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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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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一般是十倍左右，在发达国家，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一般是二十倍左右，美国投资银行这个部门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员我的三十倍到五十倍。是什么原因造成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呢？
首先，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银行对金融专业能力要求很高，银行即要控制风险又要实现高利润，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高利润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对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有着极高的要求，银行需要赚钱，赚高利润，利润低了无法维持银行的运转，就以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来说，我国银行的大部分普通企业贷款综合成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0%的，优质企业和央企贷款利息比较低，可是优质的企业和央企所有的银行都会去抢，而大部分普通的企业才是银行的大量客户，在目前情况下普通的企业支付一年10%的融资成本后还有利润的并不多，大部分制造业的利润只有一年百分之几，风险怎么控制？这都需要非常强的专业能力。
其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银行普通员工的工作逐步会被机器取代，而银行高管的工作机器无法代替，银行高管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
其三，投资银行的业务为什么在美国高管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是因为投资银行的高管对能力的要求更高，只有专业能力非常强的一流金融人才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后，才能胜任投资银行的高管，投资银行的高管投对一个项目就会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利润，投错一个项目就会赔上几十亿上百亿，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收入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是非常正常的。
其四，金融行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一流的金融人才是金融机构的资本，一流的金融人才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普通的员工只是从事简单的工作，满大街都是过剩的。
所以，在金融行业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倍到几十倍是正常的。其实就是传统行业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差距也是十倍到几十倍，传统行业的高管也有一部分是年薪几百万到上千万。
国有银行的工资总额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核定的，再由总行对省分行进行考核分配，并由各省分行进行再分配。各分行和部门还要再进行二次分配。蛋糕就这么大，毫无疑问高管和总行肯定要切大头，而到真正干活的基层行普通员工时，收入可以说少得可怜。在这种体制下，银行员工的工龄和职称没有职务管用。比如，某长三角地区国有银行快退休普通员工的年税后收入可能还不到10万，不如一个刚进银行的大学生，与管理层相比，其收入更是天壤之别。银行高管动动嘴，普通员工跑断腿，其收入也只有高管的零头的现象在银行中比比皆是。现在有银行高管愿意拿自己的收入与西方国家的银行比，但是就是不愿意拿管理能力、盈利水平、不良率等经营指标与西方国家比。这些可以从上市银行披露的信息中看出端倪。现在银行间抢存款、乱收费、傍大款、中小企业融资难就是银行现行考核体制造成的问题。
在银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普通员工一个月发到手两三千甚至更少都不足为奇，中层管理者一个月收入可以一两万、两三万，高层管理者就更多了，一般在三五万。这里中层管理者指二级部经理、部分老总、主任等等，高层指分行行长、支行行长。
这还没完，还有年终奖，这个普通员工年一般集中在终奖三五万，中层集中在十五万左右，高层集中在三五十万。还不算绩效、奖励、公积金，我们都知道公积金银行都比较高，很多中高层公积金能达到几万块，当然了各个银行业绩待遇会有差异，这些数据多多少少会有出入。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呢？
1首先银行毕竟属于企业，只不过要受的监管和政策更复杂，我们都知道很多大企业的CEO年薪百万甚至千万，所以银行的行长年薪百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都是稀缺资源，银行行长的稀缺资源主要体现在财富资源上，行长的人脉一般都比较广，最后大部分都体现在给银行带来存款和贷款业绩上。
