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果香
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接见时传祥。年轻时的时纯利在工作。时新春在爷爷的塑像前。人民英模:时传祥为了纪念一位普通的掏粪工人,昨天,北京崇文区龙潭公园的时传祥纪念馆开馆了。这一天,正是一句名言诞生50周年———1959年10月26日,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北京崇文区环卫工时传祥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50年来,中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掏粪工”这个工种早已成了历史。即使没有被淡忘,时传祥也日益成为一个高远而抽象的符号。上个世纪90年代,《工人日报》孙德宏写过一篇文章《寻找时传祥》,“问起时传祥,一些中学生便摇头,几位大学生也双眼漠然。”但这个人,这段故事,依然在我们集体记忆的深处。今年,时传祥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在百度上搜索,关于“时传祥”的结果有10万多个。时传祥曾感动当年国家主席的质朴精神,也感动着当下众多年轻的网友———“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50年来,时传祥的家族也在执着地坚守某种选择。时家的第二代全在环卫系统工作,老三时纯利在1990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如今是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时家的第三代、时传祥的孙女时新春也当上了环卫工人,200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家三代劳模。这个平常却又不平凡的家族,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证明:曾经根植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是怎样被延续和传承的。时传祥至死都坚信:劳动是最光荣的1975年5月19日,北京宣武医院,时传祥弥留之际,把四个子女叫到身边,说了两句话,一是“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二是“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30多年后,时纯利向记者复述这两句话时,眼圈突然红了。往事对时家的人来说,大起大落,五味杂陈。1959年时传祥与刘少奇握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掏粪工”时传祥的事迹传遍全国,崇文区环卫三队专门成立了“时传祥班”。1963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和崔月犁到“时传祥班”参加劳动,万里还自称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弟子”,消息报道后,大学生、解放军、歌唱演员……各行各业的人纷纷跑来向时传祥拜师学背粪。“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1964年,时传祥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的国庆节,时传祥被选作北京市的先进工人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和观礼团一起住进了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为观礼团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向时传祥敬了酒,朱德给他夹了菜。直到最近,时纯利见到当年参加观礼团的全国劳模、北京“背篓商店”负责人王砚香,老人还跟他话起当年,记忆犹新:“朱德委员长说,老时,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那年国庆节,时传祥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一个多月后,风云陡转。因为1959年的那次握手,时传祥跟着刘少奇遭逢厄运,成了“工贼”、“粪霸”,被各处揪斗。1971年,时传祥全家被遣送回山东齐河老家。到1972年秋天,精神和肉体上的长期折磨,令这个身高一米八几、一次能背起200多斤粪的汉子垮了。他常断断续续地念叨:“俺时传祥是个好人,不是工贼……”1973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时传祥被接回北京治病,一年零八个月后,60岁的时传祥走完了人生之路。“我姥姥常说,你爸爸遭了那么多罪,还让你们接着干这个,真是实心眼儿。”时纯利告诉记者。但他相信,“文革”中的遭遇,却未让父亲丢掉朴素的信念,时传祥至死都坚信:劳动是最光荣的。遵照他的遗愿,四个孩子都进入了环卫系统工作:老大时纯庭,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处工人;老二时俊英,崇文区环卫局三队工人;老三时纯利,北京市使馆清洁队垃圾分拣工;老四时玉华,第一清洁车辆厂统计员。时纯利:我仿佛从父亲手中接过旗帜“文革”之后,有一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来时家做客,吃完时传祥老伴做的山东名菜炸藕盒,跟四兄妹背起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们要发扬父辈的传统,如莲花一样,纯正高雅洁白无瑕……”“我仿佛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面旗帜,”时纯利说。刚当上环卫工人时,他被分配在使馆区当垃圾分拣工,每天都要分拣出好几吨垃圾,他总是抢着干最苦、最重的活,在累得实在顶不住时,他就想想父亲背着一个200多斤重的粪桶,一天要背93桶,清理出的粪便要用一辆大卡车才能拉走,与父亲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相比,自己的工作显然要轻得多。1979年,时纯利荣获北京市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89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0年,时纯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9年10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握着时纯利的手说:“小时啊,你子承父业,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时隔40年,两位国家主席与两位父子清洁工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时纯利和父亲一样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同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获得了比父亲更好的机遇,从一个垃圾分拣工,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北京市总工会的办公室里,他向记者回忆着“文革”之后,许多人对时传祥真挚的怀念。2000年,山东齐河落成了“时传祥纪念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题了馆名。李瑞环与时传祥是旧识,他还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队长时,曾与时传祥一起参加过“群英会”。“你父亲的精神是永远不倒的,”李瑞环对时纯利说,“不管到哪个时代,老百姓都需要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人奉献……”时家的第三代劳模———时传祥的孙女时新春也这样说。她是时传祥长子的女儿,1999年,她当上了环卫工人———这并不是她的主动选择,本来,她在胜利油田当采油工,但随着油田改革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她下岗了,唯一的选择,是去油田下属滨南社区刚成立的环卫绿化队。时新春第一天扫马路时碰上个熟人,对方吃惊地问:“小时,你怎么干上环卫了?”时新春一下子满脸通红,心里不是滋味,“好像犯了错误一样,回家委屈得直掉眼泪。”她告诉记者,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是时传祥的后代,“不能给时家人丢脸,得给看不起这份工作的人瞧瞧。”其他15名转岗来的女职工都走了,只有时新春没走,还接下了小区内4个厕所的清扫任务,建立了“时新春示范区”,她独创的“美国白蛾防治法”获得社区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2005年3月,时新春被授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到北京开会时,她拜访了王光美。王光美叮嘱时新春:“你是时家的第三代劳模,一定要继承‘宁愿一身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时新春:完整地了解了爷爷的故事“时传祥的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意义?”记者向时新春提出了在心中盘旋很久的疑问。刚刚当上滨南社区工会主席的她,带着记者回原来工作过的环卫绿化队,把几个年轻人推到记者眼前,“问问他们吧。”几位年轻的环卫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记者,现在的工作不好做,比如有一次,一个中年人在绿地内遛狗,环卫工人劝他把狗牵出来,这个中年人不仅不理会,还一边抚弄着狗一边说:“我家这狗比人还懂事,最起码它不乱管闲事。”“说实话,现在社会的价值标准也多元化了,有些人尊敬劳动,有些人只尊重赤裸裸的金钱。”环卫绿化队队长孙秀合说。“这些年来,我也常问自己,你得到了什么?辛苦、不被理解……但是不是什么都要讲钱,有利益才去做?