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社会工作者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是家中的长子。他父亲是个牧师，因此一家人经常搬家，几乎住遍了安大略省的每一个小镇。白求恩的祖父是个外科医生，受其影响，小亨利从8岁起就开始对医学感兴趣，并决心长大也做一名外科医生。他把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并从那时起要求大家不叫他"亨利"，也叫他"诺尔曼"。 后来，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开始学医。为了支付大学的学费，他做过侍者、消防队员、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夜校教师等。1915年，他报名去法国战场当了一名担架员，但由于受重伤被送回家。伤愈后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于191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18年，白求恩参加了英国海军，成为上尉军衔的外科医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遇见了弗朗西斯·佩尼，一个比他小11岁的苏格兰姑娘。他们相爱了，并很快结了婚。婚后，白求恩在妻子伴随下在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游学，继续钻研医术。1926年，他们前往美国底特律，在那里，白求恩开始行医。 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被宣告了"死刑"的白求恩不得不离开底特律，回家乡疗养。正当白求恩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新方法---"人工气胸"疗法救了他。 1929年1月，病愈的白求恩来到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阿驰柏尔德医生门下深造。从1929到1936年间，是白求恩在医学上卓有建树的时期，他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包括肋骨剥离器在内的许多医疗器械直到今天仍然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中。此外，他还发表了14篇胸外科方面的学术论文。1934年，白求恩成为魁北克一家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师。 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39岁的白求恩已经是世界知名的胸外科医生，而且是加拿大收入最高的医生之一。然而，当西班牙民主援助委员会向他发出邀请，请他领导设在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机构时，尽管接受邀请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白求恩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在西班牙，他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在战场上，他对输血进行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流动医疗车，它可以储备为500个人进行包扎和做100个手术所需的药品和器械。 医改倡导者白求恩 在底特律行医期间，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已经让白求恩开始厌恶医疗制度的不平等。很多需要救治的穷人因为没有钱，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或延误治疗。白求恩在底特律医疗社团里大声疾呼，批评当时的医疗制度。但是，社团的其他成员并不赞同他的意见。 193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医术对救助穷人的局限性，"我们是医生，无法改变使人感染疾病的外部环境。贫穷、饥饿、卫生条件差、长时间的劳作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考虑的问题。" 白求恩提出了建立全面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建议，希望加拿大能够改革医疗制度。他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不仅是医学经济学的问题。医疗制度必须被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提供医疗保障的最好的形式是改变经济体制，消除无知、贫穷和失业。" 白求恩是加拿大第一个提出建立公共医疗制度的人，但在当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白求恩尽自己所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出了努力。1936年，白求恩创立了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障组织，它由100名医生、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组成，为最需要医疗救助的人提供帮助。 艺术品商人白求恩 从大学开始，白求恩对油画、雕塑和素描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英国海军当军医期间，他发现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艺术品差价很大，于是当一战结束、他从英国海军退役后，颇有经营头脑的白求恩就来到欧洲大陆开始做艺术品生意。 他联合了经销商和商店，在法国以较便宜的价格购进艺术品，带到英国卖出，赚取利润。他在艺术品生意上赚了不少钱，这些钱支持他在欧洲继续游学，钻研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医术。 1935年3月，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行医时，发现当地很多报纸在文章中频繁使用一些新名词，很多人不解其意。于是他开始撰写"读报人的字典---每日读报指南"(100个新词的定义)。在这本后来没能写完的书里，他试图定义一些新词，如"独裁"、"民主"、"法西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帮助一般读者阅报。 白求恩甚至同另外两位加拿大艺术家弗里兹·布兰德纳和马里奥·斯科特一起，用他自己的房子做校舍，创立过一所免费的儿童艺术学校---"蒙特利尔儿童艺术学校"。 散文家白求恩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初，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支援前线抗击日寇的军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前线缺医少药，而且急需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医疗队最初有3人，另外两人是理查德·布朗医生和琼·尤恩护士。他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各自带领一批人分头前往河北、山西根据地。 在奔波于中国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总是在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工作之余，挤时间写战地医疗手记。战火中写就的这些散文，短则数百字，长则千字，文笔优美，洋溢着情感和灵性，在他逝世后被人们收集起来，竟有几大本。 白求恩在抗战前线所写的这些手记，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表达对战争、人性、生命等问题的认识，其尖锐和深刻的程度决不逊色于职业作家。 "人类的敌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额头上刻有符号吗？能否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会的。相反，他们也是可以获得尊重的人……如果他们的钱多得用不完，他们也支持个人和公家的慈善事业。他们也给大学捐款。他们对家人也是充满柔情蜜意。他们服从法律，他们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迹象上认清这些先生的。一旦有人要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内心中的那个野兽就会怒吼扑腾。他们就会变得冷酷无情，疯子一般地猖狂，刽子手一样毫无怜悯。只要人类坚持进步，这种人就必须被消灭。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这个世界就得不到一刻安宁。正是这些人让这个世界遍体鳞伤。" 1939年11月12日，河北唐县黄石村，白求恩因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划破手指，感染破伤风而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把自己的马靴和裤子送给了八路军的一位干部，手术器械则分给了朝夕相处的中国医生。他还给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告别信："在中国的最后两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我有时也感到孤单，但我却在最亲爱的同志们中间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勉强能挣扎着坐起来的时候，白求恩仍挥笔记录下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他对自己行医生涯中的全部思考和感悟的最精辟的总结： "人体多么优美，器官多么精巧完善！他们的运动精确无误，非常驯服，非常自豪和强壮。当人被撕碎的时候，它们一下变得非常可怕。生命的小火焰一点点地弱下去，最后闪烁一下，终于完全熄灭，就像蜡烛一样燃尽，无声地、轻轻地。它对剿灭生命的人进行了抗争，但最终又屈服了。它呼叫过，但还是沉默了。" 忠贞的爱人白求恩 白求恩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同样感人至深。 当白求恩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时，他的妻子弗朗西斯要求陪伴在他身边。但白求恩坚决要求同妻子离婚，并把她送回了苏格兰。因为这种病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他决定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死亡，不想因此拖累弗朗西斯。 离婚后，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很密切。几年后，白求恩借助当时还处在实验阶段的"人工气胸"疗法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终究没有复合。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离开加拿大来到中国。在战地恶劣的条件下，他仍坚持给弗朗西斯写信。在一封信中，他说："在一个充满谋杀和腐败的社会里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不会宽恕那些贪婪的人对别人发动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争是同样性质的。我来中国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最需要我，我在这里也最有用。" 临终之际，白求恩在遗嘱中所提的惟一要求，就是希望给妻子(其实是前妻)一些经济补偿。他写道："对于她，我始终是应该负责任的。"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白求恩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加拿大并不被当作一位英雄。直到1973年，加拿大政府才买下了位于格雷文赫斯特的白求恩故居，建成了白求恩纪念馆，以纪念他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黄端云是在1932年出生的

