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审计师杜林

杜林(1833~1912)出生于德国一个大官僚家庭。他是柏林大学讲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写文章“批判”《资本论》。可是，在1875年前后，他却摇身一变，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的“改革”。他著书立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以假乱真，反对马克思主义。

--------------------------------------------------------------------------------7.对杜林的两种批判我们还要指出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难于置信的歪曲中的一个特点。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他不顾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硬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波格丹诺夫则从另一方面对待这个问题，仿佛他是在维护那种“不知何故常常被人们轻蔑地谈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页）。瓦连廷诺夫和波格丹诺夫在这里糊涂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轻蔑地谈论”不好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应当从中看出：他们的本意是要求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要求从社会主义飞到资产阶级观点上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斥责不好的（而且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是从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休谟主义或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加以斥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谈论不好的唯物主义者，是重视他们，希望纠正他们的错误；而对于休谟主义者和贝克莱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们连谈都不谈，只给这整个派别下一个更轻蔑的评语。因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提到霍尔巴赫一伙、毕希纳一伙等等时所作的无数鬼脸怪相，完全是想蒙蔽大家，掩盖整个马赫主义对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背离，害怕直截了当地同恩格斯论争。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章的后面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作了评论，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只要不想歪曲恩格斯，就不可能不了解他。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阐明唯物主义的一切学派同唯心主义者的整个营垒、同一切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的基本区别时说道：马克思和我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责备费尔巴哈有几分怯懦和轻率，这表现在：费尔巴哈在某些地方由于某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而屏弃了一般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应该（durftenicht）把这些巡回传教士〈毕希纳及其一伙〉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第21页）①。只有那些由于背诵和迷信德国反动教授们的学说而失灵了的头脑，才会不了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责备的性质。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这个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像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在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Beschrnktheit）。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最新”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观点的形而上学性，即他们的“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这个局限性完全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丝毫不理解。第三个局限性是：“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列举并透彻地阐明了这三个“局限性”之后（第19—21页），紧接着补充说，毕希纳一伙并没有越出“这个范围”（uberdiese Schranken）。只是因为这三点，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批驳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批驳了毕希纳一伙的学说！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被马赫主义者歪曲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所有这些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把这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混乱不清的完全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西欧的导师和同道者看来，马赫一伙的路线和全体唯物主义者的路线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需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清，以便把自己脱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入资产阶级哲学阵营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小小修正”！ 就拿杜林来说吧。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对他的评论更轻蔑的了。可是请看一看，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同时，称赞马赫的“革命哲学”的勒克列尔，是怎样批判同一个杜林的。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唯物主义的“极左派”，这派人“毫不掩饰地宣称感觉以及意识和理性的各种表现，都是动物机体的分泌物、机能、高级产物、总效果等”（《……实在论》1879年版第23—24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在这一点上，他和杜林也像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从正相反的观点批判杜林的，是因为杜林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因为杜林具有给信仰主义留下空子的唯心主义的奇思妙想。 “自然界本身在具有表象的生物之内起作用，也在它之外起作用，以便合乎规律地产生相互联系的观点，创造关于物的进程的必要知识。”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并疯狂地攻击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攻击这种唯物主义的“最粗陋的形而上学”、“自我欺骗”等等，等等（第160页和第161—163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他嘲笑任何的夸张，可是在承认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一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像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 “思维是其余一切现实的高级形态……”“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并认识这个世界的意识现象群之外，不同于这种意识现象群。”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以及杜林对康德等人的一连串抨击，责备杜林有“形而上学”（第218—222页），责备他承认“形而上学的教条”等等。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贝克莱主义者等等对这个真理的任何背离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像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恩格斯看到了勒克列尔和马赫是从哪一方面手携手地去批判杜林的，他就会用比他用在杜林身上的更加轻蔑百倍的话来骂这两个哲学上的反动分子！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有害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化身（再参看《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版第45页）。马赫的老师和战友威·舒佩在1878年责备杜林的“荒谬的实在论”（Traumrealismus）①，以报复杜林给一切唯心主义者加上“荒谬的唯心主义”这个名称。在恩格斯看来，恰恰相反：杜林是一个不够坚定、明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东西，即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并不担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起码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导致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导致忘却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勒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这颗珍珠67。 只要稍微具体地想一想恩格斯和约·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产生时的这些历史条件，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反对把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庸俗化，甚于维护这些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维护这些要求。 