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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冬儿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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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夫人的职业》完成于1894年,作家萧伯纳通过讲述剧中人物华伦夫人堕落的血泪史,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被迫卖淫的敏感的社会话题。此剧刚一上演便深深刺痛了英国上流阶层的心,被认定为“不道德”,“不适合舞台演出”。直到1924年,英国才允许《华伦夫人的职业》在伦敦正式上演,结果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这部戏剧虽然以“华伦夫人”命名,但纵观全文,薇薇才是作者主要描写的对象。她毕业于剑桥大学,对社会有美好的向往,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人们应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充满智慧的大脑获得正当收入。她在法律事务所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候,因为她可以用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付清自己的一切开销。华伦夫人年少时凄惨落魄的生活深深影响了她的社会价值观,她认为金钱统治着整个社会,主宰着生死,尽管女儿因为她从事妓院总经理这样不正当的暴利职业而决定离开她,她仍不愿放弃自己的职业。 母女两人的冲突是贯穿整个戏剧的主线,她们之间的冲突正是针对华伦夫人的职业。戏剧最初,薇薇对母亲的职业全然不知,华伦夫人从不许女儿看望自己,不希望女儿知道自己的职业,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在戏剧第二幕的时候,薇薇知道了母亲的职业,并与母亲起了争执。第二幕两人的争论是整个戏剧的高潮,薇薇质问华伦夫人:“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说你是我的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面对女儿的质问,她长篇大论,说起自己年轻时的苦难与生活的不易,更用自己两个不幸的姐姐为例向女儿阐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听了母亲的诉说,薇薇对母亲的遭遇与选择表示理解,并原谅了母亲。但是在戏剧第四幕,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薇薇无法原谅母亲在拥有了物质基础之后还继续从事妓院老板的职业,两人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分道扬镳。 这对母女的冲突是《华伦夫人的职业》中最尖锐、最激烈的一对冲突。萧伯纳曾明确表示,他写这个剧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卖淫并非由于女性的堕落和男性和淫乱造成的,而是由于妇女不得不超时工作却只得到非常可怜的报酬,而她们之中最贫困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淫。”华伦夫人无疑是这样残酷社会现实下的一名受害者。作者通过戏剧强烈谴责的不是华伦夫人这样的受害者,而是对妇女进行经济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社会让诚实劳作的工人们过贫苦悲惨的生活,而从事不正当的职业却能得到万贯家财,这便是华伦夫人走上不光彩职业的最重要原因。她也曾对女儿说,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艰苦不堪、冷酷无情的岁月,她也不愿意走上这条不归路。 薇薇和华伦夫人的合伙人克罗夫爵士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克罗夫爵士的价值观是金钱至上,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而薇薇追求的是正当诚实的劳动,她对克罗夫的价值观极其不屑,痛恨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克罗夫崇尚传统的男女关系,认为女人是依附于男人的;而作为新女性的薇薇追求平等的男女关系,认为女人应该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并取得经济独立。两人冲突的导火线是婚姻问题。克罗夫爵士在第一次见薇薇时便对她起了歹心,他对华伦夫人说道:“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我先死了,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有钱的小寡妇……我把我的全部产业指定留给她,在我结婚那天,你自己要多少钱,尽管说一个数目——只要在情理之中。”可见,克罗夫认为只要有丰厚的家产,就可以得到一切,包括女人。可是薇薇认为,克罗夫已经是有钱的上流人了,却还干剥削人民群众的行当,是个极端的大坏蛋,因此她绝对不会选择克罗夫这样与自己价值观完全相悖的男人。薇薇断然拒绝克罗夫的求婚后,阴险狡诈的克罗夫故意告知薇薇华伦夫人在拥有足够金钱后还在继续不正当职业,暴露她和她的小情人富兰克其实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弟,让薇薇对爱情绝望。 他们两人关于婚姻问题的冲突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性别和婚姻问题。十九世纪中叶前,有闲阶层的女子接受的专门教育完全是为了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这种传统的女子教育在维多利亚前期达到了顶点,代表主导性别观的中产阶级宣扬女人的职责就是做好一名妻子和母亲,女人的任务就是取悦男人。维多利亚社会已经形成的家长制度就是基于对女性的这种假定——女性是低等的因而必须依赖于男性。对当时的女性而言,能够嫁给有钱人过富足的生活是改变生活状况的唯一出路,女性接受教育,提高自身魅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华伦夫人为女儿薇薇提供最好的教育,培养女儿各项技能,也是为了女儿能够嫁入上流社会。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一批批新时代独立自主的女性应运而生。像薇薇这样的新女性们反对男尊女卑,反对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对不平等不公正的性别待遇,反抗长期以来遭受的性别压迫。女性长期被忽略被压抑的声音终于得以释放。然而,在传统严谨的维多利亚时期,这样一批大胆的新女性必定会受到多方阻挠,首当其冲的是父权社会里无法忍受女性威胁其统治地位的男性,而一些传统的女性,由于安于现状,思想顽固,间接阻碍了新力量的发展壮大,因此,“薇薇”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在《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叙事结构中,作者出色地建构了若干人物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且以这种手段突出表现了剧中的多种矛盾。其中,薇薇与华伦夫人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最具对比效果的。华伦夫人出身贫寒,为了生计奔波劳苦,她和她的姐妹几乎是那个时期整个英国社会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发迹完全是沿着男人的足迹而一路走来的,所以,她反对薇薇和年轻无为的富兰克(Frank)结合,要女儿薇薇嫁给比她大30岁的商人克罗夫茨,原因只在于他腰缠万贯。