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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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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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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只能说小女你很懒啦,搜索一下有很多这种文章的,我这里帮你粘贴出一篇来,其它的自己参考这弄咯~~:)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假直接关系到企业诚信和声誉。本章列举国内外的财务信息欺诈案例,目的之一是让学生了解做假者的伎俩和手段,以便工作后有效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具备识别财务信息的火眼金睛,扮演好经济警察的时代角色。案例1 安然事件对我国财务管理的启示就在我们为中国资本市场系列造假案忧心忡忡的时候,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寂寞”地爆出了当量巨大的假账丑闻。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安然公司(Enron)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该公司2001年的股价最高达每股90美元,市值约700亿美元。但在安然公司前任财务主管因涉嫌做假账,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公司的盈利大幅下调,股价急剧下跌至26美分。安然公司被迫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资产总额498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记录。一、做假手段(一) 隐瞒巨额债务安然公司未将两个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的资产负债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合并处理,但却将其利润包括在公司的业绩之内。其中一个SPE应于1997年纳入合并报表,另一个SPE应于1999年纳入合并报表,该事项对安然公司累计影响为高估利润亿美元,低计负债亿元。SPE是一种金融工具,企业可以通过它在不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情况下融入资金。华尔街通过该方式为企业筹集了巨额资金。对于SPE,美国会计法规规定,只要非关联方持有权益价值不低于SPE资产公允价值的3%,企业就可以不将其资产和负债纳入合并报表。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只要企业对SPE有实质的控制权和承担相应风险,就应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从事后安然公司自愿追溯调整有关SPE的会计处理看,安然公司显然钻了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空子。(二)安然公司利用担保合同上的某种安排,虚列应收票据和股东权益12亿美元。(三)将未来期间不确定的收益计入本期收益,未充分披露其不确定性安然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与能源和宽带有关的合约及其它衍生工具获取收益,而这些收益取决于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预期。在IT业及通讯业持续不振的情况下,安然在1999年至少通过关联企业从互换协议中“受益”5亿美元,2001年“受益”亿美元。安然只将合约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计入财务报表——这其实是数字游戏。尽管按照美国现有的会计规定,对于预计未来期间能够实现的收益可以作为本期收益入账,但安然公司缺少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合理预期,也未对相关假设予以充分披露。(四)安然公司在1997年未将注册会计师提请调整的事项入账,该事项影响当期利润亿美元(1997年的税后利润为亿美元,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此采取了默示同意的方式)。(五)利用金字塔构架下的合伙制网络组织,自我交易,虚增利润13亿元(六)财务信息披露涉嫌故意遗漏和误导性陈述二、对我们的启示(一) 从财务会计角度传统财务报告披露模式捉襟见肘。以历史成本和每股盈余为重心的财务报告模式很难适应当今的商务模式、复杂的财务结构和与此相关联的经营风险。尽管安然在2000年年报中提供了其8页纸的管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以及16页纸的会计报表附注,但仍然将一些资深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人搞糊涂了。在他们看来,安然披露了大量的信息垃圾。现行财务报告系统产生于工业时代的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的资产是有形的,投资者是成熟的和数量不多的。既没有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也没有即时股票报价或信托基金,更没有首次投资项目的价值重估。投资者不能长期忍耐资本市场上的财务报告又反映大量复杂的“过去时”信息,他们更需要正在发生和未来将要发生的相关信息。因此,财会界必须谨慎而迅速地完成向“现在时”报告模式的转变,以提供连续性而不仅是期间性、多维核心业绩指标而不仅是单一每股收益以及易于理解的商务模式、经营风险、财务结构和经营业绩的信息。关联交易舞弊或欺诈游刃有余。