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市社会工作者

笔石地层学许杰在他毕生的研究活动中，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笔石动物群和含笔石地层的研究工作中。在地质界，一提起笔石，无人不知许杰；同样，一谈起许杰，也无人不知他在笔石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笔石是生存于古生代的一种已经绝灭的海生浮游动物，由于它的化石很像保存在岩石层面上的笔迹而得名。笔石动物群进化快，迁移广，盛衰期分明，成为古生物学中一个重要门类，是鉴别古生代早、中期，特别是奥陶纪、志留纪及早泥盆世地层的十分重要的标准化石。许杰在笔石的系统分类、演化、生态，笔石体的构造，以及笔石带的划分与对比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中国笔石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许杰首先对中国南方笔石动物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含笔石地层进行了划分和对比，命名了若干古生代早期的地层；随后，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从研究笔石体的内部细微结构入手，探讨了笔石的演化过程及其分类；他研究了不同笔石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而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探索笔石群的发育、演化和迁移等问题。他在研究对比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含笔石地层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球上笔石发源中心的问题。这些重要论断对研究全球古生代地层及其划分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3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后，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以及湖北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在调查中，他采集到不少笔石化石标本，同行们也向他提供了不同地区的笔石标本。这些为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0—1931年他的第一批笔石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年度总结报告上，报导了湖北房县、远安，江西武宁，安徽贵池、太平、宁国，浙江昌化以及江苏仑山等地数十种志留纪和奥陶纪的笔石。193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长江下游之笔石化石》问世。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地质、古生物学界的重视。全书用英文发表，附中文摘要和大量图表。详细描述了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4省一些地区的笔石19属、91种，包括新种35个。建立了宁国页岩3个笔石带、胡乐页岩3个笔石带和高家边页岩2个笔石带；并同国外的含笔石地层作了对比。该书附图是许杰在显微镜下用拉普沃尔斯描绘仪手绘后照相缩放成的，图象清晰醒目。该书无论从科学内容和研究水平，还是从精细的绘图技艺上，都胜过路德曼的《北美笔石》一书，可以同当时的最佳经典著作——爱丽斯和伍德的《英国笔石》相媲美。他所建立的笔石带序列，至今仍被广泛作为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准。该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誉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经典之作。专著发表以后，他又来到安徽宁国县胡乐司系统地测定了庙山至滥泥坞的地层剖面，又采集到大量笔石化石，描述了各层岩性和笔石层的层位，编写了《长江下游之笔石》的第2册文稿，除修改了部分原稿内容外，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可惜文稿在抗日战争中散失了，未能保存下来。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直到1983年出版《许杰笔石论文集》时，才作了修改和补充。此后，他又对华南一带的含笔石地层进行了更广泛和系统的研究。1936年他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在宁国页岩之下的绿色页岩中首次发现保存完好的，与英国的笔石化石，对地层对比和笔石研究都十分珍贵。1937年他又在浙江西部的于潜塔山采集到奥陶系上部和下志留统底部的笔石化石，这是中国华南区奥陶系和志留系分界处的第一次重大发现。1947年他通过对皖南、浙西及赣北的宁国页岩中3个心笔石的中国新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华南区笔石群与澳大利亚笔石群的密切关系。1948年他与马振图合作，通过对湖北宜都八字脑剖面的研究，首次在扬子区发现刺笔石，并建立了寒武、奥陶之间的宜昌期的3个化石带，其中包括笔石2属9种及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担任领导和繁忙的社会工作的同时，继续对笔石进行研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已不局限于对属种的描述，更多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解释和研究问题，使笔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59年他研究了湖北竹溪上奥陶五峰组具有特殊附连物的栅笔石和青海柴达木下奥陶统的1个新的笔石群。1964年他与陈培洛合作，对一个十分难得的、保存完好的笔石立体标本进行了精心的解剖，写成《论三角笔石》一文。他们解剖了三角笔石的胞管，再造了四列攀合的笔石体，显示了三角笔石体结构的原理，进一步证明了他1934年提出的将三角笔石归入叶笔石科是正确的，为准确确定其分类位置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65年许杰发表了关于笔石体的复杂化的重要论文，这是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笔石演化的一篇重要代表作。他从分析内因和外因入手，对笔石体的演化趋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笔石体由多枝变为少枝，易于漂浮，活动范围大，有利于广泛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这是正笔石总的演化趋向，也完全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但是，有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变化，在某些时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笔石枝由少增多，由简单变为复杂，也就是说，出现笔石体复杂化的演变趋向。这种复杂化现象在古生代共观察到7次3个阶期：早奥陶世晚期1次，中、晚奥陶世3次，志留纪3次。许杰认为，发生笔石体复杂化的内因是笔石内部的新陈代谢作用，即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变化，当作用旺盛，生物体增大，繁殖的个体数量增多；反之，作用衰退，则生物体萎缩变小，繁殖减少。作为笔石体的生活环境条件的外因也是有变化的。在较有利的生活环境下，如海水平静，温度和咸度适当，食物丰富，芽生能力就加强，笔石枝增多。正是由于外界较为合适的生活条件而导致笔石体内部新陈代谢作用的加强，使笔石发生变异。但是生活环境优越的条件不是经常发生的，在地域上也不是普遍的，因而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又有其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它具体反映在笔石体的增枝方式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早奥陶世末期的笔石体复杂化表现在均分笔石动物群侧枝增多，即以古老的分枝方式“同分枝”进行；从中奥陶世到晚奥陶世末，则表现在纤笔石动物群次枝的发生，即以新出现的“后分枝”方式进行；到志留纪发生的是单笔石动物群以从胞管口部或胎管口部生出的“幼枝”方式进行。这些正反映了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的特殊性，即个性。许杰的这些重要论点，对研究笔石动物群的系统分类、演化及笔石地层的划分、对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1976年许杰和赵裕亭合作，对中国笔石科的演化和分类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根据国内外资料，按照胞管变形和笔石枝递减的情况，将中国笔石科分为3个演化系列，包括5个亚科，11个属，45个种。