薇薇虽然受到高等教育但却因缺乏阅历而率真执着,不肯将自己的命运受控于人。在故事层面上,这样的对立关系让薇薇的形象比同时期的英国女性相比,更加具有独立、果敢、自信和反叛精神。在布莱希特之后的剧本中存在三种叙事视角:旁观式、固定式和分裂式。分裂式叙述是一种多重视角的叙述……它可以是剧中几个人物分别在不同时段担任叙事人……叙事人的身份和态度问题,这将直接影响戏剧意义的表达。该剧采取的是恰恰是第三种叙事视角。该剧中的华伦夫人与薇薇的对立正是沿着这种分裂式叙述逐步前进的。华伦夫人是自我生平与价值观的叙述者,而薇薇的世界观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剧中的动作或表情设计,全知的叙述者有时代替了女主人公薇薇直接在剧中进行思想表达。从《华伦夫人的职业》这个剧本的表面层面上看,萧伯纳表达的实质上也就是他自己的社会创造进化思想,在戏剧中向传统的男女角色和气质模式挑战,创造了充满独立思想和理性之美的有“生命力”的女性。但是,对薇薇这种“独立”的女性进行界定是否仍需按照男权社会的标准呢?或者说只有男性才有能力和话语权去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有“生命力”的女性呢?该剧的潜藏文本告诉读者:男性是世界的主导,女性只有服从才能生存,“新女性”的自我言说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也是无法被予以表述的,只有男权话语才能创造出薇薇这种“女超人”。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萧伯纳在戏剧创作中过分强调作品服务于思想,然而却削弱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造成了他笔下女性形象在理智与情感上的失衡,因而在他意图表达对女性的社会权益进行关注的同时,叙事中的潜藏文本却表明了他的创作立足点,即男性中心主义。 对于薇薇的外貌,在其出场时,叙述者没有进行任何描写,而是刻意对她的衣着与气质做了细致的描述。“她伸出手,握住了普瑞德(Praed)的手,坚定而热忱的一握。她正是英国中产阶级中受过高等教育、颇具能力、敏感又极具吸引力的那种杰出女性。她22岁,敏锐、强大、自信且目中无人。她穿朴素的商务装, 却不显寒酸,腰带上系着一条配链,挂饰中有钢笔和纸刀。”在故事层面上,薇薇发出的叙事声音胜过其他角色的叙事声音,但这段叙述对于薇薇服饰与外貌的描写同时又存在缺省现象,与其发出的强势叙事声音不相搭配。叙述者没有介绍薇薇的相貌、衣物的颜色和质地,却只对她的男装着上加以重彩。与后来对华伦夫人的描写相比,剧作家在这一点上对薇薇的描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华伦夫人的出场,叙述者不仅介绍了她的帽子和裙子,甚至连“时尚的袖子”都提到了,对于同行的克罗夫茨(Crofts)也对其身材、相貌、气质和服饰做了详细的描写。这种不平衡的描写 方式显然是叙述者在刻意以非常规的叙述方式讲述薇薇的独特气质,给读者留下了对薇薇的形象进行自定义的空间。在该部分叙事的表达层面上,叙述者依靠自己的权威去干预叙事,造成了有关薇薇形象的部分叙事空白,其结果是让读者自我建构这种缺失的空白,这就使受述者薇薇与读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韦恩·布思()认为:“所谓‘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从阅读的角度来看,隐含作者就是读者从整个文本中推导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在该部分中,隐含的作者对于新女性的特质是持批判态度的,隐含的作者在刻意追求薇薇的男性化特质的同时也肯定了男性特质的强势地位。申丹认为:“如果隐含的作者 对叙述者的男权意识持批判态度,那么在(隐含的作者眼中)‘隐含的读者’与(叙述者眼中)‘受述者’之间 就会出现距离。”在这段叙事中,读者与受述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薇薇的形象空白让读者难以接受,却又不能自我建构。因而,隐含的作者对于叙述者的男权立场又是持批判态度的。 萧伯纳曾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宣称:易卜生的戏剧冲破了西欧传统戏剧的牢笼,“自由地和清醒地”观察现实生活,以大无畏的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进行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抨击。受易卜生的影响,萧伯纳认为戏剧不是供观众消遣的,而是要让观众“坐立不安”,引起他们深思剧中涉及到的现实社会问题,从而让戏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萧伯纳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讲述了华伦夫人从妓、以及靠妓院发家的故事,该故事就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妇女卖淫”的社会现实。萧伯纳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推行了对外扩张政策,发展了自由贸易,所以,富庶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富庶”的背后隐藏着由于贫富不均带来的罪恶:贵族们在庄园里过着宫殿式的生活,而农民却在自己的破茅屋忍冻挨饿;工厂主剥削工人,大敛钱财,而失业的工人却绝望地在生死线上挣扎。 一个国家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犹如天堂与地狱。剧中女主人公华伦夫人共有姐妹四人,早期因家境贫寒,命途多舛:一个姐妹“在一家铅白厂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每星期拿九个先令,后来中了铅毒死了。原来她以为顶多会弄得一双手失去活动能力,没有想到送了命。”另一个姐妹,虽然“嫁给德福海军军需厂的一个工人,每星期挣十八个先令,有能力把房子和三个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但 是“她男人喝酒上瘾”后,从此一贫如洗。姐姐莉齐不堪忍受贫穷,自教会学校逃走后,被人预言她的下场将会是“从滑铁卢桥跳下去”。华伦夫人起初状况也不好,经常挨饿受累。她先是在一家饭馆里的厨房干粗活,后来又在一家酒吧做女招待,“每天干十四个小时,一个星期挣四先令,”时常“累得眼皮都睁不开。 萧伯纳设计华伦夫人的“职业”时,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启发。当时社会,贫穷和内需促进了“妓女”业的昌盛。 年轻人身陷穷困,多数会从事扒手和妓女行当,因为 “小而轻巧的手指能够让男孩子扒取有钱人的财富,年轻女孩的处女诱惑能从好色之徒那里取得大笔的赏钱。 ”而且,当时社会鄙视男子没有十足的收入就结婚,男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均在26岁。在这个年龄之前,许多男子要解决生理需要,便去找被贫穷逼作妓女的女孩寻欢作乐。 所以说,当一些戏剧家还在设计低俗的,娱乐性的情节以讨好观众的时候,萧伯纳敢于在自己的戏剧创作 中,从现实生活提炼素材,围绕“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使观众从戏剧中受到教育。《华伦夫人的职业》的“现实性”就是萧伯纳在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大胆尝试。 19世纪后期,西欧戏剧界普遍流行创作“结构谨严剧”(简称“佳构剧”)。“佳构剧”的特点在于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巧妙多变,运用误会、乔装、巧合、意外等手法制造悬念,剧终或是澄清误会,或是好人得报,坏人受罚,或是大团圆收场,以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萧伯纳十分反对“佳构剧”这种以情节公式化为中心的戏剧。他认为:“戏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产物,不是什么机械结构。如果剧本只是讲述坏人怎样企图拆散一对忠实的青年未婚夫妻的故事……常看戏的人很快就不愿意看这种戏了。看过二十来场以后,观众就能猜出只能作为这一剧本基础的事态和情节可能出现的转折。”因此,萧伯纳在创作剧本时,大胆地颠覆了当时流行的“佳构剧”的惯常写法。他将剧情设置在传统的故事模式中,但在戏剧冲突发生后,剧情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反转。 《华伦夫人的职业》的设计技巧就突显了萧柏纳这种颠覆传统“佳构剧”的戏剧思想。