为推动二级市场股价,安然公司开始通过关联交易做手脚。最为著名的关联交易发生在2001年第2季度,安然把北美的3个燃气电站卖给了关联企业Allegheny能源公司,成交价格为亿美元。市场估计此项交易比公允价值高出3亿至5亿美元,该差额被加入能源公司业务利润中。就在这个季度结束的前一天,安然将它的一家生产石油添加剂的工厂卖给了名为EOTT公司的关联企业。外界怀疑由于安然无法提供令华尔街满意的盈利数字而强迫EOTT在季报的最后一天完成了交易。实际上,早在1999年底该石油添加剂工厂已被安然列为“损毁资产(Impaired Asset),冲销全额达亿美元。而18个月后又以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间充满蹊跷。反观我国的关联交易同样五花八门。如企业向内部管理人员贷款,让后者买进公司股票,或借现金给关联公司,让后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通过购并、置换、托管等手段与关联公司制造计价不平等条件下的“泡沫利润。虽然财政部出台了抑制关联交易业绩幻觉的规定(即将超过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但鉴于关联交易计价与披露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该领域依然是热衷于操纵利润者的乐土。合并报表范围别有玄机。考察美国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和我国的准则、制度就会发现,拥有实质控制权是纳入合并范围的标尺。这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必须依赖财会人士的高度专业判断,因为拥有子公司的股权虽不及51%但可能“实质控制”,而安然公司恰恰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下,未合并众多未拥有50%股权但“实质控制”的子公司;二是客观上鼓励管理当局建立复杂的公司体系,拉长控制链条,将债务留在子公司账上,将利润显示在母公司的账上。安然公司利用该等技巧,创建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数量超过3000个,以自上而下“传递风险,自下而上“传递”报酬。联想到我国的许多公司任意改变合并报表范围,并盈不并亏的情形层出不穷,看来压缩合并报表的利润操控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商业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激进的财务管理犹如“火中取票”。安然公司奖励业绩的办法,颇让人费解。经理人员完成一笔交易的时候,公司不是按照项目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收入而是按预测的业绩来执行。就是说,如果签署协议的时候预计项目可以为公司带来30%的回报,那么就按照这一数字给负责人发奖金。此外,安然公司管理层对财务报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与积极。一位西方著名的会计学家说,如果公司的文化是为了既定的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便是麻烦的开始。反观我国的一些企业,也常常为了激进的盈利指标,实施扭曲的激励举措,而一旦事与愿违,又寄希望于会计制造利润,如此,即陷入了“目标激进——扭曲激励——数字游戏”的恶性循环怪圈。避险的财务创新或许成为制造风险的罪魁祸首。衍生金融工具最原始的功能就是为了“避险”,安然公司一方面用期货、期权市场和衍生金融合同将能源商品“金融化”一方面将一系列不动产打包抵押,借助信托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安然公司的初衷是把本来不流动或流动性很差的资产或能源商品“流通”起来,没想到却成为破产的主因。尽管我国的企业引入衍生金融工具还不普遍,但仍需未雨绸缪,因为在驾驭金融品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财务创新很可能适得其反。(二) 从独立审计角度业务多元化是福是祸?美国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疯狂繁荣阶段之一,因为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前所未有地增长。在得意之后的膨胀中,许多规则和界限都发生了松动。安达信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安然的外部审计师,但从90年代中期起,它开始提供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和咨询服务,这意味着,它的一只手忙于安然的会计和控制系统,另一只手来验证所产生数字的公正性。美国《经济学家》评论说,“会计公司放弃了传统的外部怀疑者角色而成为一个内部的商业合伙人,他们也放弃了披露信息的职责,而成了掩藏财务兔子的魔术师。”而另外引起质疑的是,大会计公司从90年代展开的庞大的“专家”咨询服务,从信息技术系统到法律援助,从纳税计划到人力资源招聘方案,拓展咨询业务的趋势非常明显。1993年,全行业31%收入来源于咨询,而1999年咨询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高达51%。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了约5200万美元的服务费用,其中2500万美元是审计费用,约2700万美元是咨询和其他服务费用,这使得安达信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乐得“放一马”,因为一旦得罪了安然公司,巨额咨询费用恐将不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利维特曾力主拆分咨询业务,但包括安达信在内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却一直以阻碍注册会计师业务发展等理由加以拖延,安然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拆分变得迫切,会计师事务所服务品种的重新“洗牌”已成定论。