曾纪鑫： 中国著名散文家，学者，历史学家，编剧。（1963-）湖北公安县人，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后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即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及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编剧，2003年作为重点人才引入厦门市工作，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公安三袁研究院顾问。现已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若干，出版个人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作品被一百多种报刊、选集选载、连载，数百家媒体评论、介绍，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公安——黄石生命的流向……公安。黄石。武汉。厦门。曾纪鑫用40年光阴，走过四座城市（县），完成了人生四次飞跃。45岁的曾纪鑫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背后，源于他对故乡那段“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泥泞道路的苦涩记忆——从家门口到集镇郑公渡，有一段约十里长的土路，一旦遇雨，就得打赤脚，或是穿着深筒雨靴艰难前行。这条土路，也是他以故乡为原点，通向外面广阔世界的必经之路。曾纪鑫的老家位于湘鄂交界处一个名叫胡家坪的偏僻而闭塞的村庄（合村并组后更名为新港村），这里民风纯朴，荆楚文化浓郁。他念书早，小学跳了一级，1977年，14岁的他高中毕业回村务农。艰辛劳作之余，他没有放弃读书。千百年来的民风乡俗让他立志做一个有出息的文化人。一年后，他当上民办教师。18岁那年，曾纪鑫考上公安县师范学校，从此离开了故乡。师范毕业后，曾纪鑫并未止步，而是更加痴迷于书的世界。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学梦。1988年，他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攻读本科。他发奋写作，在大学期间，结出了文学上第一枚果实——诗集《生命流向荒野》。这本书虽小，但在曾纪鑫眼里很大，它浸淫着他人生之初的光荣与梦想。因不俗的创作成绩与实力，从湖北师范学院毕业后，曾纪鑫成为黄石市文化系统的一名专业创作员。黄石——武汉没有终点的涅……执著，勤奋，是曾纪鑫的文学创作留给黄石文友们的一致印象。冶钢作家邓正清是黄石较早接触曾纪鑫的人，他介绍，曾纪鑫刚到黄石市文化系统上班，住在原工人电影院后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前面是闹哄哄的录像放映厅，后面是一条下水道。室内阴暗潮湿，即使大白天，也有硕大的老鼠从下水道跑出，窜进屋后走廊“大摇大摆”地“散步”，干扰他的生活与创作。曾纪鑫忍无可忍，不得不花上一些时间与老鼠“周旋”。这段有趣的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中篇小说《老鼠漫话》（《长江日报》以《人鼠之战》为名连载，后被网络广为转载）。只因心中有梦，再苦再难的日子，他也过得从容不迫，有滋有味。一个初冬的清晨，邓正清来到这间冷飕飕的平房，看到曾纪鑫一脸疲惫地坐在书桌前。冷不冷？邓正清关心地问。一点也不冷，曾纪鑫答道。满腔的创作激情，让他忘了身居陋室的寒冷与孤独。老邓不知道，曾纪鑫蜷着身子，呵着手，写了一个通宵。散乱的稿纸堆在一旁，厚厚的一大沓。曾纪鑫养成了晚上写作的习惯，一拿起笔便到深夜一两点，熬通宵也是家常便饭。熟悉他的文友都知道，上午他睡觉不去打扰，有事下午去找。创作离不开火热的生活。通过邓正清的关系，1991年，曾纪鑫来到大冶钢厂轧钢分厂体验生活。他戴着头盔，穿着工作服，与轧钢工人一起挥汗如雨，看钢花飞溅如流星赶月，听机器轰鸣如雷声隆隆。深切的感悟，使他的笔触越来越深沉，作品越写越厚实。199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曾纪鑫，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世纪末的诱惑》（更名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经常熬夜，他显得十分瘦弱，可他每天精神饱满，经常像个侠客，游走在黄石街头，捕捉创作灵感，更多的时候，是逛书店或书摊。一次，他与邓正清逛到马家嘴一书店，翻着翻着，他一拍大腿，高兴得叫了起来：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邓歪头一看，是本破旧的清末海军资料。这是一本什么好书？老邓深感疑惑，可曾纪鑫却如获至宝。那些年，他几乎逛遍了黄石大大小小的书店，每次回宿舍，总是拎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放着几本书。他从小就购书成癖，在黄石工作时，他通过朋友的关系搭乘一艘开往上海的货船，将20多麻袋的书从公安县运到黄石。在黄石、武汉学习工作的15年间，更是大量购书，以致后来举家搬迁厦门，不得不租用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专门运书。