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涛社会工作者高频考点

一、古代汉成研究的分类总绪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千清末，历时两千余年，涉及内容很多，资料很丰富。我们将这两千余年的研究成果划分为评论、编集、注释凡兰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 (一)古代的汉赋评论 中国古代评论汉斌的资料极为分散，论述千差万别，观点各不相同。其中分歧最多、讨论热烈的有以下几点。 1.汉赋渊源论。古人对汉赋渊源问题的探讨，有所谓的诗源说、辞源说、赋出纵横家说.也有综合兰说而持多渊论者，但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便是诗源说。这一现象颇值得深思。最早将汉赋与《诗经》相比附的，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认为相如赋的主旨与《诗经》一样.都是引导君王戒奢从俭.都有讽谏作用.东汉班固则在(两都赋序)中明确说:“或E7: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说明在班固之前，巳有学者认为汉赋是《诗经》的后裔.班因张大此说，影响甚巨。今天看来，汉斌与《诗经》的0离实在太远，倒与楚辞、战国时的民问韵语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古人一贯将楚辞也视为赋的一种，所以辞源说并宋获得充分的讨论;至于民间韵语，则更因为正统思想的钳制而未能褥到重视。不过.待源说的代代相因是汉赋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它的背后有着探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仅人倡导涛源说，原因在于汉代是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诗经》被尊奉为伦理教科书、修身养性的教材和讽上化下的政治工具;汉人称汉赋源出《诗经》，表面上不过是套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其深层目的则是想为赋这种新近兴起且为众多文召人所倾力创作的文学作品争取正统的地位。当然，这一标稗正统的口号也时刻苦醒着当时的赋家.在追求语言艺术美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不要偏离讽谏说所规定的方向。 降至魏晋，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积累、不同文学体式的发展以及文学意识的日益凸显，文学批评家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诗源说。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一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也在为《三都赋》作的序中将文体之赋与《诗经》六义之“斌”进行了系联。他们都摆脱了汉儒政治功利的讽谏说，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居仑征《诗经)与赋(汉嗽)的关系.这代表若一种全新的文艺观念，其意义在于揭粱赋(汉赋〕这种文体的铺陈特征，引导赋家学习(诗经》的铺陈艺术并加以发展。后来刘招《文心雕龙·途赋》称“赋直(诗》出，分歧异派“，又称“徽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一电”.所论更为缤密。赋(汉赋)的艺术特征，在六朝时期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深人研究。 历来赋论家在探讨赋源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征引班固、刘鳃等人的诗源说，或从讽谏功能立论，或从艺术特征着眼。而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斌概》中则藉此深人挖掘了《诗经》和赋(汉赋)之间的关系，尤为可贵。他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既认识到赋(权赋)的表现题材及创作主旨的多样性，也剖析了<诗经》对后代赋的多方面的影响。刘氏在承认斌、比、兴之别的前提下.又说“斌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惫‘。这就纠正了魏晋以来过分强调斌的铺陈特征、而对抒情斌视而不见的缺陷，使得诗源说更为图满。当然，朱朱熹《楚辞后语》、元祝尧《古赋辨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皆对所选汉斌的比兴艺术有所揭示，他们在深人研究汉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为诗源说注人了源头活水。 之，汉赋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讨论。汉斌产生之初，人们就对它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肯定。司马迁说相如赋有讽谏功能，班固说汉赋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渝”，又可么“宣上德而尽忠孝廿，堪称“雅项之亚，(《两都赋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熏要的角色。但也就是在汉代，批评汉赋的声音骤然响起.而且是出自大斌家扬雄之口，他说:峪斌可以讽乎?曰:讽乎卫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又说赋“劝而不止幻.像倡优淳于髡、优孟一祥不合法度，甚彭‘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愤激地对他曾经倾力创作的赋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主要是由于他对汉斌的讽谏功能期望像过高，一且发现作用甚微或者起了相反作用，便极其失望。但他的言论却对后代影响很大。如唐太宗曾批评扬、马、班之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刘肃《大唐新语》卷外，刘知几说汉赋“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级文》〕，柳冕甚至斥贵屈、宋、马、扬之作为“亡国之音汉谢栓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胡直更诅咒其是“祸天下万世之蛊毒”(《衡庐精舍藏稿》)。