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凭借扩大业务规模、开展增值性服务,以期形成业务多元化格局。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审计与咨询导致的独立性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当咨询业务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超过50%时,就要及时考虑将咨询机构分立。单一客户收费高企是喜是忧?像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安然公司这样的大客户,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财务依赖。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同一客户,或某单一客户的付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相比不匹配,注册会计师很可能因利益诱惑而弱化应有的独立性。对此,一些独立审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如香港会计师公会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从同一客户取得的收入不能超过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15%。业务收入的集中度风险是导致审计失败的诱因,我国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应尽快弥补这一空白。旋转门是停是开?很多安达信的职员辞职后径自加入了安然公司,与原来的同事继续着“亲密”的关系。这形成了一种“旋转门效应”,使执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先入为主地形成客户内部控制良好的印象。让旋转门停下来,防止与客户关系过于紧密,提升审计独立性,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同业互查是强是弱?在美国的自律管理体系中,每三年一次,由事务所之间相互检查。同业互查被认为是注册会计师自律机制的最佳模式。耐人寻味的是,安然事件前的同业互查未能发现安达信的审计漏洞,而事后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专项检查同样“OK”,人们不免觉得同业互查差不多成了“同业包庇”或“同业吹捧”的代名词。在我国准备引入这一监管形式时,应当审慎考虑:同业互查对质量控制的促进程度,各事务所之间的制衡力度以及开展检查时的测试深度,流于形式和浅尝辄止的同业互查只会造成审计资源的浪费。协会监管职能是松是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一直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注册会计师的“胡萝卜”(权益的守护神),又是注册会计师的“大棒“(执业的监管者)。安然事件引发的人们对协会角色的置疑,直接导致了协会所属“公共监督委员会”(POB)的解体。应当承认,行业协会角色的模糊制约了其监管职能的发挥。可行的做法是,让角色分立,要么是注册会计师的“代言人”,要么是注册会计师的“监管者”。 外部环境是冷是热?经济低迷、价值观沦丧、心理预期、盈余标杆、指标考核等都可能成为管理当局舞弊的刺激因素。自从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溢出后,经济发展放缓,包括安然在内的上市公司面临着沉重的财务压力,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造假内驱力。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进程加快,企业竞争空前激烈,面对股东的期许、主管部门的要求和监管部门的督察,公司管理当局(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欲望异常迫切。应该说,外部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审计的成败,换言之,经济的繁荣容易遮盖财务数据的“水分”,即使审计出现过失也不易暴露。尽管我们不应根据外部环境的优劣考虑审计的性质、时间和范围,但在外部环境较“冷”的条件下,恪守应有的谨慎与合理的怀疑,是防范审计失败的应有考虑。专业品质是高是低?关联交易审计向来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再加上表外融资、衍生金融工具等事项,更是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准备开发一个关联交易审计“工具箱”(包括与关联方交易有关的所有现行的财务报告和审计规则,并为注册会计师提供在目前审计期间应予考虑的若干建议),并就舞弊问题发布详细的执业指南,这意味着职业界开始重点解决审计失败的困扰。需要提请同仁注意的是:第一,考虑如何转变已给外界造成的注册会计师“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印象;第二,避免在特定领域出现“外行审计内行”的情形,尤其是涉及财务创新时;第三,充分关注复杂或特殊的交易和事项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类似像安然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安然前首席财务官为关键关联人),事实上成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逻辑炸弹”,只有审时度势,辨析交易和事项背后的风险所在,针对性地采用追加的程序,才不至于落入预设陷讲。