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凉漠
一、清晰认识并购后管理整合可能存在的风险并购后的整合虽然只是并购链条的环节之一，但却是时间最漫长、变量最多且与结果相关度最高的环节。并购后管理整合是一项复杂且代价高昂的管理行动，容易引发如下问题：1、整合目标及重点不清晰，与最初并购目标向左，各方缺少掉对整合目标及效果的评判标准，使得在整合过程中并购方及被并购方、第三方无所适从。2、整合仅停留在治理结构层面，但没解决业务及管理层面的深度融合问题。最终治理权落空，不能有效体现并购方意志。3、以乱制乱，并购方本身管理体系混乱，但强行进行业务及管理整合，最终叠加了收购企业的不稳定经营状态，造成恶性的管理共振。4、并购方对未来发展摇旗呐喊，而被并购企业冷眼旁观，或貌合形离。5、急于推进，但缺乏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局面越发混乱，人心涣散。6、客户流失、人才流失、利润下降、机会成本大幅增加，整合效果严重偏离预期。并购交易的对象是一个组织生态而非投资产品，不是简单的买卖投资问题，许多并购方如果忽视此问题，只愿意为交易付费而不愿意为结果投资，将必然导致风险发生。二、树立正确的管理整合理念不同的并购出发点和情景决定了不同的并购整合方法，并购方需从实际出发，明确并购后管理整合工作。不同的并购出发点决定了不同的并购后管理整合命题以市值管理、投资为核心的并购，重心在于资本层面的整合；以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降本增效为目标，重心在于战略资源协同上的整合；以管理模式、人才、市场、产品、技术等全方位互融为目标，重心在于对管理与业务的深度整合，以达到互补互融，加速成长的目标。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绝对，以投资为目标，也需关注被并购企业的效益提升问题，只有被并购企业具有成长性，投资估值才得以提升，反过来才能更好的反哺实业的发展，但在具体的管理整合方式上，与其它模式还是存在较大区别的。不同的并购情景决定了并购后管理整合的具体工作如在行业属性上，行业内并购或跨行业并购不同，前者强调对供应链的整合及管理的深度整合，而后者强调对集团资源的重新分配及总部与下属业务间功能、管理关系的的重新调整；在地域属性上，本地并购与异地、海外并购不同，管理半径影响了信息传递效率及风险控制水平，也影响了总部与下属业务间的管理管控深度。在规模体量上，“小并大”与“大并小”不同，因位势产生的管理话语权差异，及组织规模大小本身的生态差异，将对整合过程中的管理政策、人才政策、财务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并购目标、情景差异如何，我们都可从中寻找出一般的规律，我们将其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并购后整合命题：1、第一层面为并表整合可理解为财务整合。这也是最基础的整合模式，并购方出于并购目标本身或对整合效果担忧等考量因素出发，选择最稳妥方式进行整合，这样的整合至多在数字或资金排布上体现共同效益。在经营上并购方只通过董事会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但并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这样的并购易体现于短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无论发生与相关行业或非相关行业并购，都不利于释放长期效益，即无法有效降低内部成本或提升总体收益，1+1仍等于2。2、第二层面为业务链整合可理解为战略整合。这通常发生在产业上下游，如A为B的产业上游，并购后确定了定向的供应关系，而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提高了内部协同效率，而最终提升了产品的整体市场竞争力；也常体现为有业务协同关系的整合，典型如文化+地产，产业互补，释放出1+1大于2的效益。这样的并购整合操作简单且易体现收益，不失为一种好的运行模式，但如果要追求更长期且更大的价值提升，仍不足够。3、第三层面为管理及业务的深度整合可理解为运营整合。这是更深层次的整合，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但影响深远。许多企业纠结于深度整合怕风险，不整合又释放不出效益的困扰中。关键问题还是出在缺少深度整合的工具和方法，对于管理粗放的中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早年联想并购IBM，从战略至资本、从文化到团队、从技术到供应链、从产品线到营销的各种深度整合，便是典型案例。对于有抱负的企业而言，并购后的管理整合能力，应该成为企业的一种高阶的核心管理能力。我们建议，在明确企业未来并购战略后，企业应首先进行一轮系统的内功夯实，全方位的强化及提升内部组织管理水平，并加强企业在核心人才上的储备。三、并购后管理整合的操作方法并购整合的质量与速度决定企业重组的成败，根据诸多项目实操经验看，我们将整合分为三个关键阶段。1、并购规划期（100天）管理整合的起点在并购战略制定时，而并不是并购完成时。我们建议在并购前期，并购方应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对被并购标的进行局部或系统的管理诊断，而不仅基于外围的财务审计、评估模型或观感经验。并购前的系统诊断，对并购战略的清晰化及并购后的整合意义重大。只有对被并购企业的运营体系、组织职能、财务体系、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供研产销等关键要素具备清晰认识，才能未雨绸缪的在并购环节提前布局，理性判断并进行合理的条款设置。许多并购后的实际情况与前期预期差异大，问题多出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诊断并不是并购方对被并购方的单方面诊断，同样还需对并购方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合理评估。识别问题并尽量在并购整合前提升自身管理运营及团队专业能力。2、设计与整合期（100天）整合期一定要系统且迅速，否则将会陷入漫长无效的组织拖沓和制衡状态。从系统论看，需抓住三条主线工作，并在后续优化期主推四个关键点工作，以全面推动双方在关键结构上互融。三条主线工作：1）战略运营线：整合战略与目标计划。通过共同规划，建立双方的方向共识，并通过内外宣贯提升士气。明确关键工作的主次先后关系及目标分解体系，加强双方核心业务的协同性……通过战略及经营的整合，推动双方在正确方向上步入统一节奏，提升战略协同。2）组织管理线：通过组织架构及职能梳理，一方面实现双方关键职能的合理分工，避免资源重复配置或管理体系模糊不清；另一方面，构建能够支持战略实现的组织功能，保障战略落地。同步梳理责权利体系、明确管控及内部沟通机制、推行业务流程梳理、并对关键群体实施激励……通过系统的组织体系优化，深度释放企业运营效率。3）团队建设线：根据战略及组织职能的发育需要，从大局出发，盘点双方内外部人才，以最优配置方式，重构团队。纵向构建人才梯队传递效率，横向优化团队组合释放效率。根据经营目标执行及管理机制运行，建立标准并动态评估团队，优胜劣汰……通过团队的深层次融合，加快战略及管理融合，最大释放关键人才的配置效率。
princefrank