只有哲学反动分子的门徒们才会“看不出”这种情况，才会向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做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反杜林论》体现的马哲的观点有： 总的来说，《反杜林论》剖析了杜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具体来说，体现了如下观点： 1、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论述了思维、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一根本观点。 杜林认为，人类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某些“原则”，他主张“原则在先”，即先有思想后有物质，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把人的意识看成是纯粹思维的产物。通过对杜林谬论的批判，恩格斯简明地论述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阐明了包括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在内的认识辩证法，论证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从而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捍卫了在认识论基本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路线。 2、批判了杜林的世界统一于存在的折衷主义，论述了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唯物主义原理。 杜林认为，因为人的思维是统一的，所以现实世界才是统一的。在世界统一于什么这个问题上，杜林玩弄了一个折衷主义手法，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杜林所说的“存在”，是十分含混的，它的含义相当于“有”这个概念。按照杜林的说法，“精神”、“上帝”都是“存在”的。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只有这个科学命题，才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世界上的现象无论多么千差万别，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统一性，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3、批判了杜林在时间、物质、运动问题上的谬论，论述了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并胡说物质可以脱离时间而存在，时间也可以脱离物质而运动。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的运动只能在时间、空间中进行，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的形式。 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杜林认为，自然界最初处于物质和机械力统一的状态，即所谓的不动的“宇宙介质的状态”，物质和运动是可以分离的。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观。“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像的”，阐释了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永恒的、客观的，它没有起点和终点。 4、批判了杜林在道德和法的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谬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平等、自由和必然的基本观点。 杜林自我标榜说，他提出的道德原则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世界，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终极真理，并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真理和个人思维至上等谬论，指出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领域，这种对立就是相对的，“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夸大了的真理，就会导致谬误。 在道德方面，杜林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道德。恩格斯指出，道德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的。任何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只有在消灭了阶级之后，才可能有超阶级的道德。 杜林认为，平等都是绝对的好事，不平等都是绝对的坏事；不平等起源于暴力，是两个人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施行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暴力不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不平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产生意识上的从属观念，而不一定通过暴力。无产阶级要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平等，而是要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只有消灭了阶级才会出现人人平等，而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了。 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杜林把人的意志自由看成绝对的，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人们只有认识了客观必然性，并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在行动上取得自由；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不可能得到自由，反而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自由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所获得的自由是不相同的。自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得到真正的自由。” 5、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系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 关于矛盾统一规律。矛盾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恩格斯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的、普遍规律，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本身之中，矛盾是运动的本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和源泉。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杜林污蔑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是从黑格尔的量变转变为质的规律中套出来的，胡说在马克思看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变成资本。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互变规律的歪曲，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事物在量变过程中，是从不断地发生部分质变，进而达到根本质变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变化。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杜林攻击马克思是靠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这个“助产婆”的帮助，才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揭穿了杜林的谎言，论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恩格斯还阐明了辩证的否定观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的根本对立和主要区别。他指出，形而上学否定观把否定看成是简单的抛弃，把否定和肯定绝对地对立起来，并把否定看成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则是“扬弃”，即把肯定和否定看成对立的统一，是既克服又保留，肯定当中包含着否定，否定当中也包含着肯定，把否定看成是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这些论述，大大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

杜林是东汉光武帝年间的大臣后汉书中有他上书的言论，楼主可以参阅。《后汉书》载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道逢贼数千人，遂掠取财装，褫夺衣服，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冀仰曰：“愿一言而死。将军知天神乎？赤眉兵众百万，所向无前，而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以数千之众，欲规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俱免于难。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从林议。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林荐同郡范逡、赵秉、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归之。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敬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鉴失得，故破矩为圆，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后皇太子强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诏；唯林守慎，有召必至。余人虽不见谴，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为少府。二十二年，复为光禄勋。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明年薨，帝亲自临丧送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