(黄世忠,《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3期)案例 施乐公司财务违规剖析美国国会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2002年10月公布了一份题为《财务报表重述:趋势、市场影响、制度对策和存在的挑战》的报告。报告称美国上市公司中由于会计违规而引起财务报告重新编制的次数从1997年的92次上升到2001年的225次。根据这一趋势,GAO预计2002年财务报告重述的公司将比1997年增加170%以上。报告显示,大规模公司由于利润操纵而引起财务报告重述次数增长尤为迅速,其中包括著名的施乐公司、安然公司及世通公司等等。在众多会计违规处理中,由操纵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金额和时间而引起的财务报告重述次数仍然占总数的50%以上。下面以施乐公司为例,分析其会计利润的操纵手段和动机,并讨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现状:一、施乐公司的两次财务报告重述施乐公司创建于1906年,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以经营办公设备为主的跨国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制造商及复印机的发明者。施乐公司于2001年和2000年两次重新编报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大幅下调收入和利润。(一)第一次财务报告重述2000年6月16日,施乐公司墨西哥地区分部设立的异常准备金(unexpected provisions)被公开披露。由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对施乐公司墨西哥地区业务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调查。2001年4月3日,施乐公司向公众透露将延迟向SEC提交2000年度财务报告。原因是施乐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和其外部独立审计师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将分别对财务报告进行复核。2001年5月31日,施乐向SEC提交了复核后的2000年度财务报告,其中1998和1999年的比较合并财务报表被调整。1998年度净利润下调12200万美元,比原来减少%;1999年度净利润下调8500万美元,比原来减少6%。在两年的时间内,施乐公司累计虚增利润达20700万美元。显然,利润的下调和会计处理的更正是公司审计委员会和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分别进行的两项调查所导致的。对施乐公司的调查,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地区的业务及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调查结果表明,在某些业务的会计处理方面,施乐公司有违背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违规行为。调查结果还揭露了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墨西哥地区的某些高级经理合谋违反公司的会计政策和管理程序。会计处理方面的违规主要有: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低估租用特许权的负债、设立非法准备金等。(二)第二次财务报告重述2002年4月1日,施乐公司再一次提出重新编报1997年至2000年的财务报告,并将对刚刚公布的2002年财务报告做相应调整。这次更正使得公司调低1997年至2000年的净利润,四年累计亿美元,是其在经过第一次调整后的四年净利润总和的%。相关会计数字见表所示。这次财务报告重新编报的主要原因是施乐公司在费用和收入确认方面违反了GAAP的会计处理规定。二、主要会计操纵手段根据SEC的调查结果,1997年至2000年间,施乐公司利用违规会计处理隐瞒和歪曲了真实的经营状况,使其会计利润达到并超过华尔街的盈利预测。这一系列的会计操纵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一手导演的。调查结果表明:施乐公司的主要会计违规方式有:(一)提前确认租赁收入施乐公司不断改变其租赁收入的会计处理方法,却不披露相关会计收益的增加仅仅是来自会计处理的变更。除了不进行相关披露外,施乐公司多数会计处理是明显违反GAAP的。例如,在提高收取出租设备的租赁费时,施乐公司在当期确认了由于提高收费带来的收入的增加。而根据GAAP的规定,这些收入在提高收费当期是没有实现的,要递延到剩余出租期才能进行确认。(二)任意提高出租设备余值施乐公司在租赁期开始后,任意调整出租设备的余值(即在出租期结束后,通过调高设备余值来减少相应的成本项目,从而使季度报告的盈利水平达到公司内部和资本市场的盈利预期。(三)提前确认出租资产组合收益合约的收入施乐公司将各项出租资产进行组合,将来自于这些资产组合的未来租赁收入卖给投资者,这在实质上是一种远期合约。GAAP规定,这类收入必须在租赁收入真正取得时才能确认相应的合约收入,而施乐公司在签定合约的当期就确认了所有收入并且没有披露相关内容。(四)操纵各项准备金施乐公司通过减少原先为了其他目的设立的准备金余额来增加当期利润,这明显违反了GAAP的规定。另外,在1995和1996两年内,施乐公司由于在与美国国税局(InternalRevenue Service,IRS)的法律纠纷中胜诉而获得一笔利得。根据GAAP的规定,公司应该在1995年和1996年确认相关法律费用时就全部确认这笔利得。而施乐公司将这项利得递延到1997年至2000年之间进行确认,这种违背GAAP规定会计处理的目的是为了随意操纵各年利润,以达到盈利预测。(五)未披露应收账款贴现业务证券分析师预测施乐公司1999年的流动性会提高,并且年末现金账户有大量余额。为了达到这一预测,公司管理层让其最大的业务部门与当地银行进行了大量的应收账款贴现。这些交易对施乐公司1999年的经营现金流有重大影响,但公司却没有在财务报告中做出相关披露。