这些偏激之论加到了汉赋头上，恐怕是扬雄所始料未及的，它反映了古代一郁分文艺理论家重视政教而轻视文学、过分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和教化作用，甚至走向取消文学、取消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汉斌的光彩并未被这些言论所掩盖，历代著名作家、学者如李白、韩愈、姚盈、曾国藩等都对汉赋有不间程度的肯定，胡应麟说“汉人赋冠绝古今”(《诗劳·杂编》卷1).王国维说汉赋是“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评价皆甚公允。3汉赋艺术成就的讨论。对于汉赋的一虚辞槛说，和“丽靡之辞”，即夸张、虚构、对偶和讲究辞藻声韵的艺水手法，汉代学者司马迁、扬雄、王充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三国魏曹圣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才开始对赋艺术樊有了肯定性的评价。梁刘姐(文心雕龙·淦赋》既肯定了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文学成就，又批评其“繁华损枝，胶辞害骨”的不良倾向，遇调“丽辞雅义，特采相胜.的完美境界。元明之后的学者一般不再纠嫂汉赋有无艺术价值的问肠.而是对其艺术特点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如明王世贞《艺苑厄省》卷z称“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鹏鸟》，率直而少致”。既在比较中彰显出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不同风格，也指出了赋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渗透现象。又如清李调元《赋话·新话》云:“扬、马之赋，语皆单行，班、张则同有俪句。，详细考察赋中黔词俪句的兴起和演变。这种研究显然更有意义。4赋家道德修养的讨论。刘哪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从此便揭开了道德批评的序幕。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唐李舟《独孤常州集序》等皆琢其武，对斌家评头论足。而宋代学者更变本加厉。对汉代赋家的人格批评已达到漫骂的地步。如对于大赋家司马相如，宋人就罗织了好色(指贪恋文君女色，后来又欲娶娄纳新)、贪财(钓取卓王孙钱财)、诀主(秦承汉武帝助长其淫乐之风)、无才‘不堪将相之器)、困邦(便蜀父老蒙受苦难)、祸害天下(遗书封禅，祸国殃民)等六条即状，其实全是迂腐偏激之论。宋代文人押妓成风，不自检束，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去指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真挚爱情，实在令人惊讶!骂人的队伍里不乏苏轼、郑樵、朱熹、楼防那样的大学者，可见当时的时代风气。明人王守仁也批评相如斌“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鸽人，无耻之大者”(《王文成全书》卷2))。总的看来，明清学者远较宋人宽容。但汉赋作家即使有人格缺点，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以人格批评来千扰文学研究、甚至取代文学研究的做法.本来就是狭滋的.不科学的。汉殡作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理应成为后代学术研究者的前车之鉴。(二)古代的汉赋编录 1.原创性的编集。西汉赋有幸得到了当代学者的原创性编集。西汉成帝时，刘向负责校理群籍，他将先秦和西汉的典籍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术数、方技凡六大类.其中诗赋一类即包含了大量的汉赋作品.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可知，刘向等人将汉赋划分为四类进行整理，涉及作品多达9)」余篇。尽管这些文献资料皆在王莽之乱中被焚烧，但刘向等入对汉双进行的校勘、整1m、分类，对后代的汉赋编集和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a.史书的编录。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了贾谊、司马相如二人的6篇赋作.反映出他对文学作品的重视;班固《汉书》张大此举，载录西汉斌作多达，家，18篇;范哗《后汉书》又效而尤之，载录东汉赋作共9家”篇，合在一起.前三史全文载录的汉赋已这15家，29篇(《天子游猎赋》、《两都赋》各计1篇》。兰部书被列为正史而传播百世，它们所载录的湘篇汉赋也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地位。 3.早期诗文集的选录。晋代以后的诗文总集，多从斌中精选若干名作。晋攀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失传，而南朝梁潇统编纂的《文选》却保存至今。《文选》首列赋体，选汉赌23篇‘若加上散见于七、设论、吊文中的赋，总数应为29篇。唐代以后，由于“文选学”的兴盛和科举试赋的耍求，这29篇汉赋成为后代士人传诵不已的经典。4.类书的摘引。类书始于三国魏文帝时的咤皇览》，该书已佚，不知滴有多少汉赋。但今存较早的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皆大讨摘引汉赋，许多汉赋作品藉此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摘录汉赋作品多达179篇，比《汉书)(I8篇)、《文选》(29篇)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179篇多为相对完整的作品，且按其内容纳人27部之中，客观上对它们进行了分类。类书的分类方法对此后的赋集编等颇有影响。 5.斌集、赋汇的编录。专自性赋集的编篆，很可能始于六朝。《隋书·经塘志》著录南朝宋明帝刘或《赋集》40卷，谢灵运咤赋集》92卷、《七集》10卷，梁武帝萧衍《厉代斌》is卷等，皆佚。各集均应选录了汉斌。店宋时期，此业衰微，降至元明，始有复苏之象。元祝尧《古娥辨体》仅选汉赋15篇，皆为名篇。