故预防起到较为明显的效果。如在旧金山湾桥的建设中，对没有报告事故的工人和工头进行经济上的惩罚，以及对报告了事故的人员进行表扬，以及选择条件好的诊所和人身保险机构，发现与湾区其他桥梁项目相比，受伤率降低了55%至72% [1]。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广了支付安全计划（Pay for Safety Scheme），根据计划，承包商须将安全投入的成本纳入标书，如果成功实施了安全投入，政府会单独支付这些费用，这一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技术手段是指防止施工机械的损坏、结构体的垮塌等，如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安全问题（Design for Safety）、对地铁施工进行沉降监测，避免坍塌事故等。也包括通过先进技术，如新起的信息技术来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但这些大多处于研究阶段，如GIT的Teizer等人让施工机械和工人身上佩戴RFID芯片，这样当施工机械和工人可能发生碰撞或工人进入施工机械的操作半径时，芯片报警，从而阻止安全事故[3]。管理手段包括包括使用OSHAS18001(多谢评论李结告知)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设立安全管理人员（质量安全部、安全员等）、明确安全管理职责（项目经理的安全管理职责）、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实施安全培训项目等种项目管理层制定的安全管理手段。这些手段在工地上很常见，如最基本的三级安全教育、工作之前对施工队做安全技术交底。工地的管理越规范，这些管理手段就越能起到作用。一些研究成果里描述的新一些的安全管理手段比如“Safety4Site”项目通过总包商在现场实施的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每日工作的安全交底、事故的报告分析等手段，降低了事故率和违章率[4]。使用日记和互动式语音记录系统来记录和测量建筑工人每天的安全行为，发现安全氛围能预测安全行为，需要加强安全培训[5]。还有讨论Safety Campaign（展板、标语等宣传手段）的效果。华科的团队有一个研究成果是输入地铁施工图纸，系统识别随着施工进度，该工地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并以展板的形式在工地上展示，很有意思。安全培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安全管理技术。意大利的某高速铁路建设中采用了传统的培训手段，对2795名高速铁路建设工人进行了安全培训，前后对比分析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表明培训有一定的积极影响[6]。对华盛顿州8000名工人的培训、保险、赔偿真实数据证明了安全与健康培训的有效性，接受过培训的工人与没有接受培训的工人相比，赔偿率下降了12%，在16至24岁的工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2%[7]。组织手段主要关注项目组织内的安全文化、安全氛围，认为安全文化是保证安全的最根本原因。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概念有差异，但是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安全文化最早提出是出于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结果，安全氛围是Zohar在30多年前提出来的。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在实践中，有的人觉得虚，有的人觉得有用；在研究中，也有一些争议，如安全氛围到底是安全事故的先兆指标还是滞后影响。广为接受的一个研究结果认为，安全氛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组织安全响应、中层管理者的安全响应及工友的安全响应，而顶层管理的安全承诺和中层管理者的安全期望显著地与医疗处理和工伤率相关。清华大学方东平老师团队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安全领导力，就是针对国内的工地，结果显示安全领导力的确有作用。非正式组织手段则关注项目内部的非正式组织，讨论项目成员、施工人员之间的社会网络及其对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团队互动作用与领导力能预测组织氛围的产生，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友谊网络和团队交流对安全氛围强度的影响。高质量的友谊能弥补低水平的安全氛围对工人的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的负面影响，并且该效果并不适用于工头与工人之间的关系[8]。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浅，主要是工友之间安全交流、互相影响的数据不好取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安全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减少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可以通过直接的刺激，特别是经济刺激来减少不安全行为；也可以通过安全文化、群体效应等间接和远端的手段来减少不安全行为。如果将进行安全操作视为工人的安全行为能力，则可以采用知识-态度-技能（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模型来解释。也就是有人说的，要增加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态度）、积累安全操作技能。这个倒过头来，可以从安全培训来加以控制，而且这种安全培训，可以从传统意义上的课堂培训，扩展到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