有些贴现业务是有回购协议的,即施乐公司要在1999年末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买回该应收账款。公司不仅将其作为应收账款出售进行会计处理,而且第二年也不做应收账款回购时的会计处理。三、利润操纵的动机分析(一)市场预期从上述施乐公司会计操纵手段来看,有通过改变会计处理方法来调节账面利润的,有违规提前或延后确认利润的,有为了提高流动性而进行交易安排的。这些手段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达到或超过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以及公司内部制定的盈利目标。这些会计操纵手段虚增和平滑了公司的盈余数字,达到并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使得公司股价一直保持较好走势。(二)经理人报酬美国众多上市公司,包括施乐公司在内,为何要利用会计操纵手段来使公司业绩达到公司内部和市场的预期呢?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管理层的切身利益,包括报酬和职位。SEC指称,1997年至2000年间,施乐高级管理人士领取了500多万美元的业绩补贴,并通过出售所持股票获取了3000多万美元的利润。可见,正是依赖于公司经营业绩的酬金以及与股价直接相关的股票收入,促使公司管理层不惜使用违法的会计处理来谋取高额的回报。除了报酬之外,职位的保全也是动机之一。因为市场竞争使得没有创造出色业绩的管理层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会计利润又是评价管理层业绩的重要指标,管理层有动机为了保全职位去操纵会计利润。四、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现状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存在会计数字虚假的状况,证监会已对部分公司作出相应处罚并要求公司重新编制财务报告。这类公司利用多种手段制造虚假失实的会计报表,以达到其上市、配股和避免成为ST公司或退市等目的。而这些公司会计操纵的手段还是以利润和费用的确认为主。部分因财务报告虚假失实而被公开处罚的上市公司有:ST黎明的1999年度会计报告虚增资产8996万元;虚增负债1956万元;虚增所有者权益7413万元;虚增主营业务收入15277万元;虚增利润总额8679万元。ST冰熊2000年年报显示,由于费用挂账、会计处理不当等会计差错,该公司2000年期初未分配利润调减5545万元,表明该公司以前年度信息披露存在重大不实行为。郑百文上市前采取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手段,虚增利润1908万元,并据此制作了虚假上市申报材料;上市后三年中采取虚提返利、费用挂账、无依据冲减成本及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手段,累计虚增利润14390万元。东北制药在编制1996年财务报表时,把应作为费用处理的2128万元出口税金转入产成品成本,留待下年处理,致使公司当年财务报表失实。以上提及的是公开揭露的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虚假失实的一部分公司,其违规行为都涉及收入和费用的确认问题。可见,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违规行为中,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操纵也占相当比重。五、结论安然公司曾通过构造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绕过GAAP的会计处理规定,编制晦涩难懂的财务报告。人们部分地将其归咎于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跟上经济业务的发展而造成的会计数字失真。然而,施乐公司的案例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表明,会计操纵的重要项目还是在于收入和费用的会计处理上。相对而言,常规业务的收入和费用的会计准则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上市公司中,明显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收入和费用的会计处理仍然是其虚构会计利润的主要手段。所以,有效减少虚假会计信息主要不是会计制度制定的问题,而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问题。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一方面涉及到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外部多方的监督和管理。在美国,这些外部力量包括独立审计师、证券分析人员、信用评级机构、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公司内部治理法规和外部监督力量都比较薄弱。所以,在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道路上,新会计制度的制定是一方面,同时还要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力量的监督和管理。

旋转门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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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莉