社会工作者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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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的杂货铺

一是型态无论何种艺术品,其型态不能不重视。美术本身就是造型艺术,作品如果基本型态不好,后期工作无论多么努力都是白费。无论山石、树木、江河、云雾,各个景物形态要美。且整个画面形态要布局得当,疏密有致,和谐协调,严谨统一,无杂乱感,无松散感,也不能有太繁褥,密不透气的感受。二是气韵气是指气势气派,韵是指诗意韵味,作为表现高山大岭的山画要有气势,大气磅礴,作为表现江南风情的水画重在韵味,隽秀典雅。除此外,气韵还表现在整个画面生动活泼,不呆板不刺眼,看着顺眼。古人说气从笔出韵从墨生,观气韵就是看其运用笔墨功夫构造山之气势水之韵律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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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夜公主

“让世界充满和平,让和平从我做起。”       ——INFJ首先,请允许我平复一下略显激动的内心。——环顾四周,令人难以捉摸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他们确实太少了。在E(外向型)、S(感觉型)、T(思维型)充斥于世界各个角落、掌握着话语主导权的当今时代,拥有着最少人数、安静且充满灵性的INFJ却仿佛举步维艰。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对INFJ感到不解——“通灵?别开玩笑了,这可是讲究科学的时代”、“谈玄说妙可是很具有迷信色彩的”、“整什么‘诗意人生’,多干点实事多好”、“温柔、爱幻想的男人岂不是‘娘炮’”……INFJ就是这样一个在时代的大潮中逆流而上的生命体,不管你信不信,他们都会是帮助别人消除烦恼、获得成长的中坚力量。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位INFJ,那恭喜你中奖了,他们几乎是所有性格类型中人数最少的那个——看看满世界争名逐利的商业社会,哪里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存在?所以,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们。而作为INFJ的你,也不要总是生活在虚幻的理想世界里了,试着从空中降落下来,触摸一下大地,关注一下现实,或许在自我实现的路上你会更有能量去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始INFJ的探索之旅吧。01 你是沉默而敏感的辅导者 “你是否经常被当做倾诉的对象?”追求公共利益和服务导向型的你有着浓烈的感情、坚定的原则以及善于聆听的天赋,这些让你在面对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时,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安慰,以及建议或指引。而在你内心里,也的确把“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潜能”当成了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对此,富有同情心的你往往有着无比强烈的欲望,渴望能够为他人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非常乐于指引身边的人获得更高层次的自我身心潜能的充分发挥。不过,由于内向(I)的作用,安静、内敛的你并不希望成为万众瞩目的演说家,或是一呼百应的倡导者。你更喜欢把洋溢的热情投注在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或事上,这就让你具备了以一对一的交流为基础来辅导他人的天赋。02 你是富于诗意的灵性作家 想象力丰富且生动(N)的你,由于内向(I)偏好带来了“矜持”,所以只会与那些值得自己信赖的人分享感悟。在与同学、朋友以及家人的谈话中,你常常利用打比方、举例子的方式去阐释一个问题或者观点,面对你那大开大合的讲解,大家往往拍手叫好,或是连连点头,或是陷入沉思,亦或目瞪口呆。在NF偏好的作用下,你那善于用一件事物来描绘另一件事物的比喻大师的才能,让你颇具写作的天赋,即便没有学习过相关的课程,你也总是能语出惊人。而事实上,相对于专职作家,你身上那时刻散发着的、弥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作家气质才是最最宝贵的人生财富——“观一片落叶,便能体会世事的无常;捧一粒种子,就能窥见万古的青春”,这岂不是上天赋予你的专属特权?03 你是喜欢独处的思考者 独处思考是INFJ获得能量的方式。学生时代,坐在窗边的你或许常常单手托腮,怔怔地望着窗外——“INFJ!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这时,老师往往会把你从遥远的云端拉回到课堂……后来,开始工作了,面对繁杂的布满数字的财务报表或是轰隆隆巨响的大型机械设备,你也常常是目不转睛地出神地注视着它们——“喂!喂!干活了干活了!”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是你的领导把你从美好的幻想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思考”。独处于人群中的你,在丰富的情感(F)和强大的直觉(N)作用下,在内心世界(I)里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遨游——“什么是爱恨、生死、人生的意义、灵魂的永恒……”你往往沉浸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仿佛置身世外,云淡风轻。或许人们对你的这种行为不理解,给你带上了“空想家”的帽子,批评你的这种不脚踏实地的做事状态,但你千万不要因此自暴自弃,因为“思考”确确实实能够让你“充电”,从而给你带来无穷的能量。当然,对于野马一般的直觉(N),还是要多加“管教”,适度克制,免得让它成为了你的“主人”;另外,多多留意客观的事件,关注常规的细节,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并能够让你在现实的世界中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04 你拥有心灵感应的“超能力” 对于INFJ的“第六感”,很多人表示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而这种通灵的能力却时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身上——对于未发生的某件事,你常常有着自己的先见之明,能够发现各种预兆,体会到一些无可名状的内心感受,或是可以看到或听到即将出现的物体或声音,甚至是与远方的某个人建立神秘的心灵感应。“有这么邪乎吗?神神叨叨的!”——对于S型的人来说,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事情简直就是对客观的现实世界的践踏。而实际上,这全得益于你那超常的直觉能力(N)所带来的对未知事物的投射和感应(也可称为“第六感”)。