2银行对于普通没人脉没资源的员工其实很残酷的，因为银行的业务其实没那么复杂，不管是对公客户经理、对私客户经理亦或会计会员，基本半年之内都能上手熟练，当然了一些偏门冷门和特殊情况需要岁月和经验的积累，普通员工如果想大幅增加收入，很多时候都需要部门或者支行领导的“提携“，说白了就是遇到能力强的行长或者部门老总都会有很多资源和客户，他还愿意带你，愿意分给你户去打理，你就成长的更快、收入也会因为手上的业绩而大幅增长。但是反之，如果领导资源有限，或者不愿意带你，对下面年轻人比较心胸狭隘，那确实会限制年轻人发展。
3特别是现在经济下行、银行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发展客户越来越困难，像过去那客户主动上门找你的情况越来越稀有，原来给客户放笔贷款做比业务，客户非常感激，甚至可以结交成朋友，帮你介绍业务和客户，现在地位明显反转，有的时候拉一笔业务做一笔质押需要动用各种人脉才能做成。十年前来银行是爱存不存，现在是银行天天培训员工对客户跪式服务。所以业绩大幅下滑，先砍的待遇肯定是小员工的待遇，说残酷点：你爱干不干，后面有一堆人等着想进银行。这就导致银行普通员工的幸福指数非常低，上升通道又很窄，离职率不断攀升这就是题外话了。
等级观念造成的，特权思想造成的。按理说国企不应该如此。工作确实抓的好，企业效益明显，年底给予次性奖励无可非议，但工资这一块不应差异很大。更为可恨的是，拿着高薪，而把企业搞垮了。工人没饭吃了。他们却拍屁股走人，去祸祸另一个企业或到政府部门做官。只做官，不负责，这是我们企业管理中的最大问题。
银行的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可能都在1--20倍以上吧。大家可以看最近披露的几单金融系统的经济贪腐案件，就能看到那些所谓高管的薪资有多高。
最近一旦披露出来的长沙银行原副行长孟刚，其实他也就是城市信用社的联合体。他这个职位可能都达不到四大谢谢银行在长沙市分行的副行长级别呢。，但是刑事判决披露出其年薪超过了130万。长沙银行的一线柜员，其实全年的薪酬也就仅仅10万之内。我们可以看到这差距有多大。
在最近披露的青岛银行事长郭少泉2019年薪酬为万元，相比2018年增加万元。青岛银行也只不过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商行而已，想想他们的一线员工薪酬能有多少？估计也就是董事长的1/20啊。
那么在银行系统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差别这么大，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就是由银行内部制定的所谓考核体系所约定的。在基本工资发放方面，其实高管同普通员工的差别不大。但是在绩效考核方面基本上是偏向了所谓的领导和上级。
银行的绩效体系非常复杂，其中包含按月分发的绩效，按季度发的绩效，按半年发的绩效，以及按年度发放的绩效。银行的绩效体系其实就是高管同员工拉开差距的最主要方式，在日常月度工作基本薪酬中，假如一个普通柜员可能拿到6000元，但是支行长可能就能拿到万元，在向上的高管又一次进行翻倍。但是如果加入月度的绩效，基本上柜员每每增加100元，上面的管理层会增加1000元。
银行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其上下等级是一个森严的存在。因为存在着风险承受级别的约束，从而也有着自上而下的授权系统。导致职位每高一层，其权威要大了好几倍。最终造成的考核方式也是如此。
但是即使如此，有那些贪念的高管还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现在金融反贪腐进入到深水区，过去只要做过违规违纪事情的早晚都要被翻出来。在金融圈信誉还是很重要的，一旦被处理过，基本上就断送了自己的金融前途。
这个问题本人可以给你提供精确的信息，因为本人就在这个系统。
一、昆明地区某国有银行待遇，以昆明分行本部机关同等级平均为例（银行包括网点、城区二级支行、昆明分行、省分行等各级机构）。以下数据均为每月平均税后（公积金扣缴12%，养老保险8%，企业年金约2%，其他五险及所得税按国家规定比例）。
1、经办（业务员）：8000
2、管理岗业务副经理（副科）：万 专业技术岗副科：1万
3、管理业务经理（正科）：万 专业技术岗正科：万
4、管理岗副总经理（正科）：3万 昆明行副总与业务经理是一个级别。
5、管理岗总经理（副处）：万 专业技术岗副处：万
5、管理岗副行长（正处）：万 暂无专业技术岗
6、管理岗行长（副厅）：不知道，无法查询。
二、银行的高管和普通员工待遇差异极大。银行一般业务员待遇比昆明市局机关公务员待遇还低一点，但银行的正处比公务员的正处高了几倍。
三、造成这样的原因：银行是企业，所以按照企业制度执行薪酬标准，对企业来讲，高管和员工待遇差距本来就很大。只是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一线员工辛苦却工资低，中层事少却工资高，许多人不平衡罢了。
国有银行的高管们其实就是自己以集体决定为幌子，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高薪的制度，即所谓的年薪制。不要嫌我吐槽，前些年效益好的国企老板们亦早已为高层或中层领导干部制定好了年薪制，每年的收入都是普通员工的几倍或十几倍，这样做看似合法，实则是有打着合法合规的幌子私分国有资产的嫌疑吧！疑问而已，千万别叫人请我去喝茶。我不反对企业高管拿年薪稍高点，但就是觉得他们有些人薪金高的离奇。毕竟是全民企业，大家都在为之奉献，既然是劳动所得，难道被委派的领导人、高管就理应比普通员工多那么巨额的薪水吗！？