到厦门后，搬家公司的工人前来搬运时，不由得感叹道：给人搬了一辈子家，包括那些大学教授，还从没搬过这么多的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曾纪鑫的创作领域越来越宽，小说、诗歌、歌词、戏剧、报告文学等均有建树。那些年黄石市举办的大型文艺汇演，许多原创节目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因此荣获黄石市市政府颁发的“黄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证书。因工作需要，曾纪鑫创作了不少舞台剧本，如大型话剧《永远的船》《吕不韦》《土地无边》《挡不住的诱惑》《青铜九鼎》，大型戏曲《萧何落难》等近十部，它们大都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奖励，其中《土地无边》在《新剧本》杂志发表后，收入中央戏剧学院编的《剧本选》，作为大学戏剧专业的参考剧目；《新剧本》杂志制作网站，全国共有30位剧作家入选“剧作家精品库”，曾纪鑫便位列其中；他出版的文化论著《没有终点的涅 ·中国戏剧发展与反思》，成为戏剧研究人员的案头参考书被大量引用。正如《没有终点的涅 》书名所言，曾纪鑫供职于黄石文化系统的7年间，如一只涅 的凤凰，等待重生。武汉——厦门拨动历史的转盘……1997年，曾纪鑫从黄石市调到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任专业作家、编剧，踏上了人生重要的创作征程。虽在武汉工作，但家在黄石，因不需要坐班，曾纪鑫大多时间仍呆在黄石写作。读万卷书的同时，他没有闭门写作，而是走出书斋开始行万里路。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行走湖北，他捧出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此书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同一书系，是一部描写湖北地域文化的散文力作，至今仍是一个标高，尚没有一部新的描写湖北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2004年，《千秋家国梦》被列入“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再版，该文库被誉为中国散文史上突破性的“鸿篇巨制”，具有大背景、大思考、大情怀、大手笔等特点。这本书标志着曾纪鑫的创作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随后，一部部浸润着荆楚风韵的厚重之作频频问世，如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等。特别是《楚庄纪事》，以一个古老的名叫楚庄的农村为舞台，以赵、钱两个家族的生活轨迹和历史恩怨的起始与终结为主线，在上下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展开故事，真实地描绘了荆楚地区的沉重历史、复杂现实、传统文化与风俗民情。《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这两部以荆楚大地为背景的小说曾入选建国以来唯一遴选长篇作品的专业期刊《长篇小说选刊》。2001年，他推出了文化历史散文《拨动历史的转盘》，中央电视台原“读书时间”栏目、《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全国数十家媒体纷纷评论介绍，《杂文选刊》以“著名作家畅销随笔散文”名义作为2004年全年推荐邮售书籍，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繁体字版。最让曾纪鑫铭记和感动的，是一位位陌生读者对他的信任与重托，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创作上更加精益求益。2000年11月的一天上午，曾纪鑫收到一封印刷品邮件。拆开一看，竟是他自己的《千秋家国梦》。原来是江苏常州市一位名叫汪一芳的读者寄来的，内附一封信，信中写道：“近日，我有幸拜读了您的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眼界大开，获益匪浅。那真是一本适宜于雨天细细品味的著作。沏一杯淡茶，坐于窗前，书卷在手，常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读书余暇，注视着窗外的雨帘，思绪在您营建的大历史时空隧道内任意飞翔，这种感觉太好了！遥想您举重若轻的风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动念托付鸿雁，奉上尊著，恭请题词……”读者的真诚与期待深深地打动了曾纪鑫，他马上在书的扉页签名题词，挂号寄出。年底，曾纪鑫收到汪一芳寄来的贺年片，并希望读到他的新作。《拨动历史的转盘》出版后，曾纪鑫主动给汪一芳寄赠了一本。不久，便收到回信，对方在肯定之余，对相关问题也提出了商榷，并附有一份错别字校勘表。那些错字别字，有的是校对问题，还有几处则是曾纪鑫与出版社编辑都没有留意到的。于是，曾纪鑫以汪一芳提供的校勘表为“蓝本”，并根据其他读者的来信及指正，认真地弄了一张该书的校勘表，再版时予以订正。像汪一芳这样许许多多的热心读者，给曾纪鑫的创作注入了一股永不消逝的激情与活力。他时刻不敢放松自己，不断充电，不断创作。他创作的作品除文化散文外，还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作品，不同的体裁拥有的读者群及读者层次有所不同，于是，曾纪鑫常惴惴不安，担心部分读者的“偏食”导致对其作品的“非议”与“非难”。