当这种感应能力(N)配合上丰富的情感(F),实现与他人的情感互动就变得易如反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往往可以很自然地了解到他人内心的苦楚或疾患,虽然你可能从来没觉察到或者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如何获取到他人的情感信息的。05 作为INFJ 的你有着一颗敏感的玻璃心 我们已经知道,对于他人的情感,你拥有着强大的接纳和感知能力,不过也因此使你更加容易受到伤害——当他人的负面情绪足够强大时,很可能会摧毁你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你崩溃。这也使你常常悄无声息地远离人际交流。除此之外,当令你激情澎湃的理想无法达成时,你的情绪就会一落千丈;当别人不认可、不支持你的观点时,你也会迅速跌入自责和失败感的深渊。由此,你开始倾向于逃避现实——但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摆脱“阴魂不散”的情绪困境。因为你常常过于以情感为中心,所以即便有些事与你无关,你也极有可能选择为这一切的人或事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别人一时的不开心,在你看来,却往往会归结于自己工作的失败。如果这种承担责任的愿望没有得到合理的抑制,失败感会不断加深,最终就会陷入自我否定和自责中。过于在乎他人对你的看法,使你那敏感的神经常常吹弹可破。一方面,你极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或工作环境;而另一方面,在面对矛盾时,你却往往不能冷静地处理解决,强烈的害怕冲突的心态使你变得软弱。而软弱的表现可以看作忍气吞声,或是激烈爆发——当情绪无法控制时,内心的咆哮也就会一触即发。如果是这样,那也只会让你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如果能够克服以上的缺点,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他人的灵感,你一定可以成为在幕后帮助他人、充当幕僚以及运筹帷幄的智者。06 你在工作中的样子 作为INFJ的你珍视安静、和谐、整洁有序的工作氛围,希望工作中的每个人的贡献都能得到肯定,每个人都有成就感,也希望自己所就职的组织能够以一种平稳而令人愉悦的方式进行运作。在工作中,你常常会悉心聆听他人的述说,并且能够熟练地为他人提供辅导,或与之合作。你喜欢接受并回应他人对自己的赞赏,也喜欢用赞赏来激励他人。当面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时,喜欢取悦他人的你表示难以接受。如果自己处于了充满敌意的氛围里,并常常遭到批评时,你会信心暴跌,变得郁郁寡欢,并且行动也开始举步维艰,而这种极度压抑的心情最终将会以生理疾病的形式体现出来。对于你来说,学会注意细节,学会灵活一点,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理智地看待相关的人际关系,才能在减少伤害的同时不断地迈向成功。07 适合你的工作 你那NF的气质,使你更适合需要进行人际交往的职业。在这些工作中,你不仅能保持旺盛的精力,而且还能促进自己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以一对一交流为基础的工作。友善而热情的你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无私的奉献精神、出众的创造力以及卓越的阐释技巧,这种种优势让你在医疗行业、教学或写作领域都能表现出色、收获成功。1)咨询/教育类——这类工作允许INFJ运用自己的观点和知识帮助别人,并且通常是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与别人深入地交往;INFJ具有坚持学习的心态,以学到新东西并获得成长而高兴,所以在从事学术相关的工作中会非常舒心。匹配岗位:职业顾问、诊疗心理学家、教育顾问、图书管理员、特殊教育老师、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职业治疗师 、教育规划主任、发展心理学家等等。2)创造性职业——INFJ喜欢运用自己的才能,结合自己的观点和想象力创造出独特的令人震撼的艺术作品;需要独立完成的创作工作能够让INFJ自由自主地安排并支配工作环境、进程以及作品。匹配岗位:商品设计员、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室内设计师、编辑、宗谱学家、多媒体制片人、背景设计师、电影编辑、展览设计员等等。 3)社会服务类——在这类工作中,INFJ能够尽职尽责、充满兴趣地考虑解决个体和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并依此付出行动;在处理某一社会问题时,INFJ也能常常与顾客或同事频繁地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匹配岗位:心理健康顾问、按摩治疗师、法律调停员、矫形治疗师、社会服务机构主管、饮食学家、语言病理学家等等。4)商业类——在这类工作中,INFJ适合于那些可以帮助别人找工作、营造有效的工作环境,以及解决以人为本的问题的职位。匹配岗位:人力资源经理、推销人员、组织发展顾问、职业分析家、商品策划、环境律师、文学作品代理商、口笔译人员、新职顾问等等。温馨提示:商界只有某些特定的领域才能让INFJ施展其独特的天赋才能——“行业千万类,合适第一位,入行不谨慎,亲人两行泪。”5)宗教类——INFJ在这类工作中,可以从与人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信念中得到深深的满足感,在投身于宗教事业后往往能够获得一种使命感。08 你的理想伴侣是Ta 你是否正在被家里的长辈拉着到处相亲? 你是否也在面临着催婚、逼婚的巨大压力? 你可知道自己想要的Ta是怎样的一个人? 有没有想过去主动出击?不要再等了!就是现在,将Ta的样子存入大脑,带着你那极具洞察力的眼睛,去勇敢地寻找吧……略显羞涩的INFJ往往喜欢将浓浓的爱意写在纸上,举凡诗歌、日记或留在桌上的便签纸,都是你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方式。当你找到了理想中的Ta,则会倾向于为Ta贡献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你只要Ta作为你唯一的伴侣、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就心满意足了。但往往事与愿违的是,这种要一个人成为你唯一的情感支柱的幻想恐怕会令你心碎。“为了你,我可以抛弃整个世界。”——这种热情固然令人沉醉,但真的值得吗?万一Ta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人呢?而你一旦许下诺言,极有可能就会坚持一辈子。所以,在找到Ta之前,请务必擦亮眼睛!女INFJ的理想伴侣是男INFJ、男INTP、男INFP,你们往往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聊天的话题;而男ESTP也可以给你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体验。男INFJ的理想伴侣是女INFJ,或是女INFP,和她在一起你会非常轻松、毫无压力,有共同的话题;随性的女INFP可以平衡你那过于规律的生活,她会是你很棒的伴侣。当然,由于INFJ的数量极少,再加上他们那深居简出的个性,所以想找到他们也不容易。不过,试着去参加一下艺术博览会、禅修营、瑜伽体验营、寺院活动、慈善活动、人道主义救援等活动,你或许就能遇到Ta,由于他们酷爱读书,所以去公共图书馆或者书店看看,或许也能遇见Ta。09 为人父母的你这样与孩子相处 INFJ是奉献型的父母,大多都会成为自己孩子的好朋友。对于孩子,你会无比慈爱,但在原则性的教育问题上,你往往也可以严格而坚决。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女性INFJ会与自己的孩子建立一种共生性的精神联系——紧密的互相依赖,简直一刻也不能分开——但这样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无论对于配偶,还是孩子,作为INFJ的你都希望他们能够生活安逸、身体健康,并且天天开心,就如同你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和平相处、自我实现一样。科学 和宗教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每一个善于思索的人的 心目 中,它们是相互补充的。 ——普朗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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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昕总理