目录声明：词条人人可编辑，创建、修改和认证均免费详情审计道德风险审计道德风险是指审计工作人员故意违反工作程序和审计纪律，给审计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是审计风险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中文名审计道德风险性质审计风险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特点给审计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含义审计工作人员故意违反工作程序审计道德风险的诱因[2]“道德风险”(Moral Risk)是从金融学中引中、拓展并应用于社会而产生的一个伦理价值观。1999年克鲁格曼在解释金融危机时指出，道德风险可以简单表述为：一个人可以做出某些风险程度的决定。一旦出了问题却让别人承担。由此。审计道德风险可以表述为：审计师由于自身因素对财务做出不恰当、甚至不正确的评价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激励”其倾向于风险较大的财务报告评价，以博取更大的收益。引发审计道德风险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信息不对称诱发审计道德风险在审计过程中，被审计单位往往比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充分的会计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在2000年每l5份年报中的一份才有可能被审阅，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处理，而能够破译安然公司资产负债表的高级财务专家的人数更是凤毛麟角。现实世界，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同时信息又是不完全时称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得人有机会、也有积极性在交易中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还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凸现“内部人交易”。它是传统的盗窃行为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条件下的衍生物，是利用知悉内幕信息的方便条件。从投资者兜里窃取财产.正是因为利用了信息关系给被害人设置陷讲或圈套，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诈骗。2.契约不完备的委托——代理关系诱发审计道德风险。在现代审计关系模式中。审计服务的“实际委托人”缺位，产生道德风险。此时审计的“实际委托人”是社会公众，但由于审计结果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品的特征以及实际委托人之间协商一致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实际选择并支付审计费用的人变成了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我国审计市场总体上并不需要甚至排斥高质量审计，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只是为“取悦”政府管制机构，没有选择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并有可能通过审计选择权和审计费用支付对审计主体施加影响。审计关系模式实质演变成由被审计单位选择审计师对自己业绩进行审计，这明显是买方市场。被审单位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审计师，而审计师却没有或很少有选择委托人的实力，尤其在市场不规范，事务所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即使被审计单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市场也缺少一种有效机制来区分不同质量的事务所。当然，此时的股东、其他利害相关者、行业组织等都可以对审计师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高昂的交易成本，其他各方监督的有限性，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公众索赔风险。它的影响作用远不如选择权直接。所以，在各方的影响中，被审单位的选择权是最直接影响到审计师是否有业务可做，是否有经济利益可得。从合同获取角度。取悦被审计单位成为获取审计合同的必然行为取向，审计道德风险就会产生于这种扭曲的委托—— 代理关系。3.不正当竞争压价诱发审计道德风险。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委托人将审计授权后，就丧失了对审计过程的实际控制或监督权力。审计师因受托拥有这些权力。审计受托人按事先合同约定执行审计并向委托人提供工作报告。审计师在履行审计合同所规定的责任后，从委托人手中收取约定的审计费用。若被审计单位的审计代理选择权对审计师生存产生威胁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第一层次需求是生理需求，只有在生理需求基本得满足后，才会考虑或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审计师如果追求高质量的审计，其直接后果一是增加审计成本，在审计收费日渐降低趋势下，增加成本只会降低收益；二是失去市场份额—— “劣币驱逐良币”。作为有限理性“经济^ ’，审计师或事务所必然会放弃更高层次的审计独立性以及职业道德的追求。而且审计师和事务所由于不正当竞争性压价，被迫接受与履行审计合约责任不相称的收费条件后，其理性选择就是通过简化审计程序等偷懒方式以取得审计交易的均衡。这种低取费价值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审计师和事务所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前提条件。4.过低的法律责任软化法律约束，放大审计道德风险。目前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住，监管力度弱等问题，导致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概率不高，被起诉概率更低。即使被发现、被起诉，其处罚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民事赔偿的种种限制使赔偿概率非常低，赔偿金额严重不合理，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不大甚至无效，反而放大了其道德风险的底线。这种低风险容易诱发新的道德风险。审计师可能会签发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袁；或者出于法律上的考虑，对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只是追加一些语气缓和的提示。更严重的情况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其抗击风险能力更大.越敢于对一些存在重大疑问的财务报表签发较好的审计意见。我国审计市场上出现的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正是法律风险低的一种体现。作为经办审计师，敢于签发标准无保留意见，其原因是：法律风险几近于零。5.有限责任公司制的缺陷，导致审计道德风险。6.审计客体“收买审计原则”，导致审计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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