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每个银行中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有差异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有反对观点，但是每个银行实际情况不同，导致差距各不相同。以我个人工作的单位为例来看，我个人2018年最低月收入为1700元，而高管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下20000元，二者相差十倍多，差距最大的时候记得2015年一个同事实发工资156元，高管当月最低月薪万元，二者相差近100倍。
银行高管作为银行的决策发起人，在收入方面具有高收入且收入稳定的特点，普通员工收入有一搭无一搭的，这个月发了一两千，谁知道下个月还发不发工资！导致差距的原因:
一是工作能力的体现
能够坐到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这个位置上的，多数都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一般都是银行业务的多面手，业务精通、管理方法得当，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也都是在基层出类拔萃、一步一步地从底层干出成绩来提拔的。能够当上主管必然有过人之处，对单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员工才有机会升到高管的位置。
二是工资考核制度的差异
工资考核机制决定了高管和普通员工必然存在着收入差距，高管本身就是工资考核机制的制定者、工资核算的复核签字者，肯定在工资考核核算中，做出更有利于自己收入的决策。比如我个人作为普通员工，除了1600的基础工资，剩下的就是存贷款绩效任务考核，撑死加起来超不过3000块钱，而高管光基础工资一项就高出我工资总数了，还有包括拿全行平均绩效系数（n万元），岗位补贴3000元，车补油补、存款绩效、贡献奖，杂七杂八加起来好几万，扣了税也有两万元以上。这个也没办法，谁叫自己不是高管来，只能每次发了工资恨自己不是高管了。
银行属于企业，不像公务员、事业单位按照级别统一收入标准，还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高管要体现高管的价值，普通员工没有地方可以体现价值，就默默地先在一线岗位任劳任怨干好工作，得到领导认可再说吧，领导认可才能提拔，提拔晋级才能加薪。普通员工们好好努力加油搬砖干活吧！
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大，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按照国企改革的规定，高管薪酬水平不得超过下属平均工资的7-8倍。但是，作为国企的银行，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左右。普通基层员工月收入2000-3000元，而高管的工资通常是2万至3万元起。
这还没有结束，如果遇到银行效益不好，银行普通员工的年终奖也就一二万元，甚至有年终无年终奖，而高层会达到三五十万。特别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很多银行的中高层每月公积金都要缴纳几万元，这样有利于其未来购房置业之用。所以，银行高层的了隐性福利还要更高。
可能有人会问，为啥在银行基层员工收入这么低，而高层员工的收入这么高，咋就一个天一个地的差距呢？首先，与外资企业一样，银行的行长年收入上百万也在情理之中。原因是，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是稀缺资源，这倒不是其业务要有多么出众，而是银行行长人脉相当广，能给银行带来大量的贷款和存款客户。而基层的普通员工因为没有人脉资源、没有背景，一个月也只能发个二三千元钱了。
再者，基层员工的收入与银行行长不能比，那与中层干部（是指二级部经理、主任等）总能比一下吧？事实上，银行的基层业务并不复杂，基本几个月就可以很熟练掌握了，归根结底，你手里要有客户的资源。而理 财经 理等中层干部，经过了长期的人脉积累，多少也有些资源了，他们的收入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要看基层员工能否遇到一个好领导了，如果领导自己生意忙不过来，让分给你一些客户去打理，那你成长的很快，收入也会提升得很快。而遇到领导资源也不多，或者不愿意提携你的人，那基层员工的收入也只能是拿最低一档，除了跳槽，就永远出头之日了。
最后，过去客户主动找银行来办事，银行的基层人员还可以省点力，现在地位明显反转，有的时候为了拉一笔企业大额存款或者做一笔质押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要使出浑身力气，打通各种人脉才能完成。
而对于没有人脉，业务不佳的基层小员工来说，一旦遇到银行业绩下滑，经济不景气，就先砍基层人员的待遇，再减少人员，反正后面还有很多人想干银行这份工作呢。正是因为银行普通员工升迁机会少，幸福指数低，劳动强度高，所以，银行基层员工的人员流动还是蛮大的。
银行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通常在10多倍不稀奇。这倒不是银行高管在处理各种业务能力方面有多强大，而是高管有各种人脉，最后都体现在存款和贷款的业绩之上，而普通小职员整天忙忙碌碌的干活，收入水平当然是最低的。如果没有上司的提携和培养，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现在国企高管收入高，与基层员工收入差距大是普遍现象。而银行的各个岗位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你的业绩方面。
银行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三大因素与你想象的不同。
第一大因素，银行业还是高收入行业吗？银行业的收入真的很高吗？