这个属于文艺理论中的文学批评范畴,社会、作者、作品、读者是四个要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艾布拉姆斯教授于1953年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四要素的关系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作品居中,其他三要素连线向外辐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其中一个要素,生发出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三角形的图示可以把这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社会、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这种说法至今仍被沿用。 《镜与灯》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社会、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似乎与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至于你的这篇作业呢,你需要举出一部文学作品做例子,简单说,从“社会”角度入手,需要分析这篇作品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成因;“作者”角度需要分析作者心理、作者的人生经历,或者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作品”角度,需要分析文本的间架结构,“读者”角度要分析接受者心理。下面给你一个范文: 从《镜与灯》文学批评四要素看《红楼梦》 [提要]《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说它奇,是因为世界文坛上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它一样充满谜团,以致虽然问世不会超过三百年,但即使是经过专家学者逾一个世纪的研究,至今还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其作者是谁?真正的主题又是什么? 最妙的是,《红楼梦》还催生了“红学”,并因此养活了一大批靠它吃饭、美其名曰“红学家”的专家学者。这在世界文坛上大概也是少见的,说它是中国继秦皇兵马俑之后给世界贡献的第九大奇迹,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红学”确实是现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甚至被学者誉为能与“甲骨学”或“敦煌学”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注1) 作为一科专门之学,“红学”自然会有学术争议,因此自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门户,有了派系。根据一般的分类法,“红学”可分为索隐、考证、文学批评三大派;按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分类法,则可分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大支。(注2)相信还有其他的分类法,只是笔者才疏学浅,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而已。无论如何,这已足以说明“红学”是由不同学派组成的。 一门学科有不同学派本来是好事,因为只有意见分歧才能引起辩论,而辩论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发展。可惜的是,红学家的门户之见太深,有时为了捍卫“师法”的纯正而不惜对别派学者的观点采取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方式,中国明清小说学者欧阳健从版本学的角度开始质疑“脂评本”的真实性后,遭到主流红学家的围攻和封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欧阳健之所以会引起他们的极端反感,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所开创的考证派红学模式的立论基础,而这些主流红学家们大多数都是胡大宗师的徒子徒孙。(注3) 如果他们接受了欧阳健的观点,岂不意味着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一堆废纸!既然他们拿不出足够的道德勇气来否定自己,就只能否定别人了。于是乎,“红学家”摇身一变成了“红学霸”,而“红学阶级敌人”欧阳健自然就成了“红学专政对象”,必须被“批倒批臭”。而1994年在山东莱阳举行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就成了一次“红学霸”精心布置的、别开生面的“批斗大会”。(注4) 笔者无意评论孰是孰非,只是想藉此说明一个问题,即此种形式的红学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沦为意气之争,令人可悲。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红学家的主流红学家过于迷信“自传说”,以致一旦它受到颠覆性的冲击,就受不了了。其实,与胡适一起建立新红学的俞平伯,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觉得不宜过度强调“自传说”,主张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可惜的是,《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事的说法已经深植人心,尽管俞平伯本人一再呼吁要走出胡适,也无法改变红学家的积习了。 红学研究只有回到文艺批评或文艺研究的道路上才是正途。准此,红学研究才可能有健康的、全面的、崭新的发展,但并不一定要如余英时所主张的,“这种文学性的研究,无论其所采取的观点为何,必然要以近代红学的历史考证为始点”。(注5) 英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其传世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坦率地批评了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艾氏的这段论述,我想用来形容红学研究现状也是颇为贴切的。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世界、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注6) 既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超越艾氏提出第五要素,笔者将从这四个方面来检视《红楼梦》,不期望能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创见,只求能把庞杂的红学研究理出一个头绪来,则于愿已足矣。 