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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的翻译官,需要学习两国语言,然后才是翻译,这种情况下,较难出现翻译的文化障碍,而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翻译结果对照去学习异国文化,这当中因为翻译词典的水平不同,可能出现不同层次的翻译偏差,个人推荐学习英语的话,使用牛津词典,出版社留意对照,应为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学习佛经内容:道不可不学。经不可不读。善不可不行。——佛 乾隆大藏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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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
扩展资料:
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诞生在常州的一处植有梅、兰、桂、菊等花木的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秋白自小由羊牧之的妈妈徐氏照顾和带领。
瞿秋白的生肖为狗,因其发际有着两个“旋窝”,当地俗称“双顶”,故小名叫阿双,羊牧之平时喊他为“阿双哥”。羊牧之生于1901年,岁次辛丑属牛,瞿秋白喜欢呼其“小牛”。
两人童年时期不分彼此,瞿秋白说他们两人是“腊犬”和“小牛”,还说:“我是以犬耕田,力气不够,还要你这条小牛帮忙。”
平时,羊牧之母亲徐氏和瞿秋白及自己的儿子3人同睡一张床。因老式床宽阔,所以两人横着睡,头朝床沿,脚在床里,一左一右,中间是徐氏。
每天到床上后,两个小孩总是在逗闹一番后,就开始背诵唐宋名家诗歌及小令。多数是瞿秋白背,羊牧之跟着附和,偶然也能背上几句。
颇有旧学功底的瞿秋白的妈妈金衡玉喜欢听两个小孩背诗词,每每这时,朗朗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无限欣慰,还不时走进去对他们夸赞鼓励一番。
有一次,瞿秋白背诵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金衡玉听到后就问自己的儿子:“诗中那位入城的人归来时为什么泪满襟呀?”
瞿秋白回答说:“因为养蚕人穿不上绸缎,而不养蚕的人身上却穿着都是绸缎,所以养蚕人要泪满襟了。”金衡玉听了后,流露出满意的笑意。
她抚摸着瞿秋白的头鼓励说:“读书就要这样领悟出诗中的道理,才能读得懂学得好。”瞿秋白在13岁时,他看到窗外的菊花盛开,就作了一首《咏菊》的五言绝句。
他绝妙地把自己的“霜”、“秋”、“白”的名和号嵌入了诗中。瞿秋白的晚清年间曾在浙江桐乡、山阴等地担任过知县的大伯父瞿世琥。
看到年少的侄子居然能写出这等有功底的诗作来,连连夸耀小秋白聪敏好学,喜不自胜地对着旁人说:“秋白可是吾瞿家的千里驹也。”
文人大抵都有“家国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或许就是出于此,秋白选择了投身革命,并一度处在权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诚然需要浪漫和激情。
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质。秋白无法同时拥有其他,便常常在现实的挫折和磨砺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怀疑自己无能。此时,他已感到无暇自顾。
至于月夜下的箫声,那更成了一个无从谈起的梦。秋白留给后人的印象,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这缘于他在过名单狱中写的名为《多余的话》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现了参与革命以来有过的热情、执着、迷茫、孤独与无奈。正是这份自白,让他的被捕成了“叛变”,就义成了“讨饶不成”。
可是他死时,同所有英雄一样,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国际歌》,指定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直待那声枪声的响起。
按照我们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狱中的瞿秋白,与刑场上的瞿秋白很难重叠起来,或许只能将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人,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经历不了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过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标准,归纳他的历史归宿。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瞿秋白将“身后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却又不愿借死亡来成就本来唾手可得的英名。这是超脱了所有大度与气节的风采,这是对生命的诚恳与真实。
于是,瞿秋白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感觉与启示愈显迷离。他是如此热情地参与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离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诚地向着革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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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
4.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
1.杨绛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1] 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2、林纾(shū)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3、梁实秋
梁实秋 ,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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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秋白踏入革命道路之前,他就翻译发表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作品。他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1919年发表于《新中国》,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1920年,相继在《曙光》翻译发表了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在《妇女评论》发表了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在《新社会》发表了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其他译作还有《论“不死”书》、《告妇女文》、《答论驳“告妇女书》节录、《祈祷》、《论教育书》、《社会之社会化》等。这些作品主要是从俄文出版物翻译或转译过来的。瞿秋白还带动和影响耿匡等进步青年进行俄罗斯文学翻译。瞿秋白为耿匡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作序。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编成《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一书。 在从事职业革命工作的同时,“红色翻译”成为他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翻译了高尔基等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还大量地翻译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政治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体现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和革命斗争色彩。 瞿秋白还第一个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期。歌词与当今流行版本不太相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旧社会破坏得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及天下……”要让“全中国受压迫的劳苦平民,也能和世界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1931到1933年间,翻译了高尔基的《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市侩颂》、《克里慕·萨莫京的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别德讷衣的《没工夫唾骂》,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岔道夫》,普希金的《茨冈》,革拉特柯夫的《新土地》等,并与鲁迅、茅盾等人风雨同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主要文艺批评家、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共同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瞿秋白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其革命家与翻译家的经历充满了光辉。他所翻译的作品,政治与文学并重,特色鲜明,被鲁迅誉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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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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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 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 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 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 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 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 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 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 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 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 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 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 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 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 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 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 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阿英)、鲁迅、 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 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 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 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 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鲁迅、田 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 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 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 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 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 “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 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 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部分刊物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 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 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 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 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 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 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 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 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 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 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 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 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 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 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 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 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 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 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 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 “文委”)的领导。 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 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 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 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 《前哨》(第 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 《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 《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 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 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 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 《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 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 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 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 《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 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 会有会刊《新诗歌》。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 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 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 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 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 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 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 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 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 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 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 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 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 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 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 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 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 沙汀 、艾芜 、 叶紫 、周文 、蒋牧良 、艾青、 蒲风、 聂绀弩 、徐懋庸 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 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 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 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 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 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 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 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 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 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 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 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 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 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 6个年头, 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 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 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 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 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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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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