要想说明银行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我们先要明确银行还是高收入行业吗？如果银行已经不是高收入行业，那么我们再看这种差距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毕竟高收入的行业中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异是比较大的，而收入低的行业高管与员工的薪酬相对而言比较小。
首先从银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业仍然属于高收入行业。
平均薪酬水平可以看出这个行业整体的收入水平，从而看看这个行业的收入是否属于高收入行业。
根据2018年银行的平均薪酬水平看，五家国有银行人均薪酬支出的平均值为万元，薪酬水平最高的交通银行人均薪酬为33万元；薪酬水平最低的农业银行为万元。五家国有大银行的平均薪酬收入差距不大，基本在26万元到33万元之间。2019年平均薪酬接近，交通银行最高为万元，建设银行人均年薪略超30万元，农业银行最低为万元。
而12家A股上市城商行人均薪酬差异就比较大，平均薪酬水平为万元，各银行大约在30万-50万之间，薪酬水平最高的上海银行薪酬水平达到万元，薪酬水平最低的西安银行只有万元，与国有大银行差不多。2019年度银行薪酬最高的是浙商银行的万元、平安银行的万元、招商银行为万元。
民营银行的薪酬水平最高，当时的13家民营银行2018年人均薪酬达到了万元。人均薪酬最高的北京中关村银行达到91万元；薪酬水平最低的是重庆富民银行薪酬水平为万元，也已经与国有大银行持平。
其次，从目前金融业整体收入水平看，金融业仍然是吸金最多的行业。
更有趣的是，金融服务人员在高价位以外的其他价位的工资水平均为最高，分别为万元、万元、万元、万元，甚至高于同当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工资价位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分别高出万元、万元、万元和万元，真正体现出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职业薪酬逻辑。
从上面的两个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目前依然是从业人员吸金能力最强的行业，金融服务人员在各个工资价位段都碾压其他行业，也说明金融服务行业的各段位收入差异要比其他行业小。
第二大因素，银行的高管与员工的收入水平到底差距有多大？实际上情况与想象的不同。
薪酬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明整体薪酬支出与员工平均人数的对比，但平均水平往往掩盖薪酬的真实水平，根本的原因就是内部收入差异的大小被平均水平所掩盖。
任何银行内部都有高管和员工的存在，甚至都有各种等级的存在，虽然我们强调员工是平等的，但是工资是不平等的。有的银行员工薪酬分12级，有的银行员工等级分为15级，还有的分为24级。不管怎么划分，都是级别越高收入越高。
关于高管的薪酬与员工薪酬差异的比较，事实上存在一个国有银行限薪的大背景，导致国有银行的高管和部分地方国有银行的高管收入畸低，从而将银行高管的薪酬与员工薪酬的比较变得友好而差异缩水。
根据年报显示，2018年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税前支付薪酬仅为万元，即使加社保公积金后总薪酬为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总薪酬为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总薪酬为万元、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总薪酬为万元、原交通银行董事长彭纯总薪酬为万元。2019年工商银行行长谷澍为万元；交通银行副行长侯维栋为万元；中国银行副行长吴福林万元；邮储银行副行长张学文万元。
如果我们将五大国有银行的董事长薪酬与收入最低的银行柜台人员收入比较，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五大行的柜台人员全国平均工资都在4500-5500之间；如果再加上各种补贴和绩效，五大银行柜台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应该在10万元左右，与董事长的薪酬水平在7倍左右。
当然国有大银行总行部门老总、各种总监、市场招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仍然是比较高的，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左右。
银行高管与员工薪酬水平差异比较大可能是民营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年报数据，宁波银行董事长和行长2017年的薪酬水平分别为270万元，常熟银行为179万元。2019年薪酬最高的是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税前年薪466万元，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万元，排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429万元。