明周履蜻《赋海补遗》选汉赋33篇，施戴光《赋珍》选26篇.陈山毓《赋略》选44篇，而李鸿《赋苑》则多达176篇〔含建安娥，完篇、残篇俱收)。这标志着汉赋文献的抢救性搜寻和整理已初见成效。漪人陈元龙编纂(历代斌汇》，所收汉赋又增至190篇，盛况空前。历代赋集在编排汉斌时，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比如《赋略》、《赋苑，采用了时序排列法，即按照赋家生活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以赋篇系于作家名下岁而《赋珍》、《赋海补遗》和《历代赋汇》则采用了题材排序法，即打破时代限制，将历代赋按其题材或主题划分为若干类，将同类的赋编排在一起。例如‘赋海补遗》将所得汉赋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品、人事、珍宝、器皿、音乐、树木、果实、飞禽、走兽、昆虫等13类，而《历代赋汇》正、续集共分为32类.更为细密。它们的分类与《文选·赋》大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唐宋类书的影响。 6.大型总集的编录。明人张燮编纂大型总集《七十二家集》，收录汉斌n家，好篇;张溥在此基翻上又有附益，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汉赋达20家，131篇。清代严可均更是砒砺发奋，他倾尽一生心血编纂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汉文》、《全后双文》共辑录汉斌作品75家，258篇。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赋整理工作，不仅在篇数上远远超过了《赋苑》和《历代赋汇》，而且体例严谨，编排科学，所辑佚文资料皆注明出处，然后进行校勘、排序，竣大限度地恢复其本来面貌，此外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释的体例十分严谨且能一以贯之，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五臣注自诩能纠李善之偏，实际水平却不可同日而语。 至子宋代以后的汉赋注释，仍大多依赖《文选》注释而存在。如明人张凤簇的《文选纂注》、陈与郊的《文选章句》、闽齐华的《文选渝注》.清人顾施侦的《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洪若皋的《昭明文选越裁》等。但这些注释皆未能超越李善的《文选注》。专门的赋注有明俞王言(辞斌标义》、消王修玉《历朝赋楷》、呆光昭《赋汇录要笺略》等，但都过子简单。 2.汉斌语.害文字及名物地理的研究。宋代以后，不少语言学著作对汉赋词句进行征引或研究，这是汉赋研究史上橄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如朱戴侗《六书故》卷5“法伸字条征引司马相如赋“江河为陕“和扬雄赋“以周为周法，的句子，肯定了郭瑛注“因山谷遮禽兽为陆，，的观点;明方以智(通稚》卷，称“林雄，一作琳摊.通为诊摊、流雄，转为流丽、刻往、瓦庚”，引相如、扬雄、陆机赋为证，等等.都在客观上深化了对汉赋音韵、文字*词汇的研究。而清代的“文选学，，若作，则将此项研究推向了顶峰。如胡克家的学术功力和宏阔视野。汉赋的随文评点。汉赋作品的批点始于明代.主要依附于《文选》评点而存在。孙旅、郭正域、邹思明、瞿式招都是当时的评点大家，其中孙绒的评点既能把握住作品的整体风格，又能细致剑析其内在的文理脉络，并且引进了诗学、词学的批评理论，水平较高，此外，俞王言《辞赋标义》、陈山枕《赋略》也批点了所选录的汉赋。 清人对《文选》汉赋的批点更为普遏，也更为精细。如何埠的批点，有校勘，有考证，或诊解字词句段，或揭示内组之旨，或剖析章法结构，或品味语言艺术.内容丰富.观点精湛。如《鹅鸟赋》何批云:‘此特借鹏乌以造端，非从而赋之也。昭明类编入‘鸟普’，何哉?宜与《幽通》、《思玄》同编。”一语道破该赌抒写情志的本质，令人叹服。此外，洪若皋、俞犀月、陆雨侯、邵子湘也对(文选》有所点评.于光华辑有《重定文选集评》，可参。姚燕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选录汉赋33篇，亦有方望溪、刘海峰、姚茹、梅伯言、张廉卿、昊至父等人的圈点与批评，详见徐树铮辑录的《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这些点评言约义丰，耐人寻味，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二‘古代汉赋节开究的理论思考 不难看出，古代学者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做出了不少实绩。可是，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文学遗产相比，汉赋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汉贼资料皆傲见于经、史、子、集各类杂著之中，很少有专门讨论汉斌的学术论文，更没有一部专门的汉赋研究著作，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极不公平的。笔者在《汉赋研究史论》一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为汉赋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期，将明清及近代视为汉赋研究的总结与深化期，这仅仅是汉赋研究史内部的定位。倘若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汉赋研究一直处于萧条期，从来就没有兴盛过。直到今夭，学术界对汉赋的研究仍然大大落后于《诗经》、《楚辞》，也大大落后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种现象十分令人深思。下面即尝试分析一下汉赋研突遭受冷落的原因，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思考。 〔一)专门性汉斌总集的缺失 中国古代研究《诗经》、《楚辞》的著作至少有数百种之多，这固然同两部书本身的价值有关，但较早结集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考证，《诗经》早在春秋中叶就已编纂成书，经过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和《左传》、《论语》、《孟子》等早期著作的征引，《诗经》几乎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经典。