如果这样,这个社会太自私了!”时新春说,直到做了环卫工,她才第一次完整地了解爷爷的故事。一本小册子《人生楷模———时传祥》,让时新春泪流满面———别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时传祥却背93桶;为了多积肥,他跳入1米多深的化粪池挖出粪便;他放弃休息日,走街串巷给困难市民修厕所、刷房子、搞卫生……“我们一人脏累,却给千百万人带来个好环境,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光荣。”时新春咀嚼着爷爷这句话的深意,探寻着工作的价值究竟来自哪里。“我后来逐渐明白了,即使有人看不起你,但你同样还收获了别的东西:经验、知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信任,这还不够吗?”人到中年,时新春最终在自己的家族血液中,触摸到了一种最朴素的信仰。“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我父亲的执着。他是吃过大苦的,14岁逃荒流落北平城郊,差点饿死,后来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又饱受压榨、盘剥和歧视。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才挺起了腰杆。他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与热爱。这是时传祥精神的来源。”时纯利告诉记者。“父亲并不是孤独而不合时宜的。”时纯利反复强调,他与那个时代一些著名劳模,比如王进喜、老孟泰等人的后代常有联系。在这些家族之中,依然保留着那个火热年代的记忆:在旧社会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下等人”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朴实无华的人性光辉被放大,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照耀着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时传祥的传奇,造就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但时家三代劳模的坚守,却始自内在的精神传统。在时家三代劳模的人生轨迹中,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久违的感动,那也是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依旧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种。(本报记者尤莼洁驻京记者廖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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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祥是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受尽苦难与翻身解放的巨大反差,更加坚定了加入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正确性。时传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是,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对清洁工人的关心,也是他干好工作的重要动力。启示之二是在如今的现代化的大都市中,掏粪工是个已经消失了的行业,但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行业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差异,也仍然会存在着苦累脏的工作,这些工作同样要有人去从事。因此,时传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也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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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以杂志为主体掀起了一股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掏粪运动”。
这一名称来源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把写揭露新闻的记者比作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埋头拿粪耙收集污物,不愿抬头看天主。在罗斯福看来,这些记者就是令人不屑的掏粪者。但是新闻界却把这一称呼视作光荣的奖赏接受下来。
“掏粪运动”是从《麦克卢尔杂志》1902年底发表的三组重要文章开始的。文章分别揭露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黑幕、圣路易斯等城市弊端、以及劳工联盟腐败的问题。
在《麦克卢尔杂志》的引导下,《人人杂志》、《柯里尔杂志》等也加入揭丑者行列。1905年以后,《柯里尔杂志》还成为继《麦》之后揭丑运动的主力。该刊在1905年和1906年发表了许多涉及经济、社会问题的文章。
“掏粪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是美国小说家辛克莱,他对食品加工业的曝光使这一运动中的经典之作。
随着一战的临近,民众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欧洲战场,“掏粪运动”逐渐衰落。尽管有些文章带有煽情主义倾向,但它在影响和引导社会方面起的巨大作用向人们展示新闻报道的功能,使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一个大声疾呼改革的时代,在美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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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粪者”指那些专门搜集并揭发名人的丑事的记者。“耙粪者”是于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登上美国舞台的。那时的改革者们正在努力推进社会改革,但是,“粑粪者”却没有将目光投向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大量报道社会的不公正、歧视等丑陋现象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们通过报纸和杂志暴露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贪污腐败。尽管“耙粪者”早期由于他们的特殊爱好而遭到批评,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公众对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关注,促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纯食品法和反托拉斯法案的通过。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是授予有这种特殊爱好的记者“耙粪者”名称的人。“耙类者”的名字取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Bunyan,1628—1688)的著作《天路历程》(Prag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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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祥先辈作为一名挑粪工,在解放前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地工作,对于这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没有一句怨言,即使在解放前遭受着非人类的待遇,也一如既往的默默地承受着。晚年时他说:“虽然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也非常脏,但是每当想到能为大家做事,得到刘主席的关心,我就非常的幸福。”我被先辈的精神震惊了,在那个如此艰难的时代,时先辈能说出这样的话,能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无畏精神。即使在物质生活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有几个人会说出对于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幸福的话,能把服务大家的信念始终牢记在自己的心中?这真的很难。现如今物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人的思想水平却一直没有提高,甚至出现了道德败坏的现象。我在想,幸福是什么?其实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有几套房产,有更多的存款才是幸福;也有的人像时传祥一样认为能为大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让别人感到快乐就是自己的幸福。
我常常提醒自己,让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幸福,或许这样我们就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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