1978年许杰赴新疆霍城果子沟实地考察了奥陶纪地层，观测到笔石分子相互混生的现象，提出了关于笔石动物群发源中心的重要假想。他与黄枝高合作发表了《新疆霍城县果子沟地区下奥陶统的笔石动物群》一文。除建立了3个笔石带（组合带），为天山地区奥陶系划分和对比提供了可靠的化石依据外，着重论述了这一地区带中含有不同笔石的分子的相互混生的情景及其形成的原因。这个混生带可与处于西半球的美国得克萨斯的带对比，并认为两者可能都是从华南和澳大利亚的同一个太平洋笔石动物群的发育中心迁移过来的。1982年秋，许杰在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笔石专业组第2次学术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特征及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的学术报告。他与黄枝高、汪啸风一起，详细分析了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类型和分区特征，指出在世界两大区（太平洋区和大西洋区）之间，还广泛分布有混合过渡型的笔石群，再一次对笔石动物群发育中心和分区的控制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这一研究把中国笔石学科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983年11月，地质出版社把许杰有关笔石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11篇汇集成《许杰笔石论文集》正式出版，这是许杰半个世纪来笔石研究的综合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奥陶纪、志留纪笔石研究的内容，为中国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及笔石带的建立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也为笔石分类学的发展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做了重要贡献，本书被评为1984年优秀科技书刊，并授予一等奖。多能地质学家许杰除了重点对笔石进行研究外，还对地质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30年代，他对腹足类、三叶虫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35年相继发表了《广西第三纪及第四纪淡水螺化石》和《下蜀层的腹足类化石》等专著。1936年，他考察了鄱阳湖两岸的湖口、彭泽、都昌一带，研究了庐山至鄱阳湖畔的第四纪冰川遗迹。1937年他分别与马振图、李毓尧合作，发表了《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和《兰田古冰碛层》等论文，为提高这些地区的地质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1937年他全程考察了三峡地区的地质剖面。他与喻德渊一起，租了一条小船，溯江而上，时宿船上，时住庙宇，途经石牌、南沱、黄陵庙、三斗坪、新滩、香溪、秭归、泄滩等处，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采集了大量岩石矿物和化石标本，建立了三峡地区早奥陶世2个三叶虫化石带，为三峡地区的地层划分、对比和化石带的建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对武昌附近的煤田和长阳地区的铁矿进行了调查。在他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期间，还对东川、会泽等地的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成果先后发表在地质研究所和云南、湖北的有关刊物上。科学管理专家20年代末许杰参加了大革命，并加入了早年的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他翻译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著作。40年代，他在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去皖南山区向新四军游击队运送通讯器材、药品和进步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和说服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把人员和设备南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党的委托，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接管组组长，并受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委派，接管和改组了安徽大学。1954年初，他调地质部任副部长，长期分管地质科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于1959年成立了地质科学研究院，并兼任院长，为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倡导下，还先后组建了全国地质图书馆和全国地质博物馆。许杰在任地质部领导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到东海，西至新疆，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曾去青海柴达木石油地质队蹲过点，到过渤海检查海洋物探工作。他多次到云南、四川、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参加过金矿、铀矿、铅锌矿、钾盐和钨矿等专业现场会。他积极倡导开展水资源、地热资源和环境地质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困境中指导《中国地质图集》 、 《中国地质图》 、 《中国构造体系图》和《亚洲地质图》的编审和出版工作，积极支持《中国区域地层表及各大区古生物化石图册》的编纂工作。他编辑指导大型工具书《地质辞典》的出版。他协助李四光撰写《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组织领导了李四光遗著的整理工作。为了开展国际地质科技合作交流，推动中国地质科学技术进步，许杰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接待外国地质科学家的来访。1957年冬他作为中国赴苏科学代表团地质组组长访苏2个月，参与制定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1966年2月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非洲参加桑给巴尔独立节庆祝活动，并检查中国地质援外组的工作。1976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许杰率中国地质代表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第5届理事会。会上他作了《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报告，系统介绍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成就，扩大了中国地质工作在国际地质界的影响。许杰在地学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上很大声誉。1958年由于古生物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被苏联古生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1985年9月，联邦德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他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把当年该学会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授给了他。该奖自1946年建立以来，他是37名各国著名地质学家获奖者中的第一位的中国地质学家。许杰在从事地质事业的60多年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被派往北京，出席了全国科学会议的筹备会议。1954年9月起，他连续被当选为第1—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78年3月起，被选为第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任中国民主同盟第2—5届中央常务委员。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58年起，他当选为第1届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被授予荣誉委员称号。1957年起，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代理事长。1984年1月被授予第33届理事会名誉理事称号。

修真者在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