调到厦门后，曾纪鑫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读者打来的电话，问他出版了哪些作品，他要一一购买。虽然担心读者“偏食”，也只得一一相告，因热切地期待着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与反馈，曾纪鑫问清了这位忠实读者的单位与姓名，他是湖北某县政协主席章先友先生。在梳理剔抉历史的同时，曾纪鑫也拨动了自己的历史转盘。2003年，他作为重点人才被引进到厦门市工作，举家定居在风景秀丽、享有海上花园之称的特区厦门。厦门——全国永远的驿站……行走在八闽大地，沐浴着近海文化，曾纪鑫的足迹使滞重的历史河流越来越鲜活欢畅起来。2006年，他捧出入闽后的第一部作品——文化散文《永远的驿站》，这也是第一部描写福建地域文化的系列散文，一问世便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同年8月26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厦门市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福建地域文化散文《永远的驿站》暨曾纪鑫作品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台湾、澳门及福建本地的30多位文艺界领导、作家、专家、学者等参与研讨，不拘一格的精彩发言和碰撞交融的思想观点，使得这个作品研讨会成为厦门文艺界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盛会。与会者达成共识：《永远的驿站》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人文胸怀，纵横捭阖的艺术技巧，流畅激情的艺术语言，以及跳出福建看福建的独特视角，给读者奉献了一部福建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具有开创意义的同时，可以预见，此书的出版必将推动福建地域文化的创作与研究，使福建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风俗与民情为海内外更多的人们认识与了解。站在特区前沿，回想走过的四座城市（县），曾纪鑫感觉都是自己创作的驿站，他永远欣赏并实践的是“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期间，他有多次从政的机会，都一一婉拒了。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是，又尽其所能地超越琐碎，超越平庸，时时关注社会与人生、历史与未来，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所思所想加以提炼，融于笔端，形成文字，变成作品——这，便是曾纪鑫理想的人生状态。行走、体验、思索，读书、写书，已成为他独特的生存、生活方式。入闽后的曾纪鑫，文化散文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打通了文学、历史与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与通道，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最重要的收获”。2006年，曾纪鑫描述、反思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散文《历史的刀锋》出版，著名作家、学者胡平先生评价道：“该书融历史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睿智于一体，是中国文坛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纵横捭阖的大气之作。”曾纪鑫在长期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新的文化散文《千古大变局》。他先授权在《百家讲坛》杂志独家部分连载，多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最后选定当下势头正旺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月，该书刚一出版，即好评如潮，100多家媒体评论介绍，很快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共10本），并被韩国一家版权贸易公司看中，将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发行。被誉为“中国演说泰斗”的李燕杰对《历史的刀锋》与《千古大变局》也推崇有加，他致函曾纪鑫道：“我有幸在北京联合书城买到您两本大作：《历史的刀锋》和《千古大变局》，拜读之后受益颇多。这是两本诗与史相结合的智慧精品，应向全国青年人推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迪与教益……我虽然年近八旬，仍能从书中感受到这两本书如两座高峰比肩相接，高耸入云，有大智大美。” 曾纪鑫以长篇小说冲锋，以戏剧立身，以文化散文扬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叙事风格，在中国文学界名声日隆，令人期待。