《红楼梦》的作品与形式 首先要看的是作品本身。这属于文学本质论的范畴,研究的是作品与形式的问题。 20世纪的西方文论特别重视研究作品与形式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倡导者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塞姆提出了主张文学活动的本体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或作者,认为本体的作品仅仅是指作品形式,即所谓“肌质”、“隐喻”、“复义”、“含混”、“语境”、“反讽”等语言学或修辞学因素。(注7) 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比较,《红楼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处处充满了“哑谜”和“隐喻”,因此以文学本体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称得上是对口对路的。 以笔者接触到的红学研究文献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从考证方法入手,也就是所谓的“曹学研究”,还有一些是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人物形象的,使用形式批评方法的少之又少,案头上只有两本书——台湾学者王佩琴的《〈红楼梦〉梦幻世界解析》和大陆学者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 这两本书都是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结构主义方法入手,设法厘清《红楼梦》的种种“隐喻”背后的可能意义,进而揭示作品的本质。所不同的是,王佩琴使用的是以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而梅新林采纳的则是从结构主义入从解构主义出的手段。 两位学者都认为《红楼梦》的母胎是远古的女娲神话,都主张作品结构由仙凡二界组成,都同意有一个从仙入凡再从凡返仙的叙述过程。所不同的是,王佩琴虽然提到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携带石头下凡并在最后把他度回仙界的关键人物,而且是通灵宝玉在人间的守护神,但却停留于二元对立的经典神话学结构,没有把“一僧一道”的存在提高到理论的层次;梅新林却在主体(凡界)、母体(仙界)之间增加了中介(以“一僧一道”为仙界中介,以“一甄一贾”为凡界中介),建立了“思凡”、“悟道”、“游仙”的三重复合模式,进而论证《红楼梦》具有贵族家庭的挽歌、尘世人生的挽歌和生命之美的挽歌等三大主题。(注8) 笔者认为,西方形式批评理论可以为红学研究开辟广阔的新天地,应是21世纪红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不宜生搬硬套西方形式批评的现成理论。 20世纪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上的。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虽然有共性,但也有特殊性。因此,在使用西方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时,恐怕还得把这点考虑在内。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以汉语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为基础,建立起本身的形式批评理论和方法之后,再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才能取得更能令人信服、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其次是作者。近百年来,红学家用力最大的就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由于“脂评本”的出现,使胡适提出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假说有了“物证”,因此红学界倾向于接受此一说法,并成了定论。但是,欧阳健对“脂评本”的真实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此一定论是否定论了。 既然“脂评本”的真实性大有可疑之处,脂砚斋的批语自然也就不甚可靠。为尊重学术起见,笔者认为在别无旁证的情况下,只能从文本自身所提供的线索来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毕竟这才是第一手资料,要比各种批语和前人笔记的记载等二手资料可靠得多。 根据几种传世的《红楼梦》本子(包括真伪未辨的脂评本),曹雪芹对这部奇书作出的最大贡献只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没有明言他是作者。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不采取任何预设立场,我们只能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编者而非作者。但是,由于《红楼梦》中也有“甄士隐”(真事隐)的暗喻,因此许多学者都认定以上这段文字是作家基于某种难言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假言”,其实是要让读者明白编者其实就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本人。 问题是,作者“难言的苦衷”是什么?主张“自传说”的考证派红学家认为是“抄家之恨”,主张“排满说”的索隐派红学家则认为是“明亡之恨”。至于作者为什么不能明言,各家学者都认为是要避开清朝的文网。笔者认为,这是不了解清代文字狱情况的当今文人的自作聪明之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明史案”,而在此案中,连刻字工人都难逃一死,更何况是编者。如果说那是清初的暴政,在乾隆朝并非如此,较为宽松。准此,作者又何必故弄玄虚?况且,乾隆朝的文字狱政策也不见得真的宽松。余英时对此提出了相当独特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不在文字狱侦缉对象之内,并举出曹氏友人敦敏、敦诚都有怀念前明之诗作为例。(注9)若此说能够成立,曹雪芹更无必要为掩饰其作者身份营造迷雾了。 因此,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这段话其实根本就不是迷雾,而是事实。也就是说,曹雪芹做的确实只是“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编辑工作。当然,他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排除有改写的可能性。换言之,曹雪芹也能算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过并非原创作者,而是根据《情僧录》、《风月宝鉴》等其他小说为底本进行再创造的作者。遗憾的是,可能是书稿遗失或其他缘故,曹雪芹改写完成或来不及完成就魂归离恨天的再创作,并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高兰墅接受程伟元之请,又在曹氏遗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再创作,遂有今日流行之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既非吴梅村,也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石兄”,也不是曹雪芹一人,而可能是一批不知名的文人加上曹雪芹和高鹗。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文人集体创作的小说,至少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创作,著作权不能全归曹雪芹一人。 