青岛银行行长王麟年薪万元、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万元和长沙银行行长赵小中万元位列城商行前三位；收入较低的苏州银行行长赵琨、渝农商行行长谢文辉只有万元、49万元。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民营银行高管薪酬比较高，主要是市场人引进，如安徽新安银行招聘的行长、副行长级别的薪酬达到了400万元到500万元。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及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岗位年薪也达到了100万元至150万元。某招聘网站上刊登了多起民营银行招聘广告，位于武汉的一家民营银行招聘首席信息官，给出了200万元至260万元的薪酬。
第三大因素，银行还隐藏着众多的高薪群体，这些人的高薪程度可能要比银行高管的薪酬更高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高管的薪酬确实比普通员工要高得多，而且有的银行高管的薪酬比员工高得非常多。但对于部分银行来说，高管的薪酬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多，也并没有想象的差异有那么大。这当然与工资薪酬体制、银行发展业绩相关。
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银行高管的薪酬除了管理体制因素以外，银行的业绩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银行无论是职务提升还是收入提高，最核心的基础当然是业绩，而业绩不仅决定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决定了银行高管的收入水平。
实际上，银行的高管也许并不一定是收入最高的群体，而银行另外真正的高收益群体可能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实际上，银行收入最高的群体有以下几大群体：投资银行部门、金融市场部门或者资产管理部门、以及支行长或者分行长。
投资银行部是银行工作待遇好、收入比较高的部门，如果遇到几个好的项目和比较大的项目成功实现，那么年收入百万甚至几百万、上千万都根本不是梦想。
金融市场或者资产管理部门就是传说中的理财部门，由于资产管理业务和理财业务风险大、收益比较高，虽然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但如果市场行情好、理财收益较好，员工的薪酬也是水涨船高。
另外就是银行业绩好的支行长收入很高，业绩好的客户经理收入也很高，甚至有的客户经理的收入高于支行长。很多大的客户经理、业绩好的客户经理，年收入上百万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上千万的人也大有人在。
薪酬是能力、贡献的象征，实际上分析高管与员工薪酬差异意义并不大，因为只要你有能力、有业绩，即使你不当银行的高管，也可能会拿到比高管薪酬更高的薪酬 。（麒鉴）
吃土少年Hollar
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陈炯明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jason大魔王
龚蜀雄，湖南新化人，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贵州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湖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湖南省银行业协会会长，中国投资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湖南投资学会会长，湖南省第三届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兼职教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第八届湖南十大杰出经济人物评选活动“特别贡献奖”及“最受公众关注奖”。2008年奥运火炬长沙传递站火炬手。领导建行湖南省分行连续四年在湖南银行同业取得存款、贷款、中间业务、发卡量、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等主要业务指标“六个第一”，主要业务指标在全国建行系统位居前列，被湖南省政府誉为“三湘金融领头羊”，被评为“湖南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拓展资料截止2020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现在的正副行长名单为：刘桂平，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自2019年7月起出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章更生，执行董事、副行长，自2015年8月起出任执行董事，自2013年4月起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副行长，自2019年8月起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除以上正副行长外，中国建设银行管理层主要成员还有：黄志凌，首席经济学家，自2013年9月起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靳彦民，首席风险官，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胡昌苗，董事会秘书，自2019年5月起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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