“大隧道”,这条美国历史上投资最为巨大的高速公路,诞生在一个坚定的高速公路反对者的头脑中。1970年的一个晚上,两位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在波士顿一间咖啡馆会面。弗瑞德瑞克·塞尔沃斯,波士顿市的交通顾问,由于他的坚定反对,他的校友、高速公路建筑承包商比尔·瑞赫德刚刚丢掉一大单生意———穿越波士顿城的95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及把波士顿已有的几条高速公路串连起来的城市环线建设。塞尔沃斯所在的城市素有反对高速公路的传统,因为高速公路曾给这个城市带来灾难。1950年代,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现全国快速交通体系,“高速公路总体规划”在全国铺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9∶1的比例为各地的高速公路路网建设提供资金,各种高速项目在全美“高速”展开,因而漏洞叠出。在波士顿,糟糕的高速公路带来的可怕影响,集中体现在“中央干线”上。这是一条从南到北纵贯东波士顿的高架桥高速公路:没有紧急停车带,出入口和急转弯过多,交通事故频发,设计日流量75000辆车的路面,日后每天要负担20万辆车的通行。噪声、尾气、烦躁的司机、缓慢蠕动的机动车,每天要在这条双向6车道的高架桥上共存10个小时以上。100英尺宽的路面从40英尺高的地方投下巨大阴影,阴影里是停车场、地下通道和流浪汉聚居的地方。人们轻易不愿从这条外表面被漆成绿色的高速公路下穿过。他们叫它“绿色怪物”,又管它叫“波士顿的柏林墙”,因为它把拥有往昔光辉岁月的海滨社区圈在一隅,割裂了它与城市中心的联系。塞尔沃斯是出生在海滨社区的第三代意大利移民。他爸爸是瓦匠,奶奶不会说英语。为了修“绿色怪物”,塞尔沃斯的奶奶被限期10天之内搬离,她的房子是被“绿色怪物”夷为平地的2万座民宅中的一座。铲土机摧枯拉朽搬推倒民宅的画面一直清晰地印在塞尔沃斯的脑子里。1961年,塞尔沃斯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拿到了市政工程学的硕士学位,他走出校门之后不久,即进入政府的交通管理部门工作。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普遍认为,穿城而过的高速公路割裂了城市,带来噪音和污染,是制造贫穷和社会偏见的工具。1970年代,95号州际高速公路和城市环线开建的消息传来之后,受社区牧师之邀,塞尔沃斯等几位哈佛出身的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起担任了社区反高速公路组织的“智囊团”。他们联合社区内各个阶层的居民,成功地把拟建的95号州际公路移到波士顿城以西8英里处。在高失业率的1960年代,这么做有相当的政治风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波士顿市以及麻省的行政长官都反对高速公路的进一步扩张密不可分。但“绿色怪物”作为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错误依然存在,塞尔沃斯对它的厌恶溢于言表,称它“丑陋并导致社区衰败”。瑞赫德理解校友的心情和处境。但他仍希望在波士顿找到新的商业机会。他在餐巾纸的背面涂鸦并开玩笑说,依你们波士顿人对高速公路的厌恶程度,你们应该把“中央干线”埋进地下。 几天后,塞尔沃斯在“绿色怪物”阴影下走过,瑞赫德的话像火柴一样在他的脑海中擦亮:如果真能把“绿色怪物”埋入地下,不仅能解决交通问题,还能把割裂的城市重新缝合在一起,而又不用搬迁居民。当时,塞尔沃斯正在参加由麻省行政长官弗兰克·萨哲召集的交通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小组有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环境学家等各种专业背景的60名成员。议题之一是如何解决“绿色怪物”带来的各种棘手问题。对此,小组成员提出了改建“绿色怪物”的入口处口、设立公交专用车道等若干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小修小补,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塞尔沃斯提出了把“绿色怪物”埋入地下,并修一条穿越波士顿湾的海底隧道以缓解通往洛根国际机场的交通压力的设想。这个大胆的设想让小组成员眼睛一亮。这个设想还能提高“中央干线”附近的地产价格,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解决就业,让城市获得更多的营业税,让今天的波士顿与它往昔光辉的滨海岁月续接在一起……看上去,它天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项目,有获得各利益相关群体好感的潜质。塞尔沃斯回到社区去游说民众。在反对95号州际公路的日子和在东波士顿当市长的时候,他在社区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盟友。在成功地获得民意基础之后,塞尔沃斯又成功地说服了代表波士顿选民的参议员托马斯·飞利浦·欧耐尔。他的支持是“绿色怪物”改造工程获得联邦财政支持的关键。与此同时,困扰改造工程的一大技术难题也有了答案。1982年,在意大利发展成熟的“灰浆墙”技术被介绍到美国。这是一项把预制件推入地下而避免在地表大规模开膛破肚的技术。然而,在技术链条向前推进的时候,政治链条却出了问题。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和总统罗纳德-里根都反对改造工程,理由是费用过高。然而,麻省和波士顿的政治家们最终利用选票杠杆,获得了国会的支持,从而扳倒了总统的否决。1987年,“中央干线隧道工程(Central Artery/Tunnel Project)”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按照规划,工程人员要用10年的时间,花费26亿美元,把英里长的“绿色怪物”变成一条双向8车道的地下高速公路。因为巴拿马运河叫“大沟(Big Ditch)”,人们管这条即将兴建的地下高速公路叫“大隧道(The Big Dig)”———最后这个工程用了26年时间,花了150亿美元。 “1950年修建绿色怪物的时候,我们没有反抗,因为我们觉得无法改变政府的决定。到了修‘大隧道’的时候,他们鼓吹工程将带给我们什么好处,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为此我们将忍受什么。”挖掘在距离南希·卡茹索家50码远的地下100码处进行,为了减轻施工带来的震动,施工方在她家的床垫上装上了特制的弹簧。