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在被曲解的同时也获得了极为崇高的杜会地位，西汉初年就出现了《毛诗故训传》这样的奠荃性著作，此后的著述代代转聚.浩如烟海<楚辞》最早由西汉时期的刘向编集，东汉逸即为之作注，促进了它的流传。《楚辞》虽然未被列人经书，但后人亦往往称(离骚》为经，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它的经典地位。自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目录学著作都将楚辞类著述列为集部之首，俨然已成为集部书的奔祖。汉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尽管西汉赋得到了刘向的编集与分类，但在刘向等人的心日中，这些当代的文学作品实在与先奈薯述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对于《诗经》、《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前代典籍，刘向等人皆广搜异本.审定篇目。编排次序。撰为书录，至今仍有若干种书录流传下来。而对于近千篇汉赋，却不知当时的整理情况如何，或许有些当代赋尚未广泛传播，不需搜罗异本进行校勘，故至今未见有相关记载;或许刘向等人未能为每一家赋都撰写书录，我们今天连一篇完整的汉赋叙录都见不到。更重要的是，刘向这次编录汉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清点和保存，而不是传播，所以尽量求全、总数竟达压坷刃余篇。一般人读不到这批深藏于秘府的典籍，即使有人能读到、也很难下手对如此数旦的汉赋文献进行研究。这些赋在王莽之乱中灰飞烟灭，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倘若刘向等效法周代乐官编辑《诗经)的举措，从近千篇汉斌中精选百篇汇为一集，或许更能促进汉赋名篇的保存、研究和传播。1993年从连云港尹湾汉基中出土的《神乌赋》，很可能为刘向所未见，但的确是一篇极为优秀的作品。所以，专门性汉赋总集‘这里指的是精选的汉赋名篇的汇集)的缺失使得大盘优秀的汉赋作品得不到保护而佚失，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因缺少一部权威的研究底本而变得惨淡、箫条。相反，汉代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成就一般的文学作品.却因依附《楚辞)得以流传至今并充分研究，这不是很有力的证据吗?所以，刘向对《楚辞》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汉赋. 据《隋书·经籍志》，晋人编辑过《五都斌》，南北朝时刘义宗、刘或、谢灵运、崔浩等皆编过《赋集》，惜皆散佚。幸好有萧统编辑的《文选》流传至今.今存汉娥名篇大都依赖《文选》而保存，后人对汉赋的研究也大都依附于“文选学”而存在。《文选，斌》实际成了一郁战国至南朝的名赋选本.也从某种程度上行使了汉赋文学总集的叭能。这是汉赋的幸运，也是汉赋的不幸。汉斌研究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也许就与这段曲折的历史有关。 (二)濡家文艺观的晴形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一直处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之下，汉贼也不例外。汉代的学者并不使用曲解(诗经》的方法来曲解汉赋，但他们却借用了“诗经学‘的美刺理论，建构了著名的汉赋讽谏说。即:权赋必须像《诗经)那样，承担起劝导君王戒奢从俭或颂扬圣德、移风易俗的政治功能，否则便是没有价值的作品。扬雄正是对汉峨的社会作用有着过高的期望，所以他一且发现自己的斌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便愤而倒戈，甚至唾弃这种文艺形式。其他学者也以讽谏为准绳，批评汉赋.不能处定是非，排然否之实”，.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篇》)，是刹才之小者”，不能“匡理国政”(蔡琶《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等等。擂家的政教功利的汉赋观，使得一些思想正统的文人对于汉赋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降至宋代，濡家思想又发展到了理学阶段，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文人不仅否定汉嗽的价值，而且进而抨击汉代赋家的人格，邹浩、显说之、吴子良、郑樵、林亦之、朱熹、李样、黄楼防、魏庆之、黄震、章如愚等皆有过激的言论。千是，政教功利的汉赋观又和道德批评的学术思潮搅和在一起，对汉赋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影响所及，一直到清代。如清陆陇其在《松阳讲义》卷s中说:“汉武崇奖一司马相如，唐明皇果奖一李自，不知坏了多少风气沪在这种畸形的儒家文艺观的支配下，许多文人只知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斌未能起到很好的讽谏作用，而忽视了他们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看不到他们在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征途中所曾发挥过的重大作用。汉赋常常被摒弃于研究视野之外，自然会受到长期的冷落。(三)汉斌自身的弱点 汉赋的篇幅往往比《诗经)、《楚辞》、《孟子》、《庄子》中的作品更长，描写事物更为精细，也更为全面，这本来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汉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性灵。尽管有贸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张衡《归田赋》等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在今存的火部分汉赋作品中.我们唇不到作家的个性。也看不到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悄韵。《天子游猎赋》中的天子，不过是司马相如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赋中的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也仅仅是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表，他们都缺乏生动可感、血肉丰满的个性，因而与读者十分隔膜，难以产生共鸣。