张海迪、吴运铎、霍金、史铁生张海迪(zhāng hāi dí)，女， 1955 年秋天生于济南，汉族，哲学硕士，中共党员，山东省创作协会一级作家，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海迪 5 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胸以下全部瘫痪，是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没有进过学校的她，童年时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 15 岁时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她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1983 年，海迪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执着地为文学而战，至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翻译作品《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她的作品在社会上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很强的反响，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得奖状况1992 年中国作协庄重文学奖； 1994 年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奖长篇小说一等奖； 1997 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1998 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和“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 1998 年全国第二届奋发文明进步奖图书奖和个人特别奖； 1999 年全国第三届优秀妇女读物奖； 1999 年全国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 2002 年10月长篇小说《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了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 2002 年 12 月《绝顶》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 2003 年 10 月《绝顶》获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 2003 年 12 月《绝顶》获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 2003 年 12 月《绝顶》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2003 年 12 月《绝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坚持不屈1991 年张海迪在做过癌症手术后，继续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她开始学习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 1993 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张海迪以自身的勇气证实着生命的力量，正像她所说的“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样，我把艰苦的探询本身当作真正的幸福。”她以克服自身障碍的精神为残疾人进入知识的海洋开拓了一条道路。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她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近年来，她为下乡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贫困和残疾儿童治病读书，还为灾区和孩子们捐款，捐献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她还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海迪曾三次应邀出访过日本、韩国，举办演讲音乐会，她的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也鼓舞着不同民族的人民。 1995 年，她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7 年被日本 NHK 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荣誉称号张海迪先后被授于各种荣誉称号：1981 年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1982 年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称号；1982 年获聊城地区“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 年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1983 年山东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3 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1983 年山东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 年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1989 年中宣部授予“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称号；1990 年山东团省委授予“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1 年中国残联授予“自强模范”称号；1992 年济南市政府记大功一次；1993 年全国妇联授予“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并再次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1995 年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模范党员文艺工作者”称号；1997 年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1997 年被日本 NHK 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1 年被新华社《环球》杂志评为“环球二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世纪女性”。请向她学习张海迪曾当选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海迪在本职岗位和社会工作中自强不息，以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品格服务社会，奉献人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典型。她是中国一代青年的骄傲，也是中国残疾人的杰出代表。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1991 年张海迪在做过癌症手术后，继续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她开始学习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 1993 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张海迪以自身的勇气证实着生命的力量，正像她所说的“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样，我把艰苦的探询本身当作真正的幸福。”她以克服自身障碍的精神为残疾人进入知识的海洋开拓了一条道路。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她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近年来，她为下乡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贫困和残疾儿童治病读书，还为灾区和孩子们捐款，捐献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她还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海迪曾三次应邀出访过日本、韩国，举办演讲音乐会，她的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也鼓舞着不同民族的人民。 1995 年，她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7 年被日本 NHK 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八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为张海迪题词，表彰她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迪在本职岗位和社会工作中自强不息，以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品格服务社会，奉献人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典型。她是中国一代青年的骄傲，也是中国残疾人的杰出代表。关于快乐快乐是很难的，我们常常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张海迪更难。