卡茹索是社区组织“北部海滨社区中央干线委员会”的创始人。“委员会”要求施工方设立专职的环境监测员,并开通一条24小时的热线,处理施工给居民带来的麻烦。“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提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卡茹索“通情达理”的条件,是要求受1969年颁布的联邦环境法的保护。这项法令规定,任何欲获得联邦财政支持的公共工程在开工之前必须提交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IS)”:从交通、空气质量、噪音和震动、能源、经济影响、视觉、历史遗迹、水质、湿地和水路、植物和野生动物等十方面,分析一项工程可能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减少负面影响的应对措施。从1983年到1991年,“大隧道”工程的监理方和建设方提交了三个版本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每个版本的报告都被打印成册,放在公共图书馆、超市、邮局,供公众取阅并提反馈意见。之后是为期一天的听证会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再评议。1990年,“大隧道”公布的长达500页的《环境影响最终评估报告增补本》共吸引了175条口头评议和99条书面评议。参与评议的团体五花八门,“麻省之友”、“美国机动车联合会”、“中央干线地区商务委员会”、“火腿山公民俱乐部”、“波士顿建筑师协会”、“自行车不自燃骑行俱乐部”。资金充裕的团体会雇佣建筑师,就他们不满意的出入口和通风建筑提出替代性方案。财力不雄厚的团体则到公共图书馆翻阅几十年间的市政档案,为自己的主张寻找论据。“与其把‘绿色怪物’送入地下,还不如把波士顿垫高便宜。”在漫长的设计阶段,“大隧道”的反对者、麻省议员巴尼·弗兰克说了这么一句尖刻的俏皮话。塞尔沃斯一度成为专栏作家和脱口秀节目冷嘲热讽的对象。“论证这样一项工程的可能性就像论证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波士顿的一位地方官员说,这样的公众参与“无异于把一块大象肉投进弱肉强食的丛林”。然而塞尔沃斯坚持认为,公众参与是公共工程的本质。为了防止公众参与的成果因市及州行政长官的换届选举化为泡影,塞尔沃斯把最有建设性的几条建议写进工程规划里,因为规划书是受法律保护的。 塞尔沃斯始料未及的是,日后他会栽在公众参与上。查尔斯河上的桥,作为城市的北大门,南岸是波士顿城,北岸是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的剑桥镇,要满足交通流量的需求、河两岸社区的美学标准、联邦环境法案对于环境指标的要求,这座桥的设计方案迟迟不能确定。当塞尔沃斯提出第26个方案———Z方案(之所以起名Z,是因为规划方希望这是最后一个方案)的时候,如果想让这座桥按工期及预算完工,公众参与的环节就不得不大大地压缩。如若不然,已经对高额投资不满的联邦政府将有可能缩减对“大隧道”的财政支持。所以在Z方案提出一年之内,塞尔沃斯及他所在的规划小组没有公布利于公众理解的设计三维模型。1年之后,工程即将动工之际,三维模型图被公布出来。那是一座分为6层的桥梁,每一层都有出入口,为了跟这些错综复杂的出入口配套,河两岸需要堆起巨大的漫坡。《波士顿环球报》对Z方案进行了长篇系列报道。反对者说Z方案是“建在左一个右一个斜坡上的”、“巨大的”、“毫无生气的”、“高速公路组成的乱线头”,一旦Z方案变为现实,查尔斯河上就多了一座长城,而新英格兰则添了一座史上最丑陋的建筑。塞尔沃斯解释,Z方案是预定工期和预算下最好的方案。但反对的声音仍如潮水般涌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彼得·豪采访了查尔斯河两岸的若干位居民。丹·金说,Z方案将是矗立在他们社区背后的丑陋影碑。停车场老板瑞驰德·高德博尔德则抱怨,Z方案将征用他的一块地产。公众对Z方案的反对,扩大成对“大隧道”工程的反对。“区域交通委员会”主席邓·基非尔德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称“大隧道”好比用电钻钻开波士顿的肠胃,并把动脉、血管、肌肉和内脏一起扒出,而在这个过程中,波士顿将陷入昏迷。Z方案因为反对派的意见沉入水底,其代价是工程延期和预算攀升。直到1994年,人们终于找到各方均能满意的方案时,因延误工期带来的损失已达2300万美元。在此期间,随着与自己政见相同的民主党州长迈克尔·卡斯离任,塞尔沃斯也离开了麻省交通顾问的职位——1978年到1982年,因为迈克尔·杜卡斯离任,塞尔沃斯也曾告别过“大隧道”和他的顾问职位。只不过,这次离任后塞尔沃斯没能再回来。面对投资如此巨大的公共工程,政治人物的耐心远远不及规划师有耐心。几乎每一届波士顿或麻省的行政长官换届都会带来对“大隧道”的质疑、审视,从而造成工程的停顿,当然,也使工程有了修改缺陷的机会。“如果你想‘公众参与’这个环节,就肯定要花时间要花钱。对查尔斯河上的这座桥来说,花费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地标式的桥梁,而不是一个几十年的遗憾。”11月8日,麻省公路管理局最近一位主席马修·阿莫瑞乐在接受采访时,对本报记者说。 1980年代,塞尔沃斯担心麻省相对弱小的公共建筑部门没有足够的实力承担起“大隧道”的建设。塞尔沃斯把工程全程承包给了私立建筑承包商,贝司塔尔和派松·伯瑞格豪夫。这两家私营建筑公司都是有百余年历史的老字号,有修胡佛水库、在沙特阿拉伯建设一座26万人口工业城市等大型建设项目的经验。因为长期包揽大型工程,两家公司跟政府部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两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不乏在政界和商界的旋转门间自由穿梭之辈,里根内阁甚至曾任命贝司塔尔的高层管理人员担任国防部的官员。观察人士认为,以这两家公司作为“大隧道”的设计和建筑商,有助于这项“巨无霸”工程获得持续的联邦资助。麻省州长威廉·威尔德对私立公司的信任程度更甚于塞尔沃斯,在他的任期内,路政局对工程的监管力度大大减弱。