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今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一、封面1、题目：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各项内容：四号宋体居中。二、目录1、目录：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章节条目：五号宋体。3、行距：单倍行距。三、论文题目：小一号黑体加粗居中。四、中文摘要1、摘要：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摘要内容字体：小四号宋体。3、字数：300字左右。4、行距：28磅5、关键词：四号宋体，加粗。词3-5个，每个词间空一格。五、英文摘要1、ABSTRACT：小二号TimesNewR2、内容字体：小四号TimesNewR3、单倍行距。4、Keywords：四号加粗。词3-5个，小四号TimesNewR词间空一格。六、绪论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5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七、章、节、一二三四、五级标题序号字体格式章：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节：标题小三号黑体加粗居中。一、一级标题序号标题四号黑体加粗，顶格。(一)二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顶格。三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1)四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①五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八、结束语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3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九、致谢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十、参考文献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8—10篇，五号宋体，行距：28磅。十一、附录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英文内容小四号TimesNewR单倍行距。翻译成中文字数不少于800字内容五号宋体，行距：28磅。十二、提示【页边距设置】上5cm，下5cm，左0cm，右0cm。【页码制作】视图页眉页脚自动图标集选中第X页共Y页。【28磅设置】格式段落行距固定值设置值输入28磅文字。外国文学论文范文赏析：外国文学课程应用型改革的必然性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教育服务于时代，教学制约于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高校开始扩招到本世纪初毛入学率达到20%，我国高等教育已完成了由传统精英教育向现代大众教育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以专科院校合并升格方式组建而成的地方性本科院校应运而生。在世纪前后持续扩招的10年里，这些新建地方院校与老牌院校一起，共同承担了消化新中国建立后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上世纪80年代)蕴积的高等教育重任和完成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任务的社会责任。在持续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中，他们对自身地位处境、办学目标方向、发展出路等问题未及进行准确定位思考，事实上高速发展的大众教育形势也不容思考。只需例行一年一度“打开门”，以“坐以待客”的招生方式，就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和疲于应付的工作任务。办学思路、模式无需创建和开拓，只需延续精英教育阶段“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建设综合性大学的老路。在发展历史短底子薄、地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地域封闭学缘校缘联系欠佳等不利因素下，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追求学术型大学建设目标。客观地说，在此宏大目标下，这些院校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使办学环境、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诸多现实问题也随之产生，且日渐凸显，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困扰地方院校、困扰全社会，以至制约我国大众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院校是在办学条件有限、生源质量较差情况下，走与老牌综合大学同样的学术精英人才培养之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教育活动收效甚微。教学中，一方面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教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多年不变地守着同一个培养计划同一个大纲，竭尽所能地讲授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应试教育驯化出来的课外书籍基本不看、学习基本被牵着鼻子转的学生，在高校大信息量、满堂灌的课堂上难以适应和疲于应付。应试教育阶段，学生缺乏必要的阅读和社会参与，导致常识性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阅历积累不足。加之地方院校低分录取的学生知识功底较弱的特殊问题，使以系统理论知识传授为指针的教学活动困难重重。学生对大容量高密度的知识传授难于消化和理解，与教师之间难以形成“反馈”与“互动”的良好关系。于是教师全情投入的教学就成了单边进行无人喝彩的独角戏，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传统教学模式方法、内容体系及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校情学情，造成教学和教育质量同时滑坡。一方面是在校生人数激增，给日常教学带来种种困难。人数激增，班型扩大，使课堂教学秩序难以把握，教学形式更趋于易于操作的满堂灌和一言堂，而以小班为易，曾经作为传统教学补充的研讨式、探析式、参与式教学难以坚持。另一方面是人数激增，使以拓展课堂教学和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能力的第二课堂活动难以开展。人数激增，并列班级增加，教学场所紧张。教室流动使用，学生走班，学生学习及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班级名存实亡，使第二课堂以及其它增强学生团队意识、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参与能力的校园文化活动难于组织。在这两大问题之下，最终检验学校教育成效和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毕业生的两大出口———考研和就业，均出现困局。重在理论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目标是培养理论功底扎实有学术水平的高层次人才。但如此教育之下的毕业生，首先在专业知识检验的第一道关口毕业论文(设计)中，常常照抄照搬甚至“满纸荒唐言”。之后在被看作专业知识水平终极检验的考研中，整体成绩也不理想。成功率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不能与生源质量较好又有深厚学术积淀的一本院校同日而语。而绝大多数选择毕业即择业的学生，在并不与他们所学专业、课程直接对应的职业招聘考录中言不成文、语不成体，在考查综合素质能力的面试中手足无措的现象不在少数。因此现实是，一方面是学生苦读四年毕业后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难以录用到学用相适、上岗即能工作的实用人才。更为严峻的是，现今地方性院校已经占据我国高等院校总数6/7的份额，已无可置疑成为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主体。而这些院校办学方向模糊造成的投入产出失衡、学生学用不适、校地人才供求脱节，不是个案和局部，而是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由此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院校越是在既有路线上发展扩大，越是造成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其教师在一心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的课堂上传授越多，对学生掌控越多，学生开拓创新的能力、职业综合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越是不足，越是难以逃脱“理论基本不用”“、实践基本不会”和“毕业即失业”，的魔咒。而国家，在缓解了人口压力造成的高等教育压力的同时，却把就业压力抛向了社会，造成了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同质化教育引发的地方院校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整体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管理部门到实体院校，早已形成自省自警的共识。