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级审计师是谁颁布的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早期在中国素负盛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正明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这是按其创办的先后排列，如果说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最多人认识的则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是由中国第一位会计师谢霖在1918年末到1919年初创办的。先期在北京设所，不久在天津设立分所。首先在中国承办会计师业务，在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后来附设有“正则会计实习学校”，培训会计人才，首开先河，影响遍及全国。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原名“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是中国著名会计学家改良中式簿记运动发起人徐永祚于1921年创办的。

【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二战后的几年，是上海会计师事业最为兴盛的时期，那时在上海论规模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四大会计师事务所：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潘序伦（1893一1980），是我国杰出的会计学家及会计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曾经在暨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任教授，这段期间他目睹旧中国会计的落后状况与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局面的不相适应，决心以推广西式薄记改革旧式会计为己任，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翌年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该所在承办的业务活动中效率和质量俱佳，很快便声誉鸽起，业务不断扩大，工作人员逐年增多，以后又在桂林、至庆、南京等地设立分所多处。在开展业务的同时，潘先生深感会计人才短缺，先后开展了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有补习夜校、展校、函授，也有正规的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其办学地点遍及10多个省市，培养的会计人才10万余人，校友遍及海内外。立信通过办学，汇集了数十位会计专家到它的教师队伍中来，如李义杰、蔡经济、刘芷休、王逢辛、钱素君、张蕙生等。或在外地扩设分所、分校，或在上海既执行会计师业务并兼任教授。 与此同时，立信又出版《立信会计季刊》与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从书》，推动了会计学术研究和会计教材的编译。《立信会计季刊》于1933年在原有立信补校同学会所办的《会计季刊》的基础上创刊，登载了许多中外会计专著，社会反响至为热烈。该刊前后发行共18期。《众信会计从书》从1924年就已开始编译，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自开办“立信图书用品社”后，丛书皆自行出版，至解放前夕共出版有关会计、薄记、审计、成本会计等方面的编译书籍160余种，畅销国内及海外华人区。此外，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还经营会计用品（如标准的帐薄、凭证、报表等），为业务客户提供了方便。为此，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这样三位一体的事业，使立信的声誉日隆，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2、正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前称“徐永柞会计师事务所”，也就是后来的“正明会计师事务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它的发展规模与业务影响，已名列上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第二位。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一场记账方法之争，是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论战，它对此后我国会计的变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引发这场论战，起于徐永柞所撰《改良中国会计的回题》、《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当即引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多位会计师的回击。先后有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柞君书》，顾准《评徐永柞氏改良中式簿记》，《钱膺对于徐永柞氏“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反驳论文的发表．形成了会计学术界的两大流派，一为“改良派”指徐永柞改良中式簿记的观点；另一为“改革派”（或称“取缔派”），指取缔中式簿记，完全效法西式簿记，采用借贷记账法的观点。两派各有其论战园地，即徐氏主办的《会计杂志》和潘氏主办的《立信会计季刊》。两派还各有其支持者，如当时南京的社会名流于右任、叶楚怆、黄炎培等或著文，或题词赞扬改良中式簿记，《会计杂志》也陆续发表了不少会计界人士赞成中式簿记的论文。支持改革派的多系高校师生和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士及已经采用了西式簿记的企事业会计人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双方刊物停顿，争论暂时搁浅。直至解放前夕，我国工商企业中采用西式簿记者多为大型企业，采用改良中式簿记以中型企业为主，有的小商仍沿用单式收付记账法，各行其事，从未统一。这场学术争论，两派都是朝着改变中国会计的落后状况达到振兴实业的同一目标出发的，在我国会计变革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徐永柞会计师曾经作为自由职业界代表，也是上海市会计师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开会的第一天，当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到徐永柞会计师时，毛主席十分风趣地说：“你是孔夫子的同行啊！孔子尚为委吏，会计当而已矣。孔老夫子也做过会计的。”这段往事不仅是徐永柞会计师一人的光荣，也是当年上海会计师界的光荣。3、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27年，创始人奚玉书在上海既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会计师，又是我国第一代的会计理论专家，学术造诣很深。由他主编的《公信会计月刊》，从1939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是旧中国出刊时间最长的会计刊物。由于所发表的论文质量高，深受高校师生和会计界人士的欢迎。 奚玉书在1947年发表《会计之透视》一文，就曾提出“会计所处理对象为资本循环过程”，并在文中附有”产业资本之循环过程”与“商业资本之循环过程”两张图表加以阐述。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研究会计对象的理论文章，说明奚氏是我国最早接受德国巴比动态论并有专著发表的学者。此外，该刊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还开展了请如“物价变动会计”等具有前导性意义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就连首篇倡导增减分录法的论文（作者梁润生）也是1947年在《公信会计月刊》上发表的，并引发了一轮讨论。 奚玉书还是一位爱国的会计师，为了维护民族称严，曾经出现过两次毛遂自荐的故事。由于当时崇洋媚外思想作祟，不少政府机关或企业遇有会计业务，不是延聘本国会计师承担，而是找“洋会计师”解决。奚玉书首次是自荐于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要求将其会计业务委托中国会计师承担，另一次自荐于交通部，要求以国格为重，廷聘中国会计师为其会计顾问。由于其要求理直气壮，最后均获胜利。4、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建立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就是中国第一号会计师证书的获得者谢霖。不仅如此，谢霖还是中国会计师制度的策划人，也是我国第一部《会计师暂行条例》的执笔人。除了上述三个“第一”之外，有文介绍谢霖还有两项“第一”，即“他是第一位对银行会计制度实行改革的开拓者（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立了新式会计制度）；又是我国第一部《审计学》的著作者，1915年写于南通商校。为此合称：“五项桂冠第一”。 但是，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原设在北京和天津，直到1931年才将其总所南迁上海，拥有秦开、张翼燕等50多位著名会计师，力量雄厚，并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等城市设立10余个分所．正则事务所承办业务，坚持原则，公正客观，在全国亨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