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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养老机构中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这个概念还比较陌生，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也相对较弱。大家对社会工作存在两种不合理的认识：刚开始是低估甚至否认社会工作的作用，认为“做老人工作不需要专业社工，有爱心、热情和责任感就行了，社工能做的事情其他人也能做好”。在他们看来，个案咨询就是聊天，小组活动无非就是玩游戏。随着对社会工作的了解不断深入，有一部分人又过高地估计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把社会工作者看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不管什么问题、多么严重的个案都认为社工能“搞定”。面对这两种不合理的评价，社工没有必要去辩解，唯一应做的就是用行动证明专业和价值。帮助新入院的老人适应机构生活是社工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新入住老人入院后，会面临生活环境、生活规律、交往方式等情况的改变。这时，社工要及时地跟进，为他们提供适应情况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和老人的不同需求分别予以处理，从而帮助老人尽快地了解和熟悉老人院的生活，为新入住老人提供社会支持。此外，对有心理、情绪、行为问题的老人，社工要及时进行咨询和辅导。各养老区的工作人员将老人转介给社工后，社工会对老人的问题和需求进行预估分析，通过跟老人建立专业关系，共同制订并实施介入方案，最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介或结案。将个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社工服务中来，通过个案会议的形式，充分调动与个案相关的人员，整合各方资源，为老人提供综合照顾服务。实践证明，社会工作的介入，在解决老人入住适应困难、舍友关系不良、社会交往缺乏等方面的问题上成效显著。在养老机构中社工还可以为有共同需要和问题的老人开展社交康乐等小组活动。对于有共同需要和问题的老人，通过小组的形式，让老人在游戏和讨论中和谐共处，体验团队精神，分享和交流心得，帮助解决共同问题。如可以针对视障老人开展互助小组；针对有共同爱好的老人开展手工艺小组、读报小组、粤曲小组等社交康乐性小组活动等。同时，社工介入后，还能重视发掘老人的潜能和余热，强调老人活动要自主参与、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改变了以往养老院工作人员大包大揽的局面，让老人能够充分参与到机构生活中，增进了老人和工作人员间的沟通，促进了良好关系的建立，从而能帮助老人恢复自尊、自信，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此外，整合社会资源，为老人提供义工服务也是养老机构社工的一项特别工作。社会上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很热衷于来老人院为老人提供服务，他们是老人院可利用的宝贵资源。社工首先要充当组织者，通过主动联系，同机构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通过需求和能力评估，为义工和老人进行互助组合。其次，社工可发挥培训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协助老人接纳义工服务，并对义工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学会与各种老人沟通的方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老人的基本资料以及开展服务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等。可能的话，可以建立起一套义工管理的规范，包括义工的申请、登记、培训、督导和奖励等，从而初步形成社工、义工的联动机制。（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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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之时，朱元璋即下诏曰：“诏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一丁侍养，与免杂泛差役。”（《大明会典·卷八十》）意思很简单，假如你家里有70岁以上老人，国家就免除这个家庭一人的差役。如此以来，就能让家里多出来的这个人能够从事其他劳作，继而多赚一点财物用以奉养家里的老人。朱元璋当过普通老百姓，他知道农耕时代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全靠土地的收成，因此，养老政策的制定还要从土地上做文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渐渐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光靠子女种田来抚养老人的效果并不很好，假如某年某地收成不好，那多余出来干活这个人也没办法，只能跟着一块饿肚子。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又下旨：“今特命有司存问于高年，恤鳏寡孤独者必得其所，笃废残疾者收入孤老，岁给所用，使得终天年。”（《明实录太祖实录》）意思是假如有残疾、孤寡、独身这样的老人，政府就负责赡养。这条政策就比较直接的确定了对于养老政策的“兜底”措施，类似于今天养老政策中对于农村独身老人的各种政策。而在这条政策之后，又制定了两条重要的补充政策。第一条是定期给老人发放米、粮、丝绸、棉絮这些生活物资，第二条是修建养老院，所需资金全部由朝廷出资。如果说之前历朝历代大都是以“孝义”为道德约束作为基准，那么这几项政策的颁布，尤其是养老院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古代的社会养老正式成为体系。与此同时，政府在关心完老百姓后，对“公务员”们制定了相应政策：凡官员父母年七十以上，许令移亲就禄侍养。父母七十以上的人，如果还在外地工作，就可以回家乡去了。不仅如此，明朝还像今天一样，对养老体系建立了相应的监管部门。这是因为当时政策制定之初，不少地方官员借此虚报名额，用逝者的身份领取福利。还有的官吏修改家人年龄，领取福利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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