同时也都预见到，随着生育高峰期人口完成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实际减小，我国高等教育已在蕴积新的矛盾和危机，那就是即将到来的院校间残酷的生源竞争。生源竞争将是物质基础、学术环境都相对较差的地方院校必然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那么地方院校的出路在哪里？发展图存的希望何在？应该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谋发展，在自身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中求生存。要充分领会教育行政部门“分类指导、准确定位、办出特色”的指示精神，要充分理解国家“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高等院校层级化发展思路，从中找到适合自身内情与环境的合理定位。那就是以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宗旨，以立足一方服务一方为原则，走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地域化个性化发展之路，办满足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需求的应用型大学。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课程教学的问题与地位新世纪之后，国家和教育部持续适时颁发纲领性文件，实施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2005年教高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做出了“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部署，倡导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由扩大规模向加强内涵建设的战略性转移。200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启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提出“按照‘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整体实力”的基本路线，并以明确具体的建设目标、内容和资金支持，落实高等教育从“保量”到“提质”的切实转换。紧随其后的教育部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了“高等学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定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的教育发展总体路线。到2012年教育部4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则进而明确提出了“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根据办学历史、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等，确定特色鲜明的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规格和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方针。国家层面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清晰透明，这推动了国内高等教育理论界及实践者对大众化教育深化改革、加强内涵建设，以及高等学校分类定位、层级化发展诸问题的广泛探讨，更推动了学界和实体高校对源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的“应用性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在国家继续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和新开辟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及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等政策、资金、项目、平台等支持下，对于占据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主体地位的地方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及实践的探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形成的成果结论看，刚刚建立的大众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已出现新的“结构性短缺”。首先是学科分类内部结构失调。从大的学科分类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集中在理工类和新兴应用类学科上。主要探索上述学科实验教学场地、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校地合作、产学研一体化等多种人才培养渠道的开发和建设。而既难言成果转化也难言实际应用，而一向作为提高人综合文化素养、人文素质和的传统人文社科类遭冷遇、被搁置，在“应用型”理论和实践大潮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继而在人文社科范畴内，外国文学课程所属汉语言文学及历史等传统人文类专业，因其既非“理论”也非“科学”，而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物、事件、精神、物质等成果材料的汇集梳理，且不与当前经济社会特定产业、行业直接对接，不具备“实操性”和“应用性”，从而全局失利，在方兴未艾的“应用型”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失重失语。在定位为“应用型本科”的地方院校自我绘制的“精文、强理、重应用”的发展蓝图中，文科的下行路线已十分明晰。进而在已经失重的人文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主干课外国文学又因其不具有文学及写作理论课对创作实践的先验指导性，也不具有语言课对言语文实践的经验总结性，而与中国各段代文学课一起与“应用”相关的一切断裂和绝缘。从“文科”到“人文”再到“文学”，在当前经济社会，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众高等教育中，似乎已毫无用处，丧失了安身立命的依凭。第二，是实践及理论探索的视域有所局限。统观国内相关理论成果材料和实践总结报告，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和实践主要局限在学校宏观体系建设方面，如制度保证、资金落实、项目带动、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改进等宏观因素。而对决定教育改革成败和人才培养成效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教育活动主体内容———教学层面落实问题探索不足。还局限在“合理调整专业结构”“、优化课程体系”“、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等原则意见的提出，而对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模式方法、评介考核等应用型改革与实践实操层面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实为缺位。课程改革是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国内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的奠基者潘懋元先生曾指出：“任何教育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直接面对学生的课程建设和实施过程，因此课程建设是当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环节。对于以人才培养类型作为分类标准的高校分类，最终也要落实在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因此，建设应用型本科课程是当前推进高校分类发展进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因而，在国家政策积极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院校层面应用型人才培养宏观体系构划业已就绪局面下，学科、专业、课程三级教学层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已无可退缩，它已占据大众教育改革深化最后攻坚克难的关键地位。而外国文学作为地方院校非应用类专业的主干课，也应牢固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努力探索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实践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建立应用型教学改革和实践的课程体系。这既是大众高等教育改革深化的当务之急，也是地方院校一线教师当前要完成的首要工作任务。任务重大而紧迫而，不容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