直接导致了工程之后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1991年,塞尔沃斯离职之后,新任共和党州长任命了自己的交通顾问吉姆·凯若萨特。吉姆·凯若萨特素有一意孤行、欺压承包商、藐视联邦官员的名声。《华尔街日报》对其“独特的管理方式”进行调查,结果却发现吉姆领导下的“大隧道”工程瞒报了数十亿美元的开销。当时是克林顿的任期,交通部部长罗德尼·斯莱特称:“大隧道财务丑闻是对有85年清白历史的联邦和州共建高速公路项目的无耻背叛”。吉姆·凯若萨特被停职。作为惩罚,联邦政府对“大隧道”的财政支持削减至85亿美元,而按照以前的约定,联邦政府将承担建设费用的90%。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联邦高速管理局对大型公共交通项目定期进行成本分析的规定。在这项法令的保护下,尽管麻省的审计员在“大隧道”工程开始两年之后就发现了一笔2300万美元的资金浪费,建筑商却一直被免除追究任何责任。吉姆的解职并不能改变所有的问题。2002年,美国规划协会发布研究报告,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十有八九超过预算,但平均而言,超额28%,“大隧道”超过预算300%。“‘大隧道’是一个第三世界工程,因为这么离谱的超预算只能出现在第三世界。”这份研究报告称。2002年,学公共管理出身的马修·阿莫瑞乐担任“大隧道”监理方麻省路政局的主席。在他的任期内,开工11年的“大隧道”正在遭遇财政、塌陷、渗漏等多起公众信任危机。对于超预算的原因,阿莫瑞乐给了一个或许太过轻松的解释:“‘大隧道’时间跨度很长,当初做预算的时候没有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去。”事实上,工程严重超预算有至少三方面的原因:技术挑战带来的费用攀升;“公众参与”带来的决策过程缓慢;行政当局对于工程的监管不力。 “大隧道”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工程。从1985年开始,整个工程的设计时间持续了12年。在这12年里,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人要想象这一工程的全貌,无异于盲人摸象。与“大隧道”在地下出现的种种尴尬相比,阿莫瑞乐似乎更愿意向别人介绍地面上的情况。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大隧道”建成以后,地表75%将为开放的绿地和社区活动场所覆盖,以实现把被交通垃圾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市民和把割裂的城市缝合起来的初衷。阿莫瑞乐任职的2002年,“大隧道”的地下工程已经接近竣工。而在地表工程中再度加强公众参与的比重,将是化解公众信任危机的好方法。在规划图上,英里的工程沿线被分为23个小块。每一块在规划中留作何用,都在波士顿的门户网站上公之于众。为了拓宽大家的眼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系和波士顿电视台第5频道组成报道小组,到巴塞罗那、旧金山、曼彻斯特等濒水城市采集成功的城市规划案例,把它们介绍给公众。对于每一块地具体该如何使用,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主张。“波士顿绿色联盟”主张尽可能多的绿地;建筑师则更希望用建筑真正地把“中央干线”两边的城市缝合起来,他们认为保留一条带状绿地等于在不断地提示人们分隔的存在;由“中央干线”沿线业主们组成的“干线商业委员会”则希望在该地区引入博物馆、图书馆之类的文化机构;社区园艺协会想建一个玻璃温室,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当时有很多争论,这块地该不该给一个没有足够资金的组织去经营,还是应该把它变成能赚钱的经营用地?最后我们决定把这块地给园艺协会,因为我们确实有建一个‘冬季花园’的计划,并希望把这个花园交给农业或植物组织管理。当然,让一个非营利机构在短时间内筹措起一大笔钱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我们给他们10年、15年,他们或许就能筹集到这笔钱。在这期间,在社区里一直有一块干净的、未被建筑物占据的地归他们使用,他们可以在那里做一些季节性的展示,直到他们筹集起足够的钱去建玻璃温室。最终,我们的城市拥有了它想要的冬季花园。”阿莫瑞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本报记者说。阿莫瑞乐曾数度参加在波士顿英语学校等地组织的“社区创意对话”,听取社区居民的建议。“在东波士顿有一座废弃的火车机车修理厂,有些地产商想把它改建为画廊,但居民们更愿意拿它来做社区活动中心。我们听从了居民们的意见。”阿莫瑞乐说,这样的建议他们共采纳了几百条,其中不乏在部分路段增加通向“大隧道”的出入口这样以百万美元为单位、提高工程造价的建议。事实上,“公众参与”环节的花费占整个工程造价的四分之一——亿美元。其中因听取公众意见、缓解工程带来的多种不良影响而新增项目的费用,是30亿美元。其他公众参与花费还包括:举办听政会、开展调查等。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2004年7月26日,麻省和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及其家族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将“大隧道”之上的一系列公共绿地命名为“罗丝·肯尼迪花园路”,以纪念在波士顿北部港口出生的肯尼迪家族的女家长罗丝·肯尼迪。而爱德华·肯尼迪已在私底下同作展览装置的表兄商量如何设计这条花园路。这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罗伯特·坎贝特担心,为绿植覆盖而又缺乏与周边社区必要联系的“罗丝·肯尼迪花园路”会作为无家可归者和瘾君子出没的新的“绿色怪物”。但毕竟,这里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道阴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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