《长杨)、《羽猎》、《两都》、《二京》亦大致如此。其次，汉赋的语盲有些雕琢，读来不移顺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传诵。战国和西汉前期赋较好，语言比较贴近生活.甚至还有俗文学的痕迹。但自扬雄以后，则好用古文奇宇，以炫其才博.读者苦其难读，往往废书而叹。祝尧《古赋辨体》卷a云:“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斌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J、九矣广汉赋成为少数人才能创作，少数人才能阅读的精英文学，它的老败自然在情理之中，它在日后被束之高阁、被遗忘冷落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家，无论多么博学多才的文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或学术著述时都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命高雅，故作简深，否则便会失去大多数读者而最终被人们遗忘。汉照在两千年间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些块点并不能掩盖汉赋本身固有的价值，双赋毕竟是两汉四百年间众多文人的呕心结撰，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作为一宗包含着丰富文化内涵并且在文学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文学遗产，汉赋仍然值得我们去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摘自《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作者 宗凡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赋的来源“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编辑本段]汉赋的主要代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贾谊：《鵩鸟赋》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王褒：《洞箫赋》班婕妤：《自悼赋》刘向：《九叹》刘歆：《遂初赋》班固：《两都赋》班彪：《北征赋》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汉赋的体式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诗和赋的区别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阶段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初级社工社会工作实务孙江涛讲的好，考学考证创作的有声书作品2022年初级社会工作者|初级社工|实务|精讲班|孙江涛

禁毒宣传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辆禁毒车，是向我们宣传禁毒知识的。同学们都非常好奇的跑过去看了。之前，我们都只是含糊的知道“毒品”，其实根本不懂毒品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总算是见到了。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毒品可分：大麻、冰毒、K粉、摇头丸等等，好多种。通过这次的宣传活动，我才真正了解了毒品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毒品不仅严重伤害了吸食它的人的身心健康，还危害到了整个社会的治安和家庭的幸福。可以说，人一旦和毒品接触了，那就完了。通过这次的禁毒宣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深刻的道理，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吃人的恶魔—-毒品。全社会都应该提倡“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来号召全人类共同抵御毒品的侵害。最后，让我们记住每年的6月26日，因为这天是“国际禁毒日”，由此可见，它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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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在我们眼中“爱”这个神圣而又纯洁的感情，而在吸毒者的眼里却是一个发财的工具，一个利用友爱，父爱，母爱谋取金钱的工具。曾经一位戒毒者在接受访问，回想他当初吸毒的情形时说：“当初我在家也曾经想戒毒，但是毒隐一旦上来了就什么也不想了。只想着怎么弄到毒品。”并且他说吸毒者六亲不认，为了有足够的钱来买毒品，说谎、打劫、杀人……只要是能够获得钱的方法吸毒者都会用。因为此时的吸毒者已经抛下了自尊，他们的脑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钱买毒管他会不会被抓。”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吸毒，他的儿子患病没钱治疗去世了；他的妻子因为心中感到悲愤而自杀，吸毒者不久也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真是一人吸毒，家破人亡。所以说，毒品碰不得。它就像是一个电脑黑客，一旦进入你的脑中，目的只有一个――控制你的思维，让原本你主宰的大脑转变为它驾驭的领地。“远离毒品，关爱未来”，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像是一口警钟。时时刻刻在你的耳边响起。提醒你那些五颜六色药丸后的隐患；提高你自我保护的意识；帮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朋友们，请珍爱自己的生命，把毒品踢出这个将要被污染的地球。贩卖毒品的人，请你们自重，。世界上的职业千百种，别让这一种害人的“职业”毁了你们的将来，觉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