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uthern1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 《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 《庄子·外篇·骈拇第八》 《庄子·外篇·马蹄第九》 《庄子·外篇·囗箧第十》 《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 《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 《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 《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 《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庄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 《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庄子·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 《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庄子·杂篇·说剑第三十》 《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 《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比较著名的有：《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盗跖，说剑，天道，山木，寓言最著名的是：逍遥游 齐物论 大宗师 天道我最喜欢的是寓言和天道 
7篇《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 《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 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 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 以有无标题作为划分《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内七篇的篇名是《庄子》著者自拟。这样，编校整理者才能据以把它们划为“内篇”。然而从以上的分析看，这是绝难以成立的。 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宋代林希逸说：“此篇（杂篇《庚桑楚》）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日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南华真经口义·庚桑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亦认为，“杂篇多微至之语，学者取其精蕴，城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杂篇》）的确，以内容的深浅为标准来划分内篇与外、杂篇是很困难的，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相对的。《庄子》注家不时发现，外、杂篇中有不少篇、章、句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决不逊于内篇。例如陆长庚认为外篇《知北游》“所论道妙，迎出思议之表，读《南华》者，《知北游》最为肯綮。”（《南华真经副墨·知北游》）又被称道外篇《骈拇》“一部《庄子》，宗旨在此，篇”（《南华真经副墨·骈拇》）。陈深评论外篇《秋水》说：“《庄子》书有迂阔者，有荒唐者，有愤懑者，语皆未平，独此篇说义理阔大精辟，有前所未发，衍后儒所不及闻者着。”（《庄子品节·秋水》）杨慎盛赞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优”一语是“数韵调绝伦，实诸子所不及”（《庄子解》）。王夫之注解《庚桑楚》“移是”章时说。“论至此而尽其扶藏……而庄子之学尽于此矣”，认为“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庄子解·庚桑楚》）。等等。然而，细细体味也不难发觉，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又的确存在某种在境界和风韵上的差别。内篇基本上是从整体上同时显示思想高远而不险奇幽深，语言自然而无精雕巧饰，名物古朴而并不怪僻驳杂；而这些在外、杂各篇中只是在或多或少的片断章节、段句上才具有的。 宋代以前，学者一般皆以为《庄子》是在周所著，只是对《庄子》的整建者划分篇目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从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角度——“庄子盖助孔者”——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提出疑问后，接踵而来，学者从名物制度、语言风格、思想旨趣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其它各篇也提出同样的是否为庄周所作的疑问（下节将作详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这一观点同时也就用来作为划分、区别《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新标准——作者之不同。可以断定，明代就有不少的学者明确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如郑瑗说：“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并观琐育》）朱得之说：“外篇、杂篇或有闻于庄子者之所记，犹二戴之《礼》，非出一人之手。”（《庄子通义·读庄评》）焦闳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氏笔乘》）等等。在清代，王夫之、姚鼐等也持此种现点。王夫之表述得最为明确：“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庄子解·外篇》）这一观点簇拥者甚众，且由来有自，所以晚近学者视为传统观点。 当代学者以作者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判定《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对立的见解：