张海迪看上去很快乐，哪怕是在最痛的时候，她也能做出一副灿烂的笑脸。但张海迪说，她从来没有一件让她真正快乐的事。张海迪现在的身份是作家，但写作是痛苦的，她得了大面积的褥疮，骨头都露出来了，但她还在写。她又做过几次手术，手术是痛苦的，她的鼻癌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手术的，她清晰地感觉到刀把自己的鼻腔打开，针从自己皮肤穿过。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她甚至感到欣喜--终于可以解脱了。张海迪说：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但是，她却活了下来。她写小说，画油画，跳芭蕾，拍电视，唱歌，读硕士……甚至，她很喜欢香水，她活得有滋有味。主持人朱军问她，你这样坐着是不是很难受，她说，是的，非常难受，可我已经这样坐了40年了。作为政协委员，她的提案是在高校推行无障碍设施。"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张海迪说这话的时候，诗意从她身边弥漫开来。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在20世纪50年代就脍炙人口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的感人故事。它问世以来，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这本书的主人公和作者，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是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他心系兵工，为人民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淮南根据地时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是一名真正把一切献给党的人。离休之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是《劳动的开端》一文的作者。吴运铎，兵工专家。从事火炮技术研究。抗日战争中，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各种地雷、手榴弹。建国后，他主持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课题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兵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我军装备作出了贡献。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当过学徒、小职员。吴运铎八岁时随父亲流落到江西萍乡；在安源煤矿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因家境困难被迫缀学，回到湖北老家。托人求情先后在富源、源华煤矿作童工、当学徒。1938年9月，转辗到皖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组织活动。在革命队伍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并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理论。他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和厂长。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一无资料，二无材料，为了供应前方的军需，他毅然挑起了重担。在占庙中，将大殿当生产车间，配殿当修枪厂，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为研制子弹，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吴运铎只好去找代用品。想方设法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因为火柴头爆炸力太强，他就用锅灶上的烟锅子掺在一起，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难题。制造弹头的材料更加缺乏，他就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铅经不住高热，步枪有炸毁的危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工机床，他就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上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利用废钢铁，加工成各种简易的机床，装备了军工厂，突破了难题。先后发明、制造了各种地雷和手榴弹。在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军工厂修复了大量枪械。为试制各种弹药，他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在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1947年初春，吴运铎被派送到东北一个海港，留下参加建设新的军工厂，担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负责建立引信厂，兼任厂长。全国解放后，吴运铎先后任前中南兵工局副局长、二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和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并于1952—1954年在原苏联远东兵工厂进修实习。回国后，任447厂（新建火炮工厂）总工程师。此后他又从事火炮技术研究。1954—1965年间，他主持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兵工专家，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我军装备作出了贡献。吴运铎工作勤奋，生活俭朴，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本色。他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和试验场，亲自动手，与技术人员和工人起研究产品的改进，使得技术成果能迅速转化为可靠的产品，大大缩短了兵工产品的研制周期。他即使在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仍在思索着兵器的改进问题，并且不停地绘制方案草图。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运铎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政治迫害，但他始终坚持政治原则，坚持真理，同错误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青少年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时他还受聘为多所院校的名誉教授。 由于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伤残和痼疾，“文化大革命”之后吴运铎同志长期住院治疗。1991年5月2日终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一颗传奇式兵工之星从此陨落了。1917年1月17日 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1930—1938年 湖北黄石市富源煤矿机电工人。1938—1940年 新四军修械所修械工、车间主任。1940—1941年 新四军军工部三厂政指。1941—1946年 新四军二师军工所军工副部长。1946—1949年 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党委书记。1949—1950年 莫斯科克里姆林医院治伤。1950—1952年 中南兵工局厂长、副局长。1952—1953年 北京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1953—1955年 北京北新桥五局自学俄文。1955—1957年 西伯利亚57高炮厂实习。1957—1963年 447厂总工程师、一所所长。1963—1966年 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副总工程师。1966—1979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受审查。1979—1980年 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1980—1981年 修养治疗。1991年5月2日 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吴运铎小时写过劳动的开端盛赞吴运铎威风凛凛数运铎，死神屡屡擦肩过。拼将残躯酬壮志，换来神州满春色。山沟兵工慑寇倭，以身铸剑砥砺多。中国保尔人钦敬，垂范后世称楷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无数功臣英模。其中有一位军工，身负100多处伤，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就是吴运铎。当年，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生平■曾经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但都奇迹般地顽强活了过来，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自幼到安源煤矿。因父亲是矿上的记帐小职员，无法养活全家，少年吴运铎做过挑煤工，捡过煤渣。他7岁时，正值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他得以进入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宣传员。