《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次是世界,也就是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或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谓的“第二自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要了解作者和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要探讨作者如何根据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和规律,即所谓的文学创作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本文不予全面讨论,只准备把焦点集中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上面。 巧的是,这也是各派红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老问题。索隐派认为是排满,考证派认为是写家事,马列派认为是反封建,另外还有爱情说、解脱说等等说法。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真正创作动机,由于文献缺乏,史不足徵,无论今日之红学家如何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戏论! 要比较妥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两个方法,一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反观作者所可能有的创作动机,一是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做比较研究,看看这些作品所共同反映的总主题或主旋律是什么。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方面,就是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色情小说,而且能够大行其道。色情小说的大量刊行,固然有书贾牟利的因素,但主要是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扯破所谓伪善的道德面纱,还人以人的本来面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股颠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力量,只能出现在社会规范力量不强的时代,而明末清初正是其时也。可惜的是,这股个性解放的潮流维持不了多久。随着满清政权站稳脚跟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上了清廷的议程,而康熙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向程朱理学借兵。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新兴思潮,也不失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可是,当程朱理学在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开始变质了。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否则也不会轻易地被阳明心学取而代之。换言之,清廷以程朱理学作为御定的官方哲学,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社会发展的资格,除了作为强势政权装饰门面的点缀之外,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正是这股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力量成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是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两股势力的夹攻下,当时文人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对个性解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苦读经书,勤练八股,以求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考科举的主要动机就是混口饭吃。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中所有男性读书人的共同心态。相反的,无缘赴考,也无需担当太多社会责任的女性可就萧洒多了。她们不用读经书,不必练八股,可以读西厢、读老庄,也能按自己的兴趣填词作诗,一切都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学。也就是说,当时的男性文人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女性却可以为读书而读书。 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楼梦》作者塑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借主人公贾宝玉的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并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阴气十足的男性,使人读来无不产生“崇女贬男”的感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拿《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同时代作品做一下比较研究。从蒲留仙塑造的众多聪慧的鬼女、狐女、妓女形象,吴敬梓塑造的沈琼枝形象,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人心灵世界中“崇女贬男”的倾向是何其的鲜明。即使是被视为替封建卫道士涂脂抹粉的《野叟曝言》,其中除了主人翁文素臣之外,其他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是女性形象,如璇姑之善算、素娥之识医、湘灵之能诗、难儿之知兵等等。 职是之故,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机,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特殊艺术手段,来反映当时男性文人的精神苦闷状况。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 笔者料定一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当今学者,肯定会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作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礼教精神,作品主题是为封建主义敲响丧钟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质疑我的这项观察。对此,笔者的答复是,现实主义是《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红楼梦》也确实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问题在于作者当时有没有今人所主观臆测的“高度政治觉悟”,能够自觉地利用小说这个文学形式来反封建、反礼教?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巴尔札克。巴尔札克除了创作《人间喜剧》以外,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我们可以说巴尔札克是自觉地反封建,并充分地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在小说创作上,因为这是有文献佐证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说《红楼梦》的作者也有这样的高度自觉,因为没有文献证明他或他们(即使我们认定曹雪芹和高鹗是作者)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红楼梦》作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在客观上具有反封建和反礼教特征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红楼梦》的原初读者 最后是读者,也就是作品为谁而写的问题。从《红楼梦》用语典雅,在问世初期流传不广等蛛丝马迹看,可知并非一般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红楼梦》时,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要拿这部作品去卖钱,只是在友人之间传阅而已。如果不是程伟元在乾隆末年竭力搜罗,并“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注10) ,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恐怕早就“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 虽然我们无缘得知作者创作《红楼梦》时的原初读者群是何方神圣,但是从较早的记载只见于裕端《枣窗闲笔》、诸联《红楼评梦》等旗人贵族的笔记,可以猜测其原初读者群应是旗人贵族。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红楼梦》最初的读者应是旗人贵族,由此也可以反证其作者似当出自同一个圈子。至于能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其最早的读者是旗人贵族,笔者就不敢妄断了。不过,笔者可以肯定其原初读者绝非市井小民,也不会是中下层文人,否则绝不可能流传不广。 有清一代,清廷异常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因此旗人贵族文化程度较高,尤其是康熙、乾隆两朝的旗人贵族,几乎个个都能诗擅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如果《红楼梦》作者的读者对象是旗人贵族,其创作就绝对不能马虎,否则是进不了他们的“法眼”的。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红楼梦》遣词用字之典雅、艺术技巧之高超、艺术氛围之浓郁,远远超出其他传世古典小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 至于是哪一阶层的旗人贵族,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圣眷正浓”的上层贵族,而是在雍正朝“整理旗务”之后,失去了种种特权,不得不凭个人的努力,和汉族文人一样要经过科考才能跻身上流社会的没落贵族。只要他们,才能体会《红楼梦》“崇女贬男”背后的真精神;也只有他们,才会在看到贾府盛极而衰后,不得不掩卷长叹。 [结论]: 千里来龙,到此结穴。笔者通过艾氏文学四要素考察了《红楼梦》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红学研究今后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回到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道路上,引进20世纪西方形式批评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要注意到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其次,《红楼梦》并非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创作,曹雪芹可能是其中一位比较重要的作者,但高鹗也功不可没,在无法确定其他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应该尊重事实,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作品; 其三,《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其四,《红楼梦》的原初读者,应是没落的旗人贵族。 注释: (1)余英时认为,自从胡适提倡以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后,这项考证工作已经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即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可以和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豪无愧色。这个观点是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2)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3)胡适1921年在考证派红学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中提出“自传说”时,只是停留在“大胆的假设”的阶段,并没有拿出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论点。到了192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突然出现在胡适的案头,才扭转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被动局面,因为甲戌本中有不少批语恰好证实了他在六年前的“假设”。这也同时确立了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开山祖师爷的地位。 (4)克非在《世纪末“红学”的尴尬》一文中,批评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红学会没有邀请不同学派的人参加会议,同时也批评会议的主持者冯其庸还带头对无缘出席会议的欧阳健搞缺席审判。此文刊于《粤海风》1997年第10期。 (5)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二月初版第五刷。 (6)〔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页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4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 (8)参考王佩琴《〈红楼梦〉的梦幻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及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见余英时〈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199至210,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10)〔清〕程伟元《红楼梦序》,王志良主编《红楼梦评论选》(上)页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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