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他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风房中空气压缩机巨大的飞轮让他认识到机器的力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管机器的工人。1927年夏，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吴运铎的家庭生活也陷入绝境。1931年，他随家人迁到湖北黄石。经父亲的同事介绍，兄弟几人都进矿当了学徒，后来当了电机师傅。为了弄清机器工作的原理，吴运铎在繁重劳动间隙把车间里的一个小阁楼打扫干净，当成了“书房”兼“实验室”，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当书桌，又省吃俭用买来一些工业小丛书，学习机械知识。他还开办了讲座，把机械知识讲给工友们听。1937年，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煤矿办起了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参加了党的《新华日报》的发行站工作，每天下班后便把报纸贴出去。矿主报告警察要捉拿他，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被派到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193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吴运铎为时10年的革命战争生活中，他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为了军工事业，他的婚事一拖再拖，还主动放弃了去延安学习的机会。他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华中军械处副处长兼华东炮弹厂厂长、东北联合兵工企业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务。当年，人民军队的兵工设备简陋，加上缺乏经验，生产的危险常常不亚于作战前线。吴运铎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检修枪支实弹射击时，土造枪管突然爆炸，炸伤了他的左手。自此之后，他又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但都奇迹般地顽强活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后来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吴运铎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第三次，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他和吴屏周厂长一起检查射出去的哑火炮弹。突然，炮弹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二十院副总工程师、机械科学院副院长和顾问等职务。多年来，他经常应邀到各地做报告。1991年5月，他在北京去世。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创作，1983年和1984年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年十佳小说奖。1997年当选北京作协主席。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其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二）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张海迪说：“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给人间。”她怀着这样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学习和工作，唱出了一首生命的赞歌。“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事。”张海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0年，她15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农村生活。在农村，她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人民做事。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她发现村里缺医少药，就决心学习医疗常识和技术，用零花钱买医学书、体温表、听诊器和常用药物。她先后读完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医学书籍。学针灸时，为了体验针感，她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扎针。短短的几年，她居然成了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名医”。只要有人求医，她就热情接待。重病号不能行动，她就坐着轮椅，登门给病人扎针、送药。有一位姓耿的老大爷，因患脑血栓后遗症，6年不能说话，并瘫痪了3年，一直没治好。张海迪一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翻阅大量书籍，精心为耿大爷治疗。后来，耿大爷终于能说话了，也能走路了。这时张海迪深深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张海迪同志把为社会、为人民做事，当成最大的幸福。她的崇高精神，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愤图强，用自己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

1938年6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中国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

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

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32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第一个献了血。验过血型，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

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靠紧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联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

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大家热烈鼓掌，战地输血在中国军队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

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病人的身旁不容置否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白求恩因此被群众称赞为“群众血库”。

扩展资料：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1943年8月改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时，他曾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

直至以身殉职。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就接见了他。白求恩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到晋察翼边区的最前线，并组织医疗队在战地附近进行初步疗伤，以大量减少伤亡。

毛主席对他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切合实际的医疗设想，大加赞扬，并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但他未能立刻成行，因为他的医疗器械和大批药品还没有从西安运来。

他在延安足足等了3个星期，此期间他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医院里为病人施行了来华后的第一例手术。白求恩病逝后的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和驻地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11 月21日，晋察冀边区又举行了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中共中央致电大会表示哀悼。并在得知白求恩牺牲的信讯后。

立即成立由延安各界以滕代远、饶正锡、马海德等 8人组成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都于11月23日向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家属发了慰问电。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向白求恩大夫的家属发了慰问电，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话。

毛泽东给大会题了挽词，亲笔写了"学习白求恩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并于12月21日又写了那篇人人知晓，并"流传千古"的名篇《学习白求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